回复1378楼::
　早就有人从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发现了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1960年出生的人，经历40年时间后，不但一个没有死，而且增加了77万人!如果这是真的，那末，1960年出生的人，至少有77万人具有“分身术”—— 一个人裂变成了两个人。
　　一个年度的出生人口数量，随着时间的过去而增多，这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怪事。在我们采信了普查数据的前提下，这个怪事就只有一个解释：1960年的出生人口，绝对有漏报，至少漏报了77万人，而且，这个最低限度只有在没死一个人的前提下才能成立。 自然，一个不死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即使在今天的生活水平和科技水平下，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达到百分之百的婴儿成活率，何况是在人口死亡率高达25.43‰ 的恶劣生存状态中呢!一句话，1960年出生的婴儿，死亡率最低不会低于25.43‰ ，换言之，1960年出生的婴儿，最少应有25.43‰的人在当年死去。
　　因此，可以肯定，1960年出生人口，远不止漏报77万，还有大量的出生人口被漏报。
　　200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还揭示，1961年的出生人口，同样存在一个大量漏报的问题。

孙经先对于饿死人数，也有250万，400万几个版本，并不是赞同灾情报告的100万。
http://news.takungpao.com/history/dongjian/2013-10/1962197.html

迁移不是人口损失的原因
大饥荒年代饿死人本来是一个现实问题，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大都有深刻的记忆。但作为一个个体，不可能知道全国饿死多少人，只能从国家公布的人口数据中寻找答案。恰好，1984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公布了1949年到1983年历年的人口数据（总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这些数据明显地表示：1959年到1961年全国总人口减少，死亡率上升。特别是1960年的总人口比1959年减少了1000万。按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如果将1982年的人口数据，按年龄、性别制成塔状图，22岁左右这一段有一个可怕的大缺口！这个缺口和大饥荒那几年相对应。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中，可以确认大饥荒年代有大量的人口损失（非正常死亡＋出生减少）。
然而，孙经先不承认实际上存在的人口损失。他认为，人口统计数据显示的人口损失是城乡人口迁移户口重报、虚报和以后的注销造成的。他写道：“‘大跃进’运动的发动，我国出现了从农村到市镇的人口大迁移，至少有3000万以上农村人口迁移到市镇。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重报虚报户籍人口1162万人，即这些人虽然已经迁移到市镇并办理了户籍登记手续，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原籍农村注销户籍（他们在市镇和农村同时拥有户籍）”，“在1960年到1963年间开展了大规模精简市镇人口运动，3000万以上的市镇人口被精简返回农村。在这一过程中产生漏报户籍人口数1482万人，即这些人从市镇被精简并注销户籍，但他们没有及时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成为没有户籍的人（这些人口在1965-1979年间重新登记了户籍）。”
孙经先没有提出任何事实依据，没有举出哪些地区的人口迁移中不带户口的事例，没有举出其中哪些人在“市镇和农村同时拥有户籍”。上述论断只是他自设了一些脱离实际的人口概念（“实际人口”、“户籍人口”、“虚拟人口”）以后，用貌似科学的数学计算，绕来绕去，绕出来的结论。对他的这种计算，我在《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就大饥荒年代的人口问题与孙经先商榷》一文中，已经用他的计算方法和他预设的条件做出了否定的回答，这里不再重复。
请看他对1960年人口的分析。1960年的总人口比1959年减少了1000万。这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中共党史第二卷在介绍大饥荒时采用了这个数据。注7在正常情况下，每年的出生人口多于死亡人口，所以人口有自然增长。1960年人口的死亡多于出生，人口自然增长率是负值（－4.57‰）。孙经先却认为，和1959年相比，1960年的总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多了620万！他是怎样得出这个结论呢？他对1960年的死亡率进行了“修正”。

关于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统计数据，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明确指出：“我国经常性人口统计资料，是通过公安部门的户口登记取得的。关于‘大跃进’和随后的经济困难时期的户口登记数字，长期没有公布。特别是由于这些数字中显示1960年全国人口比1959年净减1000万，所以当时把他们作为绝密资料。直到1983年，国家统计局报请国务院批准，才将这些数字列入了1983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第一次向国内外公布了1949年到1982年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的人口数字。”（李咸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载《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

六、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组1960年6月18日提交的报告中说：地委6月8日统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阳地区死亡总数436882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信阳到底饿死多少人？1960年6月的统计数是436882人”，“总死亡人数”变成了“饿死人数”。不仅如此，杨继绳2012年9月17日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的文章中又进一步把上述数据篡改为“信阳事件饿死了108万人，是中共中央、河南省委调查组现场调查的结论”。
他说的是《墓碑》中的数字。由于官员的隐瞒，随着调查的深入，信阳死亡人数不断增加。他在“逐一查证”时没有看到死亡549171这个数字，也没有看到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60年12月6日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讲的“整个死亡数字还在增加，800万人死了八分之一的样子”，他还没有看到“非正常死亡人数至少100万人，可能更多”，更没有看到《墓碑》中，中央调查组李坚、李振海花了三个月调查得出的105万的数据。
李坚说的“死亡数字”不可能是包括“正常死亡”的“总死亡人数”，这一点，李坚已向我当面说过，105万就是饿死的，他还对我说，地方官员为了减轻责任，总是把基层报上来的“饿死人数”说成是“死亡总数”。
我要肯定孙先生在总死亡人数与非正常死亡人数之间所做的区分。两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在当年记述大饥荒严重后果的调查报告中，所说的“死亡”通常就是指“非正常死亡”。孙先生如果多读几份这样的调查报告，就会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