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1386楼:
关于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统计数据，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明确指出：“我国经常性人口统计资料，是通过公安部门的户口登记取得的。关于‘大跃进’和随后的经济困难时期的户口登记数字，长期没有公布。特别是由于这些数字中显示1960年全国人口比1959年净减1000万，所以当时把他们作为绝密资料。直到1983年，国家统计局报请国务院批准，才将这些数字列入了1983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第一次向国内外公布了1949年到1982年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的人口数字。”（李咸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载《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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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于《墓碑》写作方法的简要评论
面对面的交流很重要，能够获得很多文字难于传达的重要信息，杨先生在会上不止一次强调他不是人口学家，我是在这次会上才最后把握到杨先生的写作方法。杨先生写了《墓碑》这本书，实际上主旨不在于通过搜集材料经过论证过程得出自己的结论，这是通常的论文写法，人口学家介入这个问题研究的通常模式是：从统计局发布的人口数字出发经过各种修正推导出自己的结论，但杨先生没有这么做，实际上他也不打算这么做。他虽然也使用统计局数字计算人口损失数字，但这不是他想要做的事情，他推荐了死亡3600万的数字，实际上不是他自己计算所得，而是从一些在他看来比较靠谱的专家数字取算术平均数而来。因此，反驳他的书，就不能够从这种质疑论据和论证过程来进行。他主要是通过写书罗列事实来表明政府行为对于灾荒的责任，由此推导出这个体制或者制度根本不可行。
就历朝历代的老经验来说，共同的现象是全部农业人口都要供养一部分不务农的人口，这个供养方式都依赖从农民手上转移经济剩余（价值）和粮食为代表的农产品（使用价值）。在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农民需要供养非农人口的事实没有改变，而且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民供养的非农人口数量反而大为增加，其中1952-1957年城市人口增加2100万人，1960年又比1957年多了3174万人。为此，从农民手里需要转移更多的粮食（使用价值），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趋势。首先要肯定一点，直到1980年前后中国人均粮食超过350公斤之前，全中国农民生产的粮食总量是不够全中国人口吃饱的，非农人口吃粮食哪怕数量再少也是与农民的口粮需要相矛盾的。正是因为如此，1953年秋天才搞了统购统销，应该如实地承认：统购统销一开始就是与农民的口粮需要相矛盾的，而且一直有矛盾，这个矛盾直到中国粮食总产量超过温饱线的1980年前后才结束。不过，这个矛盾在粮食减产的年份就迅速尖锐化了。
就政府对饥荒的责任而言，杨继绳先生的观点是站得住的，即便是书中这个或者那个例子被证明为不真实，这只能判别为“文风”问题——没有仔细地搜集证据和甄别材料，但是无损于他的结论——政府征购（或者说官员行为）成为农民挨饿的原因。实际上从1953年政府实行统购统销开始，粮食部系统的购销部门是唯一的一个农民之外的分配主体，农民的留粮水平与政府的征购数字是一个“互为消长”的关系——政府要得多了农民留粮就得减少，反之亦然。由于1958-1960年三年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同时城市人口急剧上升时期（三年城市人口增加3174万），政府征购数字侵占农民口粮的程度更是严重上升了，征购数字对口粮剥夺的现象就更加严重了，这个大的判断是站得住的。
我们姑且把政府的粮食部门给予一个人格化的称谓“老陈家”，这个老陈家在全国农村乡一级设有“粮站”向农民征购粮食，然后在全国城市和镇子设置粮店卖出粮食，大概情况是向大约5亿农民征购粮食然后向1亿多非农人口供应粮食，老陈家垄断收购—加工—销售的全部链条。杨先生《墓碑》的主题思想近似于这个老陈家是“陈扒皮”罪行累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杨先生的书中所列举的例子，相信在当时中国社会中间存在数千万乃至上亿量级的案例，写一本书乃至一百本书都不会出现案例重复，所以对于案例真假的质疑是无效的，书中没有搜集进来的案例还有大把。不过，单就政策执行所必需的信息成本而言，1956年农村转社之前，老陈家需要与上亿个农户打交道，而转社之后打交道的对象数量只有不到从前的三十分之一，给定搜集信息成本不变的前提，则征购负担的合理程度会相应地上升30倍以上。由于信息成本不为零，因此，政策执行对象数量的大幅度减少，就意味着政策执行准确度的相应提高。
从1953年秋后开始实施统购统销政策开始，农民家庭的全部余粮都在收获季节结束之后，由老陈家设在各地的粮站收购，这个政策执行很彻底，结果真的导致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何况当时农村已经没有了地主和富农。在统购统销政策之后，农民家庭普遍地出现口粮不足的问题，差别可能仅仅是有的饿的程度低一点，有的家庭饥饿程度高一点。在1954-1956年期间，对于那些绝对缺粮的农户，由基层政权或者合作社评定，获得稀少的“吃返销粮”的机会——从基层组织那里获得指标到粮店里平价买回粮食，这三年期间，粮食部门还有一定数量的指标供应农村的缺粮户。这三年意味着老陈家接管从前民间的救荒职能，旧社会是缺粮户向余粮户借高利贷来实现救荒职能的，这种老陈家承担救荒职能的后果也不全是正面的，因为免于高利贷的可怕威胁，费孝通发现从前极度节俭的江村农民变得大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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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由民政部与国家统计局合编的《中国灾情报告》第267页记载了有关的统计数据：
　　1959-1961年饥荒情况
　　时间 营养性疾病 卖儿送女 非正常死亡
　　1959 302万 518 17853
　　1960 474万 10688 374890
　　1961 3039万 666000 647010
　　合计 10397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