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1386楼:
迁移不是人口损失的原因
大饥荒年代饿死人本来是一个现实问题，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大都有深刻的记忆。但作为一个个体，不可能知道全国饿死多少人，只能从国家公布的人口数据中寻找答案。恰好，1984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公布了1949年到1983年历年的人口数据（总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这些数据明显地表示：1959年到1961年全国总人口减少，死亡率上升。特别是1960年的总人口比1959年减少了1000万。按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如果将1982年的人口数据，按年龄、性别制成塔状图，22岁左右这一段有一个可怕的大缺口！这个缺口和大饥荒那几年相对应。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中，可以确认大饥荒年代有大量的人口损失（非正常死亡＋出生减少）。
然而，孙经先不承认实际上存在的人口损失。他认为，人口统计数据显示的人口损失是城乡人口迁移户口重报、虚报和以后的注销造成的。他写道：“‘大跃进’运动的发动，我国出现了从农村到市镇的人口大迁移，至少有3000万以上农村人口迁移到市镇。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重报虚报户籍人口1162万人，即这些人虽然已经迁移到市镇并办理了户籍登记手续，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原籍农村注销户籍（他们在市镇和农村同时拥有户籍）”，“在1960年到1963年间开展了大规模精简市镇人口运动，3000万以上的市镇人口被精简返回农村。在这一过程中产生漏报户籍人口数1482万人，即这些人从市镇被精简并注销户籍，但他们没有及时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成为没有户籍的人（这些人口在1965-1979年间重新登记了户籍）。”
孙经先没有提出任何事实依据，没有举出哪些地区的人口迁移中不带户口的事例，没有举出其中哪些人在“市镇和农村同时拥有户籍”。上述论断只是他自设了一些脱离实际的人口概念（“实际人口”、“户籍人口”、“虚拟人口”）以后，用貌似科学的数学计算，绕来绕去，绕出来的结论。对他的这种计算，我在《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就大饥荒年代的人口问题与孙经先商榷》一文中，已经用他的计算方法和他预设的条件做出了否定的回答，这里不再重复。
请看他对1960年人口的分析。1960年的总人口比1959年减少了1000万。这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中共党史第二卷在介绍大饥荒时采用了这个数据。注7在正常情况下，每年的出生人口多于死亡人口，所以人口有自然增长。1960年人口的死亡多于出生，人口自然增长率是负值（－4.57‰）。孙经先却认为，和1959年相比，1960年的总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多了620万！他是怎样得出这个结论呢？他对1960年的死亡率进行了“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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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华工会议上的继续争论过程
在今年7月华工举行的三天会期内，原本的主题是要回溯集体农业时代的土地制度问题，但是，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话题明显受到大家的热捧。差不多一半的时间，大家都就这个话题发言。
今天回顾，所有海内外的大饥荒与人口研究，都肇源于1983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数字，这个发布的数字中间，1960年比1959年人口整整少了一千万。全部的研究热情，都是由这个少了一千万的数字所激发的。
孙经先先生原本是一个数学教授，不了解也不关心人口问题的争论，迟至2011年才介入这个问题的研究。他首先不是作为专家而是作为网友身份发言的，最初的研究成果是发表在乌有之乡网站上的，后来乌有之乡被党内普世派官员勒令关闭，孙先生的研究成果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地方发表。
作为一个数学教授介入人口问题研究，孙先生做出了两大贡献：第一个贡献是揭穿了蒋正华编造的假数学模型，按照孙先生的批阅，蒋正华的模型有很多常识错误，实际上不能成立也不能够据以进行计算；第二个贡献是：所有研究者都是从人口数字减少一千万出发去激发自己的学术想象力的，但只有孙先生首次把审视的眼光盯住数字本身的问题，从而第一次以学者的眼光去看待数字的产生过程和问题。其实，1959年人口数字过高，这个问题不是第一次被发现，1988年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的人口》一书中间，就已经指出过，只是简单地推测是一种近似于浮夸风性质的多报人口，没有深入追问内在的原因。这本书的编者和作者群和强大“主编：许涤新，副主编：王向明、马侠、田雪原，编委马侠、王维志、王向明、田雪原、许涤新、沙吉才、张乐群、陈玉光”。
在会议中间，一些评论指出：孙先生的研究还有待于深入，他在论文中间有关户籍重报和注销的材料，还只是“点”的数字，对于帮助理解“面”上的数字有帮助，但还不是全面支持“面”上数字的切实证据。相比较而言，确实还没有人能够搜集齐全全面的数据，从根本上补正统计局数据的疏漏，得出让人百分之百信服的结论。不过，这不影响孙先生对于人口问题研究的贡献，至少，过去的学者研究仅仅从减少一千万出发，然后去驰骋自己的学术想象力，没有一个人像孙先生这样，深入到数据的产生和汇总过程去求真探索，即便是作为一个学术上的假设——“孙氏假设”，也是十分有价值的，这有助于打开被长期封闭的一条学术通道，最终有可能产生有价值的成果。
《老子》中间大力推荐那种“相反而相成”的思想——是各种相互矛盾和冲突的力量最终共同界定了我们熟知的事实，孙经先先生从分析蒋正华的数学公式和模型入手，指出他的数学错误，杨继绳先生与蒋正华通信中间得到蒋正华从未认真进行数字整理的信息并与公开读者分享了，结合他们的努力，我们可以知道，蒋正华先生不可能从自己的数学公式中间算出任何一个结果，杨继绳先生的去信追问，让蒋正华先生公开了他至今拿不出计算结果的事实。
孙先生年纪很大，身体还不很好，为了研究这个对他来说完全是全新的跨学科课题，他没有任何经费资助，从小学生做起，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呆了一两个月，仔细阅读和查证全国各地的县志和其他人口资料。因为他身体不好，需要老伴随身照顾，结果差旅费支出就这样扩大一倍。对于孙先生的精神，与会的张乐天教授表示“实在是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确实，对孙先生这样的执着求真精神，老田不得不写一个“服”字。
这次会议邀请了曹树基教授，但是他未能拨冗前来，算是一个遗憾。杨继绳先生倒是到会了，他在会议发言中间，反复强调了“我不是一个人口学家”，他发言中间还强烈希望在国内出版他的著作《墓碑》，也表达了自己结论遭到孙经先先生批驳之后，一些刊物不刊登他的反驳文章表示强烈不满。杨先生在会议发言之初，表达了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他表示对如何评价毛泽东时代以及未来中国走向的深切关心，借用毛时代的语言，就是写这样一本书是出于对“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关切。杨先生还在讲话中间表示，自己是一个老共产党员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
在具体的证据材料质询中间，孙先生提到杨先生引用的涪陵地区（现属重庆）地区的人口减少数字不靠谱。去年在金泽会议中间，曹树基教授以《墓碑》审稿人身份曾代为申辩，说“死350万人”是编辑和文字上的错误，是“死了50万人”之误。这一次杨先生自己的申辩中间，否定了曹树基教授的说法，重新启用了一个死了200万人的新数字。鉴于涪陵地区当时人口数字在450万人数量级，这个人口数字接近总人口的一小半，这是极端惊人的，很难让人相信。在孙先生列举的不靠谱数字中间，有几个数字占当地人口数的近半比例，这很明显是不靠谱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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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就有人从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发现了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1960年出生的人，经历40年时间后，不但一个没有死，而且增加了77万人!如果这是真的，那末，1960年出生的人，至少有77万人具有“分身术”—— 一个人裂变成了两个人。
　　一个年度的出生人口数量，随着时间的过去而增多，这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怪事。在我们采信了普查数据的前提下，这个怪事就只有一个解释：1960年的出生人口，绝对有漏报，至少漏报了77万人，而且，这个最低限度只有在没死一个人的前提下才能成立。 自然，一个不死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即使在今天的生活水平和科技水平下，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达到百分之百的婴儿成活率，何况是在人口死亡率高达25.43‰ 的恶劣生存状态中呢!一句话，1960年出生的婴儿，死亡率最低不会低于25.43‰ ，换言之，1960年出生的婴儿，最少应有25.43‰的人在当年死去。
　　因此，可以肯定，1960年出生人口，远不止漏报77万，还有大量的出生人口被漏报。
　　200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还揭示，1961年的出生人口，同样存在一个大量漏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