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1395楼::
二、在华工会议上的继续争论过程
在今年7月华工举行的三天会期内，原本的主题是要回溯集体农业时代的土地制度问题，但是，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话题明显受到大家的热捧。差不多一半的时间，大家都就这个话题发言。
今天回顾，所有海内外的大饥荒与人口研究，都肇源于1983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数字，这个发布的数字中间，1960年比1959年人口整整少了一千万。全部的研究热情，都是由这个少了一千万的数字所激发的。
孙经先先生原本是一个数学教授，不了解也不关心人口问题的争论，迟至2011年才介入这个问题的研究。他首先不是作为专家而是作为网友身份发言的，最初的研究成果是发表在乌有之乡网站上的，后来乌有之乡被党内普世派官员勒令关闭，孙先生的研究成果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地方发表。
作为一个数学教授介入人口问题研究，孙先生做出了两大贡献：第一个贡献是揭穿了蒋正华编造的假数学模型，按照孙先生的批阅，蒋正华的模型有很多常识错误，实际上不能成立也不能够据以进行计算；第二个贡献是：所有研究者都是从人口数字减少一千万出发去激发自己的学术想象力的，但只有孙先生首次把审视的眼光盯住数字本身的问题，从而第一次以学者的眼光去看待数字的产生过程和问题。其实，1959年人口数字过高，这个问题不是第一次被发现，1988年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的人口》一书中间，就已经指出过，只是简单地推测是一种近似于浮夸风性质的多报人口，没有深入追问内在的原因。这本书的编者和作者群和强大“主编：许涤新，副主编：王向明、马侠、田雪原，编委马侠、王维志、王向明、田雪原、许涤新、沙吉才、张乐群、陈玉光”。
在会议中间，一些评论指出：孙先生的研究还有待于深入，他在论文中间有关户籍重报和注销的材料，还只是“点”的数字，对于帮助理解“面”上的数字有帮助，但还不是全面支持“面”上数字的切实证据。相比较而言，确实还没有人能够搜集齐全全面的数据，从根本上补正统计局数据的疏漏，得出让人百分之百信服的结论。不过，这不影响孙先生对于人口问题研究的贡献，至少，过去的学者研究仅仅从减少一千万出发，然后去驰骋自己的学术想象力，没有一个人像孙先生这样，深入到数据的产生和汇总过程去求真探索，即便是作为一个学术上的假设——“孙氏假设”，也是十分有价值的，这有助于打开被长期封闭的一条学术通道，最终有可能产生有价值的成果。
《老子》中间大力推荐那种“相反而相成”的思想——是各种相互矛盾和冲突的力量最终共同界定了我们熟知的事实，孙经先先生从分析蒋正华的数学公式和模型入手，指出他的数学错误，杨继绳先生与蒋正华通信中间得到蒋正华从未认真进行数字整理的信息并与公开读者分享了，结合他们的努力，我们可以知道，蒋正华先生不可能从自己的数学公式中间算出任何一个结果，杨继绳先生的去信追问，让蒋正华先生公开了他至今拿不出计算结果的事实。
孙先生年纪很大，身体还不很好，为了研究这个对他来说完全是全新的跨学科课题，他没有任何经费资助，从小学生做起，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呆了一两个月，仔细阅读和查证全国各地的县志和其他人口资料。因为他身体不好，需要老伴随身照顾，结果差旅费支出就这样扩大一倍。对于孙先生的精神，与会的张乐天教授表示“实在是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确实，对孙先生这样的执着求真精神，老田不得不写一个“服”字。
这次会议邀请了曹树基教授，但是他未能拨冗前来，算是一个遗憾。杨继绳先生倒是到会了，他在会议发言中间，反复强调了“我不是一个人口学家”，他发言中间还强烈希望在国内出版他的著作《墓碑》，也表达了自己结论遭到孙经先先生批驳之后，一些刊物不刊登他的反驳文章表示强烈不满。杨先生在会议发言之初，表达了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他表示对如何评价毛泽东时代以及未来中国走向的深切关心，借用毛时代的语言，就是写这样一本书是出于对“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关切。杨先生还在讲话中间表示，自己是一个老共产党员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
在具体的证据材料质询中间，孙先生提到杨先生引用的涪陵地区（现属重庆）地区的人口减少数字不靠谱。去年在金泽会议中间，曹树基教授以《墓碑》审稿人身份曾代为申辩，说“死350万人”是编辑和文字上的错误，是“死了50万人”之误。这一次杨先生自己的申辩中间，否定了曹树基教授的说法，重新启用了一个死了200万人的新数字。鉴于涪陵地区当时人口数字在450万人数量级，这个人口数字接近总人口的一小半，这是极端惊人的，很难让人相信。在孙先生列举的不靠谱数字中间，有几个数字占当地人口数的近半比例，这很明显是不靠谱的数

乌有之乡被党勒令关闭，哈哈，小心马屁拍到马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