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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情况
四川：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曾经表示，大饥荒四川“死了1000万人”，并直接导致四川省经济衰退，退出比较发达省份的序列，成为和湖南、江西、湖北一样的中下等经济省份[128][129]。这个数字与载《中国人口科学》上海交大曹树基教授的研究结论940万相吻合[130]。根据官方的《四川省志》，四川人口从1958年到1961年连续四年负增长，1960年人口死亡率达到了最高的53.97‰，当年全省有65个县人口负增长超过 50‰，17个县超过80‰，7个县超过100‰[131]:458。1961年底全省人口为6459.2万人，比57年的7081万人，减少约621.8万人[132]:102。记者惠文在成都平原简阳县进行整社时写下了日记，在题名为《无声无息的代价》的一则日记中，他写石盘公社的六合、中和两个大队1958年转为公社时人口为2580人。但到了1962年11月，死去590人。石盘公社的大石、边界两队，1958年转公社时人口为246人，到1962年11月份，只剩下132人，死去46.47％。普安公社人口也由12000人左右下降为6900人左右。青龙公社的人也死了40％以上。”[133]
安徽：当时安徽副省长张恺帆在回忆录中表示，安徽全省1959年至1961年实际死亡人数是548万，除去正常死亡数、逃亡及失踪数等，安徽饿死500万人[134]。而依据地方志，可以推测大饥荒期间安徽非正常死亡应有400万人，最低估计也不应少于350万人[135]。中共中监委农村处处长李坚调查安徽截至1961年3、4月间饿死人的总数，将生产队、公社，再到每个县的统计数字逐级汇总，安徽全省饿死人总数350万，正式上报为300万。中组部部长安子文在文革后表示：核实结果，安徽饿死350万没错[136]。根据丁人卜的《难忘的岁月──安徽省无为县共产风史录》，无为县1958年到1960年三年，全县982,979人口中，非正常死亡和饿死了320,422人，百分比为32.5%[137]。
河南：依据地方志，1958－1960年河南共死亡325.9万人，其中1960年死亡193.8万人，粗略估计非正常死亡约150万人，主要发生在1960年，达135万人[135]。
山东：根据张广友《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中，援引山东省一位领导1960年的大会讲话内容“山东省过去（1957年）人口为5500万，不到3年的时间，现在（1960年冬天）还有5000万，减少了500万[138]。”
甘肃：1954年5月张仲良调任甘肃省委书记，第一书记，兼省政协主席、省军区政委。是三年大饥饿时期，治下饿死人最多的五个地方最高长官之一。三年困难时期该省饿死的人口达100万[139]。甘肃定西地区的通渭、会宁、定西等县，以及平凉地区的静宁县和宁夏的西海固地区这一带县皆发生过饿死人的现象[140] 。特别的是，甘肃酒泉境内的夹边沟农场曾爆发过“夹边沟惨案”[141][142]。
贵州：1960年6月，贵州省江口县农民大量饿死，一说全县不足10万人却饿死了4万人；而经查证，《江口县志》记载的该县1959—1961年三年合计死亡5105人，占全县人口的4.6%[143]。
浙江：浙江的非正常死亡14.1万人[144]。
陕西：2013年，习近平的弟弟习远平在陕西省委党报《陕西日报》上发表文章，纪念父亲习仲勋诞辰100周年，其中提到陕西也发生了饥荒[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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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一下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年鉴》（1983）的户籍人口、出生人口、死亡人口、年增长人口数据：
1958年是65994万、1909万、883万、1341万。
1959年是67207万、1650万、981万、1213万。
1960年是66207万、1392万、1684万、负1000万。
1961年是65859万、1197万、944万、负348万。
有个关键的问题，这些同一来源的数据都自相矛盾：年增长人口数，为什么不等于出生人口数减去死亡人口数呢？
比如1960年出生人口1392万，死亡人口1684万，人口增长应该是负292万，怎么会是负1000万呢？
1961年出生人口1197万，死亡人口944万，人口增长应该是正253万，怎么会是负348万呢？
显然这两年的死亡人数并不足以导致户籍人口数字减少这么多。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再看前面两年：
1958年出生人口1909万，死亡人口883万，人口增长是1026万，不应该是1341万，也就是说户籍上平白多出了315万。
1959年出生人口1650万，死亡人口981万，人口增长是669万，不应该是1213万，也就是说户籍上平白多出了544万。
再往前，1956年和1957年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即户籍人口增长比自然增长（出生减死亡）平白多了。这四年平白多余增长的人口数字加在一起，是1162万。
据数学教授孙经先分析和估算，解释了这些矛盾的来源——这些平白多出的数字，就是重报户籍导致的。
五十年代的城市户籍制度相对严密，但农村户籍存在很多漏洞（1953年就开始建立户籍制度了，但1958年1月9日才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由于大跃进的耽误，到1959年下半年才实行。在实行之前，人口迁徙是可以不缴验迁移证的，也就可以不办户口迁出手续——这就导致你在原居住地没有注销户籍并办理迁移证，也可以到新居住地登记新户籍，这样你就有两个户籍了）。五十年代工业化和大跃进运动期间，有3010万农村人口迁移到市镇，农村户籍转为市镇户籍。在这一过程中，很多人重报了户籍。后来1960年大饥荒，市镇养不了太多人了，国家又动员3000多万人回到农村。这些回到农村的人，按理说应该是注销市镇户籍、登记农村户籍，但又有很多人漏报了户籍。
比如，五十年代有一个人某甲从农村迁移到市镇，登记了市镇户籍，且没有保留农村户籍。1960年某甲迁回了农村，注销了市镇户籍，登记了农村户籍，于是国家统计局统计的人口数字就不会发生变化。国家统计局以为人们都是某甲这种“老实人”，但其实并非如此。
再比如，五十年代有一个人某乙从农村迁移到市镇，既保留了农村户籍，也登记了市镇户籍，这样就可以拿两份配给，但是平白多出的这一个市镇户籍就成了国家统计局以为的一个人口增长了。1960年某乙迁回了农村，市镇户籍就少了一个，但农村户籍并没有增减，于是1960年国家统计局统计的全国总人口就少了一个。
再比如，五十年代有一个人某丙也是从农村迁移到市镇，登记了市镇户籍，且没有保留农村户籍。1960年某丙迁回农村，虽然注销了市镇户籍，却不肯在户籍上也变回农村人，而是等待着回到市镇的机会，于是1960年国家统计局统计的全国总人口又少了一个。直到1965年到1979年之间，某丙才重新在市镇或农村登记了户籍。
可以看到，无论是像某乙这样重报过户籍的人，还是像某丙这样没有重报户籍、但漏报了户籍的人，都会导致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字因为死亡之外的原因而减少。
那么某乙这样的人有多少呢？还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1956年到1959年市镇迁入人口合计3010万，而农村迁出人口合计1938万，两者相减是1072万，这与这四年户籍人口多余增长的1162万相近，可以互相对证。
而某丙这样的人又有多少呢？1965年到1979年户籍人口多余增长了1482万，这基本都是漏报户籍补报。
此外，五十年代还存在很多漏报死亡的情况，到1960年才补报和注销。比如某个农民死亡，家里人不上报，可以多拿一份配给，但1959年天灾开始袭来，1960年已经普遍缺粮了，公社和生产队都要节约粮食，不肯再给这个已经去世的农民发口粮了，这才把漏报的死亡人口注销掉。其中大部分是1960年集中注销的，还有一些到1964年人口普查才注销。
所以，1960年实际死亡人口数也不是1684万，因为这个数字包含了前面几年积累的漏报750万死亡人口（《山东省志·人口志》记载，山东省在1959年9月至年底进行了一次农村人口普查，发现全省存在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