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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
李成瑞
　　关于“大跃进”引起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究竟有多少，由于当时的
户口登记数中有不少遗漏，而且其中包括正常死亡人口，故而难以作
出回答。 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和同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1‰
生育率抽样调查资料公布后，美国著名人口学家科尔教授利用这些资
料进行了反复研究，在1984年出版了《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
急剧变化》一书，其中估算我国1958至1963年超线性死亡 (非正常死
亡) 人口约为2700万(2680万)。我国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蒋
正华教授经过反复研究，在1986年撰写的《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
与结果》的专论和有关著作中，估算1958至1963年建国非正常死亡人
口约为1700万(1697万)。本文着重对以上两位学者的研究结果作了较
为详细的介绍和比较研究。笔者在研究中发现科尔计算的个别重要数
字与有关数字间存在着难以理解的矛盾，在针对这一矛盾对个别数字
作技术性修订后，认为按科尔的线性公式计算，超线性死亡人口应约
为2200万(2158万)。本文认为，科尔和蒋正华所依据的资料都具有高
度的可靠性，两人所采用的方法也各有其科学依据，但蒋正华所采用
的以历年生命表为中心，通过参数估计模型进行细致计算的方法，科
学’性更高一些。此外，本文还对“大跃进”引起的1958至1961年人
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和1962年以后补偿性的出生率大幅度升高，以及
这次波动对下一个生育周期和再下一个生育周期的惯性作用，作了简
略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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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20-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一说5000万）。“1920--1921年，发生在华北四省区的旱灾和饥荒饿死了1000万人。直隶的800万饥民几乎只有一半活下来，妻儿被卖，数百万人闯关东，饶阳境内一片荒芜。1850-1932年，华北每一代人口中平均有8.8%死于饥荒，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杀死女婴的情况恶化造成十分之一的男性未婚率。30年代到40年代的几次大饥荒愈演愈烈。1939年华北地区的霍乱流行夺去了2万人的生命。1943年，旱灾加上日本人抢劫粮食，导致整个华北地区数百万人饿死……”[摘自任不寐（加拿大）：《在一场大灾变前的反思——重申“灾变论”》]
2、1925年川黔湘鄂赣五省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3、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饥荒：死1300多万人。 这是一次以旱为主，蝗、风、雪、雹、水、疫并发的巨灾，以陕西、甘肃为中心，遍及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热河、河南八省，并波及鲁、苏、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灾情从1928年延续到1930年，造成的逃荒人流无法数计，倒毙在荒原上的饿殍大约1000万。陕西原有人口1300万，在三年大荒中，沦为饿殍、死于疫病的300多万人，流离失所者600多万，两者合计占全省人口的70％。难民估计达五千万左右。
这在斯诺的一篇《中国五大害》的报道中可见一斑：“今年，在遥远荒漠的陕西省发生了严重的旱灾，紧接着传来了骇人听闻的大饥荒的消息。许多人活活饿死，数以千计的人正陷于绝境，——河南和甘肃的情况也相差无几，深受其害的难民估计达五千万左右，但愿世界各地的人们在听到这些灾情后，能立即进行捐助，以缓解可怕的苦难。“不久，斯诺再次前往张家口、内蒙等饥荒地区，继续向西方读者报道受灾难民的真实情况，并写下了《拯救二十五万生灵》等长篇通讯，记述了许多令人心悸的场面。”
4、1931年饥荒。 长江1931-1949年发生水灾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两次水灾死人都超过14万人，1931年灾民1亿人，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300万人。
5、1934年全国大旱灾，导致饥荒，饿死过600万人。
6、1936-1937年川甘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外都是灾区，受灾人口大约3700余万。四川大灾中饿死的人数，没有精确统计的数字，只能从当时的报纸上略知一二：四川万源县人口骤减三分之一。甘肃死人数目亦不详。灾区的情况总是相似的，只说一件事，1936年6月15日《西南评论》载：“蒋介石来川招待绅耆时，省赈委会主席尹仲锡将灾区人吃人的照片交给蒋，蒋阅后放在袋内。”此后便无下文。蒋介石曾在牯岭公开说：“水旱都要中央拿钱赈济，试问中央以有限之财力，何能补助你们川人。”（载《国民公报》）当时还传闻：某地军阀驻军一声令下，操场周围机关枪开火，集中火力，把一千多闹事抢粮的饥民一扫而光。
7、1941年广东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8、1942年，是抗战的对峙时期。出现了中原大饥荒。 “水旱蝗汤（恩伯）”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天冷手僵从车顶上摔下来）轧而死者无数。妇女售价累跌至平时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只及过去的三分之一。蒋介石不信河南有灾，大骂这是“谎报滥调”，见得太多了，严令河南的实物征集数额不能缓免。在河南成为新闻盲区的背景下，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 Theodore·H·White）挺身而出，踏上河南的千里赤地。在洛阳，白修德“不时看见血肉模糊的僵尸从过往列车上掉下来”。在骑马从洛阳到郑州的路途中，“绝大多数村庄都荒无人烟，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白修德听到的也是弃婴临死前的哭声，看见的也只是野狗从沙堆里掏出尸体并撕咬着上面的肉”。令他愤慨的是，军队和政府官员无视这次灾荒，仍然征收繁重的谷物税；尽管中国其它地方都有剩余物资，但并没有任何东西被及时运往河南去制止这场灾难。1943年3月，他的报道通过洛阳电报局的电报出现在《时代》周刊上，欧美舆论顿时大哗。时值宋美龄“在美国各地进行奢侈的筹资旅行”，看到白修德的报道，要求《时代》周刊的发行人将白修德解职，被拒绝。白修德回到重庆后，重庆政府称他撒谎、搞亲共宣传，致使他回到米国后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1964年，他获得普利策新闻奖。补充一句，洛阳电报局的发报员被处决，罪名是“泄露机密”。
9、1943年广东大饥荒，300万人冻饿而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