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1393楼::
四、对争论前景的展望
涉及到毛泽东本人或者毛时代的很多问题，争论的双方往往不能够保持冷静，刘小枫把这个称为“精神上的内战”。关于大饥荒和文革的话题，业已被赋予一个功能性的作用：要专门用于论证并否定毛时代的制度实践，任何不同意见，哪怕仅仅是列举卑微的事实，只要是不利于这个功能性作用，就需要被绝对禁止，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吴法天才被约架并被饱以老拳的。正是因为涉及到“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争论的双方往往不能够调和，沿着歧路越走越远。
1959-1961年主要是旱灾引起的减产，老田读过几本地理学著作，而经济地理学界对于旱灾的统计分析结果是：“旱灾出现次数频率较高，灾情比较严重的有5个地区，即松辽平原、黄淮海平原、黄土高原、四川盆地东部和北部以及云贵高原至广东湛江一带。全国约有70%以上的受旱面积分布在这些地区。其中以黄淮海地区旱灾最严重，其受旱面积约占全国受旱面积的一半以上。”（吴传均主编《中国经济地理》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76页）在地理和水利学科的交叉线上，近年来有一个水资源学的学科诞生，这个学科把旱灾或者缺水划分了两类：一类是资源型缺水，这主要分布在北方，这些地区人口密集工农业发达，水资源量相比较用水量严重不足；另一类在南方的山区，称为工程型缺水，这些地区降雨量不小但是季节性分布不均，蓄水工程投资大导致蓄水量不足结果到了用水季节就缺水。
在金泽会议上，C教授的PPT中间画了一幅饥荒严重程度的地图，王绍光教授指出这个图上显示恰好与历史上饥荒发生密集地吻合，C教授断然否认，说正好是相反的，因为这幅地图是C教授所画，那么他肯定是理所当然的权威，我们就只好闭嘴了。不过，这一次华工的会议上，高安东也画了一幅同样地图出来，图上显示的人口损失最密集的区域，依然与吴传均等指出的旱灾高值区很吻合。还有些人例如金辉等，利用年度水文数字来论证灾害的有无，我就此请教水利专业学者徐海亮，他指出：从上大学农水专业开始，从来没有见过用这样的数字分析水旱灾害问题的，对于专业人士而言，作物生长期内往往一两个星期之内不下雨或者下雨过多就会导致减产或者绝收，对于水利专业人士而言，年度降雨量或者径流量数字对于分析灾情而言是无效数字，从来不会有人像金辉先生那样做这种相关分析。其实，杨继绳先生也部分采纳了这种专业人士不做的分析方法。如果硬要用年度水文数字的话，过去60年里长江和黄河年径流量最小的都是1972年，是年黄河首次断流，长江径流量只有7700亿立方米（多年平均数字是9700亿立方米，1998年洪水年13400亿立方米），但这年的粮食是增产的，可见灾情和成灾面积都不大，与径流量数字缺乏相关性。分歧的深度，意味着双方在自然科学的领域都很难接受已有的知识积累，快要接近列宁所说的反对几何公理的程度了。
在华工会议期间，有一个F博士写文章说，因为浮夸风导致高征购。在会下老田专门问他，有没有读过粮食部组织编写的《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还问他粮食收购计划有没有可能在各地估产数字的基础上制定，他表示征购计划不可能在事后获得足够的信息去制定而只能在事先，他还说有一套纸版的《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老田还只有电子版的），这说明他对于粮食征购计划的制度和执行过程相当了解。但他所写论文却恰好反过来，假装不知道这些情况，然后把一些相关数字与官员的态度做关联分析，并进而“推导”下级官员态度与中央领导人的态度有什么关系。饭后闲聊时，另一位与会学者张谦评论说，突出政府机构内部信息传递失真问题，完全是为了写论文需要。为了写论文，竟然做到了抛开自己已经了解的情况，假装什么都不知道，然后从完全无知出发，从信息传递、官员利害关系出发去推断所谓的高层领导人偏好，这到底是做学问还是在制造用学术名义包装的谣言？在一定程度上，学术场域中间虽然密集分布着掌握各种学术分析工具的学者，但是，要借助这些聪明的头脑的帮助让我们接近历史的真相，看起来还十分遥远，或许对那些每个学期都要上交一份“教学科研成果统计表”的教授和博士们来说，怎么写出一篇格式完备逻辑完美的论文来，比揭示历史事实更加具有优先性吧。
不仅如此，专家教授们对于常识的漠视已经到了惊人的高度，金泽会议期间，C教授和F教授异口同声说：只要让农民出去逃荒就不会饿死人。考虑到1953年统购统销之后农村基本上没有余粮的重大事实，再考虑到困难时期农村普遍还处在“吃食堂”阶段，逃荒人口能够在自己的家乡之外只能遭遇到另外一个饥饿的人群，在缺乏余粮的情况下乞讨行为能够得到足以支持持续活命的接济数量吗？而且在“吃食堂”阶段对乞讨

你不是信统计局吗？统计局局长李成瑞本人都认为饿死2000万。你信不信？
http://www.yhcw.net/famine/Research/r060704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