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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不同地方人们对饥荒的认知差异极大
浏览一下网上对于大饥荒的发言就会发现，人们对于1959年-1961年大饥荒的记忆和认知差异极大，有人对大饥荒饿死人有刻骨铭心的痛，但也有很多人像林治波微博中所说的那样，虽然对饥荒记忆很深，但是并不记得有饿死人的现象。这个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人口死亡的地区差异
虽然当时出现了全国性的饥荒，但是各地灾情不同，省与省之间、市与市之间甚至县与县之间都有很大的差异。有些地方（比如安徽、河南、四川、甘肃等）饥荒相当严重，饿死的人也非常多，而大部分地区虽然也有饿死人的情况，但并不普遍。例如，据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曹树基统计的数据显示：在华东地区，安徽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灾前人口总数18.4%，江苏占2.9%，而浙江只占0.5%，江西略高，也只占1.1%，区域内的差异相当大。在华中地区，湖南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灾前人口总数的6.8%，湖北只占2.2%。在华南地区，广西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灾前人口总数的4.7%，广东只占1.7%。在西南地区，四川高达13.1%，贵州10.5%，云南只有4.2%。在西北地方，甘肃占6.5%，陕西只有1%。在华北、河南高达6.1%，山东为3.4%，河北（含北京和天津）只有1.1‰，山西更低至0.4%。（曹树基，“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1期，第14-28页。）
在人口死亡严重的省份和地区，人们对饿死人的情况当然印象就极深，而在其他省份，人们则较少会留下什么印象。所以，曹树基教授认为：“在一个资讯完全封闭的时代，以个人经历来描述这场灾荒，或以一个地区的灾情描述来推论全国，很难说是准确的。”（曹树基《盲人摸象：有关大饥荒的不同回忆》）
人口死亡的城乡差异
由于当时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而在政策上又优先保证城市的粮食供应，所以大饥荒中饿死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农民，所以当时的城镇居民就很少会有什么深刻的记忆。比如说，当时京、津、沪三地粮库告急，国家粮食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北京、天津只有4天存粮，上海只有两天存粮，如不立即采取措施，其他物资运输让路，几个大城市出了问题，影响是很不好的。” 经过权衡，中央决定牺牲四川，让四川省书记李井泉火速向外调粮，这也加重了四川的饥荒。（《青山无言——回忆父亲李井泉》原载《党史文苑》2009年第19期）
以安徽凤阳为例：饿死的都是普通群众，干部受饥荒影响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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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合林　　
　　早就有人从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发现了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1960年出生的人，经历40年时间后，不但一个没有死，而且增加了77万人!如果这是真的，那末，1960年出生的人，至少有77万人具有“分身术”—— 一个人裂变成了两个人。
　　一个年度的出生人口数量，随着时间的过去而增多，这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怪事。在我们采信了普查数据的前提下，这个怪事就只有一个解释：1960年的出生人口，绝对有漏报，至少漏报了77万人，而且，这个最低限度只有在没死一个人的前提下才能成立。 自然，一个不死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即使在今天的生活水平和科技水平下，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达到百分之百的婴儿成活率，何况是在人口死亡率高达25.43‰ 的恶劣生存状态中呢!一句话，1960年出生的婴儿，死亡率最低不会低于25.43‰ ，换言之，1960年出生的婴儿，最少应有25.43‰的人在当年死去。
　　因此，可以肯定，1960年出生人口，远不止漏报77万，还有大量的出生人口被漏报。
　　200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还揭示，1961年的出生人口，同样存在一个大量漏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