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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监委调查组组长李坚：亲历1961年安徽饥荒调查
2013年09月25日 16:51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参与互动(0)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我将材料上报王从吾，王从吾跟安子文商议过，中监委副书记钱瑛也有明确指示。领导决定，由中监委办公厅对原报告略加修改后，以我个人的名义，报送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
　　1957年夏天，中共中央决定组建高规格的，以朱德、董必武为首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与中央组织部在北京西单北大街198号合署办公。当时中组部已经在这个院里面了，两个部门的行政后勤管理合成一套。当时中央组织部大约有300人，中监委大约有120人，在五层的大楼里中监委占一、四两层。
　　我父亲李坚那时任中监委农村工作处处长，负责检查处理在三农问题上违纪违法的省级官员。我家也随之搬进位于西单的组织部宿舍，但是生活方式全然不变。
　　记得中组部大院里有一个行政楼，是座1920年代建造的小洋楼，我对之记忆清晰。因为1958年大炼钢铁，在那楼后面修了一个小高炉。我曾亲手摸过中组部、中监委干部们炼出来的所谓的“钢”。其蜂窝状的外形，经常让我联想到商店里卖的萨其马点心，只是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以我当时6年的人类社会生活经验，我知道那不是可以吃的东西，但是不懂得，那些有知识的大人们炼出这些东西，却又丢弃在院子角落里废弃不用，究竟是为了什么？
　　那个年代，身处京城的我决不可能明白这一切狂热行为的后果是什么，也想象不到中国的基层百姓将会为此付出何等惨痛的代价。我只知道父亲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少，整日沉默寡言；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常常是一连几个月被派往各地。
　　终于有一天，我看到身边所有的人都变得郁郁寡欢，因为吃不饱饭。接下来，人们改变了问候的方式，经常以挽起裤腿，互相按压一下皮肉是否浮肿，来代替传统的“吃了吗”的寒暄。
　　三年困难时期，我十来岁，正是身体发育的时候，可是能记住的就是挨饿。我记得小学生一个月才给十几斤粮食的定量，印象中整天用秤称米蒸饭、熬粥什么的，就觉得老也吃不饱。饿得面黄肌瘦的我，整天心里想的就是一个字“吃”，脑海里常常把机关大院炼出的废钢渣，幻想成为大块的萨其马。
　　那时期，自己感受深的也有几件事。一件事是中央机关组织到内蒙古打黄羊，大家分黄羊肉。我父亲是个部门头头嘛，那年头的领导就得照顾点儿别人，所以他分的是羊的肺和脖子，没什么油水。但是炖出来的那个汤，觉得特别香。
　　另一件事是那年夏天，我父亲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住在离家不远的民族饭店。吃早餐前，他特地跑回家，带上我一起到饭店餐厅，把他饿肚子节省下的一张餐票给我用。饭后他问我，吃了几个花卷，吃饱没有？我说，我吃了6个，但没有了，所以还没有吃饱。其实我哪里知道，很多孩子却因为缺少一口粮食而永远失去了生命。
　　困难时期是何时结束的，我不清楚。只是有一次学校食堂宣布，从今天开始，又可以敞开吃饭了。那一顿饭，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也不记得到底吃了多少，总之吃完饭，我已经撑得站不起来了，只能蹲在地上，一点儿一点儿地挪回宿舍躺下。
　　当历史进入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说它相当于一颗亿万吨级当量的核弹决不为过。
　　1967年的北京城，大字报可以说无墙不在。当时有个干部在中组部的院墙上贴出一张大字报称：1958年至1962年间，中国总计饿死3500万人很快那张大字报就被人清除掉了。
　　虽然中组部大院和大字报那时对社会公众开放，但是在短时间内，恐怕没有几个人会在上千张毛笔书写的大字报中注意到那一段文字。但是，这消息却在中组部院内逐渐传开。
　　我就是那时候第一次听说了这个数字，只不过对3500万是个什么级别的“当量”并无感觉，因为在当时混乱多变的环境中，我们全家都面临着自身的生存焦虑。谁知，这个数字却直接关联着我家的命运。中组部、中监委院内的大字报写道：李坚是反党、反中央政策、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李坚是刘邓黑司令部领导下的黑帮分子，思想右倾，主张包产到户，主张在政策制定上考虑农民利益等等。
　　接着，造反派们重点追查的，就是我父亲当年调查安徽等地饿死人事件的问题。造反派们认为，查出饿死了那么多人，是给毛主席革命路线抹黑。最为严重的是，以我父亲名义写给中央的报告被刘少奇拿在了手里，成为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质问攻击毛泽东、逼迫毛泽东认错的“黑炮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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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文后注“本文根据对李坚及其子李卫平的访谈、李坚与李卫平的多次谈话以及李坚当年的几份手稿编写而成。”文中没有交待李坚父子的出生时间，根据“三年困难时期，我(李卫平)十来岁”以及“家里孩子也多”来推测，当时李坚的年龄最低应在40岁左右，今天应是110多岁的老人，所以，很可能已故去多年，不知米鹤都在李坚生前采访到的这些资料为何要在他故去多年以后才发表?这就很难避免死无对证的嫌疑!如果李坚今天仍健在则此问作废。
　　2、李卫平说：“当时有个干部在中组部的院墙上贴出一张大字报，透露出当时还属绝密的数字：1958年至1962年间，中国总计饿死3500万人……很快那张大字报就被人清除掉了。虽然中组部大院和大字报那时对社会公众开放，但是在短时间内，恐怕没有几个人会在上千张毛笔书写的大字报中注意到那一段文字。但是，这消息却在中组部院内逐渐传开。”
　　此说纯系无稽之谈。文革期间，揭发饿死人问题不是什么犯禁忌的事，只是都把账算到了走资派的头上而已。这样的大字报贴出来，群众组织不会撕，走资派不敢撕。用撕大字报封锁消息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再说，依李卫平所讲的“在中组部院内逐渐传开”， 谁又能保证不在“中组部院外传开”?!所以，这条饿死3500万人的信息其实就是一条公开的信息，知道的人必定是成千成万，岂有大人全部失忆而仅仅存在于当年只有十几岁的一个小孩子的记忆中!中国饿死3500万人的这条公开信息，正是当时的鼻子比猎犬还灵的《美国之音》所要猎取的好资料，哪在可能等到1983年中国人口统计数据公布以后才由一个美国人来“始发”!
　　3、李坚说：“在前往合肥途中，火车到达蚌埠站之前，就突然提前下车。我、张珉、刘正荣三人分头行动，搞得前来迎接陪同的那位安徽省委干部措手不及。我自己走下公路，沿土道朝村子里走。才走了几百米，就看到有死人躺在路边。一个男人头戴皮帽子，好像是从北面走过来后死在那里。还有一个妇女骨瘦如柴，躺在地上奄奄一息。进入村庄之后，我说明来意，群众立即向我反映了饿死人的惨状。随后，闻讯赶来的村镇干部们又提供了书面材料和肿病死人的数字。这样，我掌握了第一手的情况和这些数字材料，接下来与安徽各级干部交谈就容易了。”
　　这是李坚第一次摆脱地方干部进行的“自主”调查，理应有比较详细的文字记录和比较深刻的记忆。可是，文中却连最起码的调查地点也没有!再说，作为“钦差大臣”，看到的死尸你可以一闪而过，那“奄奄一息”的妇女，总不能置之不理吧!她是哪里人?姓什名谁?你是怎么救助她的?救活没有?作为读者，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和我一样，希望能听到一个中央领导私访拯救快要饿毙妇女的传奇故事。这样的故事才是最有说服力的。
　　4、李坚说：“各级政府给农民规定了多项强制性纪律，如死了人不准立坟头，不准穿孝衣;活人不准逃荒，否则抓住就是流窜犯等。我调查途中，就亲眼看见一串串被绳子捆住、由武装民兵押解的逃荒者。”
　　这种“民兵统治人民”的现象，很多谈“大饥荒”的文章都有提起。但是，民兵的定位是民不是兵，包括大队的民兵营长在内，都是依靠在生产队挣工分吃饭的农民。大饥荒都到了饿死几百万人、“有许多人吃人现象”的程度，不享受国家津贴和食物补助的民兵，其亲人包括自己都在死亡线上挣扎着，是什么力量驱使他们和自己和亲人们过不去?
　　5、李坚说：“从生产队到公社，再到每个县，统计数字逐级汇总，最后，得出安徽全省饿死人350万这个数字。经过这些工作，我基本做到了心中有数，最后才到合肥与省委有关领导正式见面。”
　　这是安徽全省进行的一次饿死人普查，这样的普查，没有政府的积极配合，任何个人，无论你的权力多大，本事多大，都没有可能完成这项工作。都没有可能得出一个真实的数据。
　　6、李坚说：“调查安徽饿死人，我是一个县一个县地走，一个村一个村地走，一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地核实数据，最后汇总出来350多万这个数字。我反复考虑之后正式上报为饿死人300万，怎么能说是估计出来的数字呢?”
　　按李坚所说，这次“普查”是由他个人的两条腿走遍安徽全省所有的生产队、所有的村(当时应称大队)、所有的县(中间还缺公社一级)，走出来的!
　　7、李坚说：“在这份报告里，我将安徽饿死人的总数(截止1961年3、4月间)正式上报为300万。我主要考虑到两点：一是有少数县、乡我没能亲自去核实，依据的是这些县、乡报告的数字;二是事关重大，还是以稳妥保守为好。”
　　按这个说法，原来，还有少数县、乡(应为公社)他李坚并没有一个一个地跑!这个“少数”是多少?即使

尹曙生：读曾希圣给中央的检查
曾希圣
周恩来写信给曾希圣谈安徽大饥荒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因为有七千多人参加，故又称"七千人大会"。当时的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兼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见图），于2月3日在安徽代表团会议上作了第一次检查。与会的安徽代表对他的检查非常不满意，向中央反映，要求继续开会，揭盖子，中央同意了。七千人大会结束后，安徽代表团被留下，继续开会。2月9日，在刘少奇亲自坐镇安徽代表团的情况下，曾希圣作了第二次检查。曾的检查开头就说："前一次检查（指2月3日检查――笔者），正如同志们所说没有放下架子，就是说没有拉下面子、脱掉裤子，主要是自己思想中的肮脏的东西没有勇气拿到太阳下面给大家看。这两天经过少奇同志的启示，经过柯老（柯庆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笔者）的谈话，经过许多同志的帮助，经过自己激烈的思想斗争，经过对一些事情的回忆（有的可能记不清），我决心和党一条心，和少奇同志合作，和中央部门、华东局负责同志合作，撕下面子，放下架子，再做一次检查，把肮脏的东西讲出来，也可以说是对过去的曾希圣的揭发批判，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改正自己的错误。"
曾希圣第二次检查一万多字，内容是围绕安徽在大跃进时期主要是1960年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情况的方方面面展开的。曾希圣在检查中说："七月石关会议（指1961年7月在岳西县石关召开的中共安徽省委扩大会议），各地汇报1960年的死人数字（他不说非正常死人，而是笼统地说死人，死人有正常和非正常之分，石关会议各地汇报的是非正常死人数字――笔者）是二百二十一万八千二百八十人"，"当时我和桂林栖、郑锐、邢浩（分别是省委书记处书记、省委秘书长、公安厅长――笔者）四人研究，他们说不要再核对，就这样上报吧。但是我没有接受他们的意见，提了一些疑问……结果把原汇报的数字缩小为一百一十七万多人，扣除重报数字九万三千一百六十八人，扣除了五九年死亡的四十八万六千六百九十人，这在报告附件中都说明了。这个数字决定由公安厅上报，并作为省委向中央上报的附件……另外，一九五九的死亡数字，没有上报党中央，这也是我的责任。"
对曾希圣检查的这方面情况我要做点说明。1961年2月，公安部发出通知，要求各省（市）公安厅（局）于六月底前，上报1960年人口统计数字。安徽省公安厅要求各地（市）公安处（局）于4月底前上报公安厅，公安厅于5月汇总后，发现1960年人口比1959年减少3839779人，其中非正常死亡2218280人。公安厅长邢浩将公安厅汇总的全省人口数字情况报告曾希圣，并说准备上报公安部。曾希圣当即指出，1960年人口比1959年减少这么多是不可能的，可能是1959年人口基数算大了，死亡人口统计可能有重复，要求公安厅重新统计后再报。公安厅把地、市公安处、局人口统计人员召到合肥，核实人口数据，结果和上报的数据吻合。公安厅长邢浩再次请示曾希圣，是否上报公安部，曾希圣回答说，等省委扩大会议开过后再报。于是省委在石关召开扩大会议的第一天，曾希圣就要求参加会议的地（市）、县委书记汇报1960年人口数字，书记们赶紧打电话给自己管辖的公安部门，索要人口数据，很快就报来了，经过会议秘书组的统计，书记们汇报的数据和公安厅一致，因为他们汇报的数据都是根据公安部门来的，不会有大的出入。这时已经是7月，过了公安部要求上报人口数据的限期。由于公安部催得紧，公安厅只好先派户籍科长将人口统计数据送到北京。正在这时，曾希圣明确表示不同意公安厅汇总的数据，邢浩厅长当即指示公安厅治安处，通知户籍科长马上回来，把统计报表都带回来，对公安部说统计数据有重大差错，回去核实后再报。从北京回来的户籍科长和几名统计员，在厅长邢浩带领下，吃、住在省委，修改统计数字，整整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修改完毕（应该说是造假完毕――笔者）。在修改时，要求不能让人看出破绽，不能产生矛盾，要合乎"科学"，尤其是儿童、妇女死亡数字要尽量压缩，加大老人死亡数等等。最后得出1960年安徽非正常死亡人数不是200多万，而是117万多人，经过曾希圣审阅批准，报告公安部。与此同时省委报告中央，把公安厅给公安部的报告作为省委报告中央的附件。七千人大会后，曾希圣被免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职务，李葆华接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1962年5月12日，在中共安徽省委全体会议上，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为了防止政法机关滥抓滥捕，草菅人命，在会上郑重宣布与政法干部约法八章：一，不准乱逮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