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 | 剑书
一切国有资源尽可能资产化
一切国有资产尽可能证券化
一切国有资金尽可能杠杆化
近日，湖北省长李殿勋的“三化”提法，石破天惊，经官方媒体公开报道和宣传，引起广泛热议。
措辞之鲜明、力度之坚决，一度让外界怀疑这是网络流传的“小作文”。
甚至有网友说，湖北是不是要“卖家底”了？
但事实上，这一提法并非突发奇想，而是有脉络可循。
早在2023年3月，李殿勋在任湖南常务副省长时，就在长沙提出过几乎完全相同的“三个一切尽可能”。
当年4月，李殿勋在湖南郴州再次提出“三化”基本原则，并表示：
要把国有“三资”清查处置与管理改革作为当前思考和解决一切经济困难特别是政府债务风险的逻辑起点
如今，“三化”旋风刮过了长江，引起全国关注，释放了什么信号？
这一次的国资“资产化”“证券化”“杠杆化”，与过去房地产、基建时代的“加杠杆”有何不同？
湖北的做法，会成为席卷全国的化债新范式吗？取代土地财政，一场大洗牌可能已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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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湖南推进的改革成效不错。
彼时，湖南省债务余额为1.82万亿元，相当于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5.42倍。此后，湖南取得了岳阳盘活220亿、长沙盘活248亿的阶段性成果。
相比之下，湖北的债务问题也不轻松，截至24年底，湖北省的债务余额为1.86万亿。今年年初，李殿勋履新主政湖北。很快，3月湖北财政厅就发文，提出：
以化债为切入点推进大财政体系建设
加强国有资金、资产、资源统筹，强化财政、金融、投资联动
积极探索“既能真正压降债务、又能稳定发展”的新路子
这可以看作理解湖北“三化”的一条主线。湖北的国有三资改革，与撬动地方化债、稳定地方发展，密不可分。
事实上，湖北省去年底就完成了历史上首次全域“家底”摸查，梳理出约21.8万亿元的国有“三资”存量，相当于全省三年GDP总和。
这无疑是一块沉睡的巨大财富。省长李殿勋提出了十六字操作方针：
能用则用，不用则售，不售则租，能融则融
“三化”的提法，正是“能融则融”的具体表达，体现了背后坚决的态度，和推进工作的迫切感。
“一切国有资源尽可能资产化”，是重组资产的前提。
把沉睡的资源，比如矿产、林业、数据，还有特许经营权，通过确权、估值等等方式，变成可量化可交易的“真金白银”。
“一切国有资产尽可能证券化”，是重组的核心手段，让资产变股权、变现金、变融资工具，实现高效率的流动，把死资产变成活资本。
比如武汉洪山人工智能大厦，6年前还是一栋入住率不到30%的“鬼楼”，在上交所发现商业房地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CMBS）后，一次性融资3.01亿元，将传统模式需要10到20年才能回本的租金收入，提前变现。
如今，这里已有60多家人工智能企业入驻，年产值15个亿。
一切国有资金尽可能杠杆化，则是重组的重要目的。
在不新增地方隐性债务的前提下，通过市场化的运作，比如说成立地方引导基金，去撬动社会资本，从而放大国资。
比如，湖北正在推进的三项信用贷款改革：以10亿元风险补偿资金，撬动1000多亿元信用贷款。
这也标志着地方政府角色的根本转变：从“资产持有者”升级为“资产运营者”。
过去依赖“卖地赚快钱”的土地财政模式，正被更精细、可持续的资本化运营模式所替代，目标是让资产收益覆盖债务偿还与发展需求。
一旦成功，土地财政可以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了。
在湖北，改革的成效也正在显现。截至今年9月底，武汉国有“三资”总量突破6万亿元，累计盘活资产2061.52亿元，实现盘活收入1110.47亿元。
要知道，武汉2024年全年的土地出让金收入，也不过只有734.79亿。
这样一来，财政的压力无疑大大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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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的大动作，之所以引起巨大关注，很重要的是各方都意识到一点：
化债不能只靠“节流”，更要“开源”，让地方财政具备自我“造血”能力。
当前某些城市，地方债最大的风险不是付利息，而是政府因财政吃紧而被迫“缩表”。
比如缩减公共服务，地铁提前收班，砍掉公交线路；基建投资停滞等，直接拖累社会总需求。
前三季度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2.2302万亿元，同比下降4.2%；2025年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同比下降1.2%。
与此同时，隐性债务清零也只剩下两年窗口期。
2025年8月底，央行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规范退出融资平台公司的通知》（银发[2024]150号）（下称“150号文”），要求在2027年6月份之前，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清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清零，城投公司退出融资平台名单，剥离政府投融资职能。
中央与地方的行动，已同步加码。
10月17日，财政部宣布中央财政从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安排5000亿元下达地方，用于补充地方政府综合财力，支持地方化解存量政府投资项目债务、消化政府拖欠企业账款、以及精准支持扩大有效投资。
相比2024年，今年的地方债结存限额规模上增加了1000亿，还将继续提前下达2026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化债攻坚，紧迫感越来越强。盘活国有资源、推动资产重组，正是关键路径。
不仅湖北，其他省份也在行动。
今年4月，四川省财政厅提出加快“资源到资产、资产到资本”转变，提升国有“三资”管理水平。
安徽近日也印发文件，明确今年9至12月组织实施“大资产”统筹管理工作，开展5个专项行动，并在2026年及以后持续深化推进。
中央层面的信号也于10月26号出现。
10月26日，《国务院关于2024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公布，与2023年强调“完善制度”“守住家底”不同，2024年报告关键词转向“盘活存量”“提升效能”“优化布局”“推动治理创新”。
这说明，湖北省的国资改革探索，精准踩中了国家政策转向的节拍。
种种迹象表明，“资产化、证券化、杠杆化”很可能成为“十五五”期间国资改革的主线，在更大范围内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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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到2016年，黄奇帆任职重庆期间，推行了大量的资本运作创新和尝试，堪称教科书级别的改革：
创新“地票制度”，将农村宅基地复垦后形成的建设用地指标，在交易所公开交易——正是“资源资产化”；
组建“八大投”融资平台，把政府的基础设施和未来收益打包为金融产品发行——正是“资产证券化”；
仅用30亿元财政资金，撬动180亿元注资，成功化解重庆银行系统坏账——正是“资金杠杆化”；
那是一个城市化“狂飙”的年代，社会资本汹涌，不缺买家，只缺好的东西。改革目标是“做大蛋糕”，通过增量扩张撬动基建与产业投资。
李殿勋曾在重庆工作27年，恰好经历了整个阶段，或许也受到深入影响。
不过，今天他所面对的，已经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时代：房地产深度调整、土地财政退潮，腾挪空间不如当年。
资产普遍面临估值下行，市场奉行“现金为王”，交易意愿比较低迷。
这意味着，当前的“杠杆化”首先是生存型化债，紧迫性更强，但腾挪空间更小。市场化操作的同时，还要警惕新增隐性债务的红线。
因此，从土地财政迈向资本运作，绝非轻松升级，而是一场伴随资产折价、风险出清、制度重构的压力测试。
它需要强大的资本市场支撑、透明的交易机制、严格的债务监测，以及地方政府从“管理者”向“经营者”的能力跃迁。
但或许，这也是唯一的出路。
未来几年，谁能率先完成这场存量重组，谁就能在新的财政周期中掌握发展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