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春夏之交，由青年学生率先在北京发起的中国民主运动以及它随后遭遇的血腥镇压曾吸引全球华语世界的广泛关注，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当时尚未走出动员戡乱时期的台湾社会产生影响。34年后，在民主体制日渐成熟，本土意识也日渐成型的台湾，八九六四意味着什么 ? 台湾华人民主书院理事长曾建元先生接受本台电话采访，介绍了台湾人权团体今年的六四纪念活动，也特别介绍了八九六四与1990年台湾野百合学生运动的关系。曾建元先生表示，台北的六四纪念已经从三十几年前那种纯粹的纪念六四或声讨中共，慢慢变成一个以人权、民主为中心的活动，让台湾人除了反省自身的民主化历程、关心中国大陆的发展，也把视野放到全世界其它正在为民主奋斗的国家。

六四纪念：台湾人开始有更开阔的视野

法广：台北的六四纪念晚会在6月4日晚上六点四十启动。但组织者也围绕这个特别的日子，安排了其它活动：

曾建元：我们跟往年一样，都是在台北的中正纪念堂举行六四晚会。今年的活动，我们在中正纪念堂的中央通廊有两个展览。一个是六四当年的史实特展，我们当年第三波民主化国家相关的历史资料，来做一个呈现，我们也把当时的一些中文报纸与六四有关的报道找出来，让观众可以很快的就进入到当年的场景。另外一个是针对儿童设计的展览，让父母带着儿童，去认识什么是民主，什么是专制，就是透过一些有趣的案例，让父母跟小孩同时去思考这些问题。这些都是在中正纪念堂的室内。在室外呢，我们从6月4号的下午开始，连续有3部电影在广场上来放映。有剧情片也有纪录片。晚上六点40分开始，就是我们的晚会。今年晚会，我们邀请了台湾的各个关心中国议题人权议题的公民团体来共襄盛举。同时，活动主题除了追念当年的六四之外，也包括香港议题，因为过去常年纪念六四的最重要的一个地点就是香港。现在香港的这个地位已经随着（港版）国安法通过，而消失了。所以，很多在台湾的香港人，就在中正纪念堂，在台北，延续他们当年在维园纪念六四那样的一个精神。所以今年香港是一个重要的主题。除此之外，乌克兰战争和世界其他的地方受到专制迫害的国家以及他们的问题，或者是他们内部的民族/民主问题，有一些团体也会在这次六四活动中，在这个问题上面会做一些发挥。最后呢，活动也包含台湾本地的议题。因为台湾虽然现在是一个民主国家，或者说是自由度的表现在亚洲名列前茅，可是我们自己知道，台湾的人权、法治的发展，还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所以我们也利用纪念晚会，检讨我们台湾现在的人权状况。所以，台北的六四活动已经从三十几年前纯粹的纪念六四或声讨中共的活动，慢慢变成一个以人权、民主议题为中心的活动，让台湾人除了反省和我们自身的民主化的历程、关心中国大陆的发展，也把视野放到全世界其它正在为民主奋斗的国家。我想，这是六四的这个主题这几年来在台湾的变化，台湾人在这个问题上开始有更开阔的一个视野。

不忘八九六四对野百合学运的影响

法广：请问这3部影片都是哪三部呢？

曾建元：有一部台湾的片子， «超级大国民»，是以白色恐怖时期的乱葬岗被发掘的过程为背景的一个剧情片。影片在台湾得过电影大奖。我们会把这部片子重新拿出来播。另外两部是国外的作品……

法广：也就是将纪念六四和台湾争民主运动的努力和过程结合在一起……

曾建元：对，其实我们认为，如果去追溯六四跟台湾的关系，这其实都是在当时全球第三波民主化的脉络之下。当时台湾还在动员勘乱时期，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民主国家。所以，大陆八九六四的年轻人当时的诉求主题，也曾经感动过台湾人民和台湾的学生。1990年台湾的野百合学运之所以能够顺利的完成民主转型，也是因为台湾的政府跟台湾的人民计汲取了六四的教训，不想让台湾重蹈共产党镇压六四的覆辙，才让台湾能够有更多的经验或者智慧，走出民主的道路。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台湾纪念六四的时候，也要把六四跟台湾的关系，做一个阐述。

台湾思考六四的意识形态结构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法广：那么，34年来台湾社会对六四纪念的关注度和参与度是否有变化呢？

曾建元：其实变化蛮大的，起起伏伏。因为1990年代，大陆改革开放，而且对台湾大量的招商引资，所以非常多的台湾人到大陆去发展。随着那波大陆的经济起飞，很多台湾人就认为说，可能中国也会走出另外一个发展模式。所以，对于六四的议题，谈论的人慢慢地就越来越少人。另外一点，台湾的民主化也伴随着本土化，在本土化思潮之下，他们怎么去看待当年台湾声援六四？当时，台湾的确还在动员戡乱时期，台湾的社会当时还存在一种大中国的意识，可是民主化之后，台湾事实上有一段时间是想要摆脱这种大中国意识，所以很多人就不太愿意再去谈台湾跟六四的关系。所以，参与六四纪念的群众结构其实经过很大的变化。最大变化就是最早是统派，也就是支持统一的这些群众，他们慢慢的离开了中正纪念堂。后来，我记得是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开始有台湾的本土派社团进驻到中正纪念堂，取代了原来统派社团的角色。这是因为台湾民主化以后，统派社团在台湾公民社会当中开始萎缩，参加的人越来越少。而台湾的公民团体呢，虽然他们在认同意识上面有别于统派的团体，但是从普世价值这个基础之上，他们也同样来声援、支持六四。随著台湾社会的变迁呢，这样的人越来越多，所以现在，六四活动的群众结构，它的国家认同基础其实已经与30年前完全不同，现在不会去谈统一的问题，也不会再去强调两岸的同文同种关系，来说明台湾是否需要支持六四，而更多的是从普世价值这个角度，从如何促进中国民主化，让它成为跟台湾同样价值的一个国家的角度，来说明中国民主化有助于台湾民主的巩固，或者台湾的国家安全。也就是更多的是从价值或者或者台湾的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谈六四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思考六四的观念，它的意识形态的结构，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法广：参与六四纪念活动的人数是否比以前更多呢？还是说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曾建元：其实是更多了，是一种稳定的成长。因为现在参与六四的群众的结构在改变，越来越是年轻的一辈的人，更多的是从普世价值角度，来关心六四，参与者越来越以年轻人为主，也包括在台湾的外国的学生，或者是移民——他们也有很多人来参加六四。他们来参加六四纪念并不是只声援中国大陆的六四运动，而是把六四，这个具有传统性的一个机会，变成一个各国人民在台湾共同来支持人权、宪政这些价值的一个机会。这项活动的意义，已经有更多更丰富的诠释了。

法广：6月4日当天，台北光点华山剧院也将放映由前台北市文化局长谢小云与流亡德国的中国作家廖亦武监制的纪录片«刘晓波在福尔摩沙»。 影片记录的是2022年7月13日，在台湾艺术家郑爱华家中庭院举办的一次刘晓波纪念活动。观众可以从中看到经台湾民间社会筹资、由郑爱华女士创作的一组刘晓波纪念雕塑。 不过，这组纪念作品自2018年创作完成之后，就陷入了无处安放的尴尬，始终停放在郑爱华女士的家中庭院。廖亦武为此刊文感叹“无处话凄凉——«刘晓波在福尔摩沙»”。如何解释这种尴尬呢？曾剑云先生表示：

曾建元：当然，台湾社会对刘晓波的认识主要是在精英或知识阶层、文化界，一般老百姓大概也知道，但是因为刘晓波没有来过台湾，所以他们对于刘晓波的认识都比较肤浅，也没有太多的感情。这是事实。但是，关于这些大型的公共艺术作品的摆放，当时，制作团队是想把它捐给政府，因为东西的确很大，它不是只有一件作品，而是三件作品的组合。占地很广。

我记得当时是在台北市政府的前面的广场来展出。 当时的市长柯文哲只允许他们展出一天，不是很有诚意。台北市之外，各地的地方政府或者中央政府，他们都有很多的公有的土地或场馆。事实上，绝对可以找到典藏这些作品的地点，怎么可能找不到任何一个地方呢。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各个地方政府对这个问题都比较消极，因为的确两岸有很多交流，特别是地方政府间有交流。这些政治人物都会担心：如果我在我的地方摆上了这个纪念刘晓波作品，又是利用公有的、地方政府的土地或者场馆，那就表示对刘晓波的声援，会不会让共产党认为这是在支持中国大陆的反对运动，在给共共产党难看？会不会由此影响到两岸的各方面的交流……地方政府或政治人物会有很多这方面的顾虑。这就导致这些纪念刘晓波的作品，竟然在台湾找不到地方可以立足，现在还是放在创作者他自己家里的庭院。 这真是非常离谱。因为创作者的家里不是公共空间，而公共艺术就是要让更多的人，可以在公共空间观赏。郑爱华他们这个团队，希望通过这个纪录片把他们现在所面临的困难，也就是适当的展出场地的问题抛出来。

不过，我已经告诉他们：台湾文化部两三年前曾经召集相关的博物馆和华人民主书院商讨过，准备在未来，由华人民主书院承办，在台南找一个适当的地点，设立一个民主文物馆，把包括中国大陆六四、香港，还有其他国家，跟民主运动有关的文物，统一加以典藏。这是文化部支持的一个典藏的计划。所以，如果我们华人民主书院近期内能够找到适当的典藏场地，那我当仁不让，我会来保管这些东西，给它一个很好的安置，未来向台湾和世界公开，让大家来共同观赏这些作品，也从这个作品当中，去了解刘晓波的思想和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