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一考定终身”早已被证伪，但苦读十二年，如高考时表现不佳，不免也是人生中的一大遗憾。

近年来，社会对高考改革的呼声愈加强烈。事实上，多年前，与高考相关的一项政策“插班生”考试就已在上海市进行试点。但至今，“插班生”仍只是上海独有。

近日，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发布的2023年继续开展普通高校招收插班生试点工作相关通知引发关注。通知提到，今年上海将有包括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14所普通高校在部分专业中继续开展普通高校招收插班生试点工作。

根据规定，上海本地高校的大一学生，只要满足相应的条件，就可以报考招收插班生的高校。

但考试的本质是竞争，因此对于这一做法，也有一些不同的认识。比如，给部分学生第二次机会，是否会影响高考的公平性？对于人员流出的高校，又是否会造成尖子生的流失？

2%的机会

“毫无疑问，要使插班生政策落实到位，不仅需要管理者的胆识，还需要相关各方人员的通力协作。”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樊秀娣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看来，允许“插班”，就像给高等教育搭建了一座立交桥，但各地对此的认识不同。

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插班生”政策于2000年在上海正式试点，首批就有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和上海大学 7所高校的部分专业中进行试点。同年，“专升本”高校试点也同步进行。

通常，招收插班生的名额会控制在本科高校一年级学生总数的2％以内，由上海市教委根据试点高校上报的计划进行统筹。

根据规定，各试点高校在全面考查考生情况后，根据自主确定的插班生选拨考试等各项条件择优自主录取插班新生。被录取的新生，纳入转学的轨道，由录取学校将新生名单上报市教委，经审核后办理转学手续。插班新生将按录取学校的学籍管理办法进行管理。未被录取的考生，留在原学籍所在高校继续学习。

普通高校招收插班生试点为高校行为，招收的报名条件、专业、名额、考核办法、录取方法等均由试点高校依法自主确定。相关文件还要求，各试点高校须严格按照公布的招生计划数进行招生。

据不完全统计，至少近十年，每年的“插班生”录取人数基本控制在两三百人左右。疫情三年，这个数字也无较大变动，2022年录取学生人数为266名，2021年为260名。

今年，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东华大学、上海理工大学、上海海事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上海海洋大学、上海大学、上海政法学院、上海师范大学、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14所普通高校在部分专业中继续开展普通高校招收插班生试点工作。5月27日就将开考。

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各校的招生简章中，也不乏一些本校的知名专业。比如复旦大学，今年的招录名额为28人，其中，招录人数最多的专业为哲学和核工程与核技术，均为6人。



复旦大学2023年插班生招生计划

各校对于招生对象的要求不同，但基本要求是参加过2022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且大一所修课程考试成绩都及格。同时，学生只能报考一所院校，机会也只有一次。本校学生不得报考本校插班生。入学后不得再转专业。

部分高校对于报名者的要求较为严苛。比如复旦大学2023年插班生招生简章提到，一年级所修课程学分不低于45学分，考试成绩均须及格（不含补考及格）；所在高校绩点满分为4.0的，平均绩点不低于3.3；所在高校绩点满分不为4.0的，等比例折算。

上海交通大学则要求学生高考成绩不低于当地同科类一本线，对于合并本科批次的省份，不低于特殊类型招生控制分数线，且GPA原则上需达到3.6。



上海交通大学2023年插班生报名条件

“弯道超车”不易

“插班生的待遇和高考统招的学生没什么不同，一起上课，学费是一样的，毕业之后的证书也是一样的”，目前在读大二的李欣（化名）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但有些学校会要求学生重读大一。

2020年，因为觉得所在专业不适合自己，李欣从原来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商务英语专业，转到了目前就读的复旦大学汉语言专业。因为跨专业考试，她重读了一年。但大一学过的英语等通识课，也转化了学分。

在某插班生辅导机构工作人员许超（化名）看来，插班生是个“小众”考试。客观原因在于其较大的考试难度，“不少学生上了大一就‘躺平’了”。另一方面，由华东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及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所作的一份问卷调查中提到，在240份有效问卷中，九成以上的学生了解到插班生招生是通过同学、家人、朋友、媒体等非正式渠道。

李欣也是通过非正式渠道了解到这一政策。以她的考试经历为例，她从11月份开始备考，找资料就花了一两周，之后还需要陆续补充。报考的汉语言专业招录4人，但当天考试的却有一百多人。

“只考一天，上午是文综，满分400分，内容有点类似文史哲里考研的知识。下午的英语满分是200分，比CET-6级难一点，里面还出现过专八的原题。”李欣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最终，她的考试成绩为353分。



李欣的备考资料。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但在许多人看来，这一政策确实给了学生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也比复读的成本小。另一家“插班生”培训机构的工作人员则表示，“专插本”考试的内容与高考内容基本无关，有的专业考高数，甚至会出一些竞赛题。平均来说，招录比大概在十比一左右。“但还是比考研容易的”，她强调。

樊秀娣认为，因为插班生招生考试以笔试为主，考题难度高，招生名额少，没有认真备考的学生，光凭“运气”不可能成功。所以，学生没有一定的准备，一般不太会随意选择报考。客观上，插班生政策实施至今，总体秩序井然。

在她看来，对于那些出于各种原因、希望再拼搏一下心仪高校的学生来说，插班生政策不啻是一个机会，更打开了重塑人生的通道。

上述问卷则提到，不同层次学校教育资源的质量差异客观上成为报考插班生的主要原因。对多数学生而言，报考插班生的主要目的是换一个学校，其次才是更换专业。

也有观点认为，插班生考试似乎是“零风险”的，通过二次机会来弥补高考的失利，是否对统招生“不公”？进一步说，有无可能影响一些普通高校对学生培养规划的推进？

“二次高考”公平吗？

是不是只有通过高考统招录取才是公平的？在熊丙奇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

李欣也曾纠结于此。她原在的高中班级为“清北班”，但其成绩只在班里的中下游。“他们拼死拼活也没考上复旦，但我通过其他的方法，就考上了复旦，这样会不会对他们不公平？”她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

但有一次她注意到，某项大学生全国性竞赛中，复旦进入决赛名单的三人，有两人都是插班生。“那么厉害的人，如果没有给他们一个机会，其实也是挺遗憾的”，她说。

华东理工大学招生办及社管院则在调查问卷的结论部分中指出，插班生入学后在学业成绩方面的表现，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高考及插班生招生考试两种不同评价标准的差异，以及高考作为一种学业评价与人才选拔标准可能存在的不足。

熊丙奇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高校招生制度改革的方向是给学生多次选择，去打破“一考定终身”。但在地方上，推进改革的力度有所不同，比如春季高考也有很多地区没推进，但上海一直推行至今，而且把春季高考作为了一个全新的改革，包括实行高考分离，即一个学生可以拿到两张大学录取通知书。

樊秀娣表示，只要高校对插班学生招生工作能够做到公平公正，就会给学生带来多样化发展的希望，这对提升学生对学习和未来的信心，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她看来，对于普通院校来说，插班生政策并不会影响学校对学生培养规划的推进。因为插班生招生条件中，对考生的原学校学习成绩有较高的要求，而且，不少插本生考试的科目也与学生原本就要学习的科目一致。她所接触的参加“插班”的学生，感触最深的，是一年时间让自己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

客观来说，插班生政策的推行，也对当地高等教育的发展结构和质量有不小的要求。2022年上海市教育工作年报显示，该市共有普通高等学校64所。其中，普通本科在校生41.63万人，比上年增加2.3%。宏观上看，一年两三百名插班生的占比并不高。

除理念不同，某种程度上，客观条件也是二十多年后插班生政策仍在试行，且只在上海试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李欣看来，很多人会冲着这个期望到上海读大学，这也是一项吸引人才的战略。

然而这个加分项，近年来却频频面临能否持续的疑问。

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早在2010年，就有上海当地媒体撰文称，“插班生”考试式微。其中一个主要原因，便是实行平行志愿填报后，“高分落榜”的考生大幅减少。当时，复旦大学传出要退出插班生考试。而上海交大、同济等高校早在前几年已退出此项考试。尽管复旦随后宣布继续招生，但专业选择从9个变成2个。

上述问卷调查也提到，实行平行志愿之后，插班生招生并非仅仅是针对高考制度的缺陷而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其主要功能在于满足部分学生“二次选择”学校的需要。

调查结论中称，插班生招生功能定位的合理性，即通过筛选使一批学业水平优秀、上进心强的学生享受到了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实现了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

在樊秀娣看来，眼下，各校能够提供给插班生的专业和名额还十分有限，“有的学校似乎还有收紧的趋势。如何写好插班生政策这篇大文章，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