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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孙子:在祖父阴影下不舒服 我不喜欢当孙子(组图)

新闻来源: 南风窗 于2021-10-29 7:19:23  提示:新闻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



作者 | 路迟

鲁迅诞辰140周年之际,其长孙周令飞意外走红了。

但“鲁迅孙子”在今天格外受追捧,倒不是因为鲁迅。

视频里,周令飞用一种诙谐而哭笑不得的语气,回忆自己作为鲁迅孙子“躲不开鲁迅的一生”。

上世纪50年代,周令飞念小学时,总被唤“鲁迅孙子、鲁迅孙子”;每到上鲁迅的课文,同学们总要抱怨:“又要背你爷爷的文章”;新兵连结束后被分配到卫生所,因为鲁迅弃医从文,“你要完成祖父未完成的事业”;还要他写通报,因为鲁迅是文学家,他的孙子应该擅长写作文才对;写不下去,别人拿烟给他抽,他不会,“怎么可能,鲁迅抽烟”……

类似的事情很多很多,如今68岁的周令飞,把这些曾贯穿前半生的经历,用既略微带着自嘲又无比坦然的语气讲出来,令人捧腹。

人们惊喜地发现,这位自称不会作文的“鲁迅孙子”,其实语言叙述能力不失水准,他的表达变得很像脱口秀。主张鲜活、生动,理解门槛并不高,但内核仍然是严肃、真诚的,是一种新时代的文学表达。

不过,笑谈一时,“鲁迅孙子”的头衔伴随周令飞一世。“鲁迅”既是光环,也是阴影,让孙辈周令飞从出生始就同时承载着一份荣誉和期待。



而在中文语境里,“孙子”这个称谓又很微妙,似乎总是在人之后,总是离不开血缘,大文豪、精神先驱的身份基因甩不脱、赖不掉,诚如他无奈的慨叹:“年轻时感觉被无数双眼睛盯着,所以一心想要‘逃离’。”

转念一想,鲁迅周树人有四个孙子女,可为何似乎独有长孙周令飞,在近年来以“鲁迅孙子”身份受到关注最甚?

“大概是因为他有胡子吧!”与一位研读鲁迅多年的朋友商讨,对方似是而非地作出此解,依然带着茫然与疑虑。

叛逆的子孙

今人被周令飞吸引其实是自然而然、意料之中的事。别的不说,当一字胡、方脸和下瘪的嘴角出现在视频里,简直仿佛教材里的鲁迅活过来了,叫人忍不住感慨基因强大。



(周令飞接受采访时的截图)

不过,这爷孙俩其实的确存在着诸多不同。

鲁迅之妻许广平身高170,独子周海婴个头也高,遗传到周令飞这儿,整整比鲁迅高出20厘米。周令飞也常以此为理由,半开玩笑地回应那些“是否有导演邀请你去演鲁迅”的关切。



(鲁迅与孩子、夫人许广平)

历史上的鲁迅,除了冷峻犀利的文风,个人生活更被无数研究者剖离出冷淡、倦怠与惰性一面。在他身上,热情与冷观并行,悲哀与寂寞并存,主张“人得要生存”这般进化论的人生观,也曾因放不下老母亲而拒绝暗杀任务。

而周令飞更像一个“叛逆的子孙”。在还未到参军年龄的16岁就请缨参军,不被接纳,便通过软磨硬泡去表现;30岁那年,与女孩私奔去台湾;直到21世纪年过不惑之后,才回来安心当起鲁迅文化宣传人。

几代青年受鲁迅影响太过深刻,当代文人所铸思想,也不乏许多充斥着鲁迅的影子,不过,对其檐下成长起来的亲子孙而言,影子也有不少时刻以“阴影”形式存在。



因为祖父的“阴影”,周令飞活得并不轻松。上世纪六十年代,学校要求背鲁迅课文,要学习鲁迅怎么战斗、怎么投匕首。

他感到很不舒服,“我不喜欢当‘孙子’,我就不去学校了,躲在家里看书”。

后来自费去日本留学,鲁迅在日本实在太出名,于是,周令飞的“一举一动都会成为大家闲聊的话题”。

世人总是想在周令飞那张酷似周树人的脸上寻找某种印证、惊喜,或者仅仅是噱头,而一旦发现现实与想象的连贯有所相悖,就仿佛遭遇了某种背叛和欺骗。

周令飞之父,鲁迅唯一的儿子周海婴,也一度被置于诸此哭笑不得的误解之中。



(鲁迅先生之子周海婴【图源:中国作家网】)

大学时的周海婴对桥牌感兴趣,引起轩然大波,甚至被严肃约谈。不喜写作、会跳交谊舞的周海婴招致质疑:鲁迅的儿子怎么可以打牌跳舞,不好好读书?

“别人把我放在一个框框里,觉得周海婴就应该在某一个框框中生活。在别人眼中,学生应该念书,别人打桥牌我看看,好像就是影响了我的学业。想学交际舞也不行,所以我一直到现在都不会跳舞,这都是我的禁区。”

鲁迅49岁那年才意外有了周海婴。老来得子,鲁迅对周海婴的寄托,是自洽、幸福的人生。

而周海婴对父亲的记忆虽然仅停留于7岁,但其著作《鲁迅与我七十年》里所谓的“七十年”,是指从出生到写成此书共耗七十年。

整整70年,周海婴作为“鲁迅儿子”活着,用一生去追寻父亲的身影。

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长孙夏目房之介曾与周令飞互诉苦衷:即便从未见过祖父夏目漱石,房之介的前半辈子也一直生活在某种恐惧当中。“每天就是被人家说,你应该会写作,你不会写作,就是数典忘祖。”



(周令飞)

但夏目房之介学的是漫画,从事的是漫画评论工作,他曾在《漱石的孙子》一书里抒发苦闷:“我无法选择地成为了夏目漱石的后代,直到20岁,我都对此感到非常无奈,好像我一出生就背负了一笔巨额债务,总是有人会在我面前和背后指指点点。”

可类似的苦恼很难为大多数世人理解,用今天的话来说,甚至容易被质疑“凡尔赛”,这也让“孙子”们只能独消困闷。

在周令飞出生后没几年,周海婴妻子马新云怀上了次子周亦斐。出于对学业与事业的考量,夫妇俩当时并不打算要那么多孩子,但当他们准备去开人流手术介绍信的时候,学校领导却出面制止了他们,理由是:鲁迅先生的后代本来就少,怎么可以轻易打掉?

“打不掉”的后代

讲究门第、家学的中国人尤其钟意把子孙与父辈紧紧相连,传统谚语“虎父无犬子”“老子英雄儿好汉”等等,无不昭示着文化惯性里对名人伟人后代的精神、身份想象。

在家庭单位更稳固、知识资源与阶级流动程度有限的封建时代,我国不乏家族同志的典例。文界如“三苏”诗人苏洵、苏轼和苏辙,如书法世家王羲之、王献之、王洵;武界就更多,如岳家军、杨家将、薛家将等经典将门。



(周令飞与祖父鲁迅和父亲周海婴合照合影【图源:鲁迅文化基金会】)

现代更常见的称谓叫做“二代”,本身无关褒贬,只是象征承载着父辈声望的出生,以及外界更多严苛挑剔的审视。

相较于“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文学才华可以带来的更多是习惯的熏染和积累,“文二代”也天然寓意着更高的天赋期待,比如诗作受到争议的贾平凹之女贾浅浅。

不过,在这条想象的“文化传承”路径里,无论是从小耳濡目染的技术熏陶,还是基因天赋使然,都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元素:环境与时代。

周海婴、周令飞,与其祖辈鲁迅一样,也各自经历了急遽变化的时代,但前两者的变动,更多是社会层面而非国家民族层面的。

环境、时代、个人经历的诸多不同,造就了祖先后辈的不同人生轨迹。

虽然周海婴在回忆录里承认,长子周令飞在性格上与鲁迅有着颇多“隔代遗传”的相似之处,“自主性很强”“凡事只要认准了要干,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但周令飞出生的时候,鲁迅已经去世17年了,沧海桑田,个体的家族记忆何能掩盖时代洪荒?



(周海婴生前照,背景是父亲鲁迅)

因此,周令飞对祖父的了解和认知,也和世人一样多半是听来、读来的,不过多了一份家族内部的视角,对作为一个具体的人而非文化符号的周树人,多了一份直观感知。

周令飞的名字“令飞”,倒的确是周海婴、许广平母子商量为了纪念祖父而采用鲁迅其中一个笔名。

但这出于中国人重视家族、血缘,纪念父辈的一种情感惯性,与思想精神、文学价值之类的东西关系不大,也谈不上孰轻孰重。

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对自己儿孙的期待,在其遗书里已交代明白:“孩子长大,倘若无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如果说,作文、作诗作画都可以算一种技能,可以耳濡目染,也可以代代相传,但文学和艺术,更像是一种带有灵性的、集天时地利人和的复杂产物。它不可投机,不可强求,正如叶圣陶之子叶兆言曾提到写作与家庭没什么关系:“这不像中医,有独门秘方可以代代相传。”



从前有人问周令飞:鲁迅的“两棵枣树”,分别有什么含义?周令飞一时答不上来,只觉得“是文学上的一种技法”。数年后,他才恍然大悟:“一棵是物质的,一棵是精神的。”

让几代中国学生头疼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教材必选文,学生时代的周令飞也难以理解,他曾在采访里坦言,自己对祖父的认知一知半解,甚至是“一片空白”。

鲁迅的文化遗产不是周家子孙单独享有的,而是百年来不断被解构、铸炼的国民性瑰宝,要透彻地消化这份瑰宝,不仅需要人生阅历和岁月的积淀,还有一种跨时代的悟性。

古有云“君子之泽,三世而斩”,祖辈的精神财富文化,不足以让三代以后的后代用来消耗与消解。



好在,鲁迅其他几个孙子似乎也走出了各自的路。

次子周亦斐,从小喜欢做生意,现在已经是一名企业家;三子周令一,曾赴日本广播学会北京办事机构担任摄像记者;女儿周宁远嫁日本;鲁迅还有个侄孙去香港做了演员,名叫许绍雄。

他们之中,甚至没有一人成为严格意义上的作家,更惘谈像祖父那样“弃医从文”。表面看来,鲁迅那句嘱咐“忘了我,管自己的生活”,倒是整体得到了彰显。

“真实的不朽”

相比起十年前,今天的鲁迅似乎比十年前更多被置于一份属于年轻人的热闹中。

“热闹”和“狂欢”是不一样的,当后者有了某种污名元素,“热闹”更多包含一层可爱可敬的亲近。

以今年的《觉醒年代》为一个标志,鲁迅趴在地上嚼着辣椒写《狂人日记》的那一幕,令青年雀跃,视为“偶像”。

紧接着,井喷的“文化偶像”一次次复活鲁迅,90后、00后在B站和脱口秀段子里将鲁迅化为热梗,以一种虽然未必深刻但足够轻松、传播力足够广的方式,拥抱鲁迅。



(《觉醒年代》剧照)

不过,即便是诙谐的善意,即便不再有满天飞的“鲁迅说”,世人对已故先贤的理解和认知仍与真实存在出入。

看到《觉醒年代》里鲁迅趴在地上写作那一幕,周令飞觉得有点夸张,在他的记忆里,祖父是个很讲究、有条理、爱整洁的人,买东西包装的牛皮纸都要一一打开、叠好,再把系在上面的绳索谨慎地缠起来,甚至在去世前几个小时,他都会专门从床上下来,走到桌子边,写下便签:“我病重了,赶快找医生来。”



这些真实而无奈的细节,在时间中逐渐被遗忘、抹去,一个人身上最具有英雄主义的、对文化精神遗产最具启发巩固作用的特质被保存下来且加以放大,逐渐地,鲁迅的身份盖过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

真实的鲁迅不是只有“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斗士形象,更是温和、敦厚,慈善的,“他的笑容比严肃多”。

进入21世纪后,年过不惑的周令飞开始把工作重心放在还原真实的鲁迅上。

他帮助父亲出版《鲁迅与我七十年》,与父亲合写文章《鲁迅是谁》,办展览、出版《鲁迅零距离》,逐渐认识了和蔼可亲的、幽默风趣的祖父,那些从书本里得来的斗争性和刻薄,并非不存在,而是存在于鲁迅的文字和特定人生阶段,但并非作为性格基因延续下来。



(1923年11月,鲁迅在北京师范大学学生面前发表演讲)

真相稀缺的时代,还原不易。文学评论家李长之曾在其著作《鲁迅批判》里用“真实的不朽”来形容鲁迅,历史的结局是概括性的:鲁迅的文学成就和人格魅力,为他揽聚了太多俗世荣光,笼罩在他的头上,将其神化,革命者、政治家、启蒙的思想家、民族脊梁或精神战士等“鲁迅形象”不断浮现出来,真实的鲁迅反而越来越远了。

日本作家竹内好则从文学研究的角度出发,强调把鲁迅化为一种观念,便是把中国文学本身固定化了。唯有否定鲁迅的象征,才能从鲁迅自身中产生“无限的、崭新的自我”。



不过,当今天的年轻人闲时谈论鲁迅与柿霜糖和茴香豆的渊源,研究他的“两棵枣树”,笑着讨论“鲁迅孙子的胡子有多像鲁迅”时,有人认为这是将伟人偶像化的弊行,我倒觉得,这是在近一个半世纪以后,拥抱“真实的不朽”的一条生动的旁支。

诚如鲁迅自己在《三闲集》里说的那样,“不虞之誉”与“不虞之毁”同样无聊,过誉过贬都是对真相的消解,也是对人的放弃。
网编:牛气冲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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