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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率断崖式下滑 中国政府为何还不愿放弃生育控制

新闻来源: 美国之音/德国之声 于2021-05-11 7:10:26  提示:新闻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

中国政府5月10日发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宣布,全国人口共14.1亿,过去十年人口平均增长率比上一个十年的平均增长率下降了0.04%。报告说,“数据表明,我国人口10年来继续保持低速增长趋势”。2020年,中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中国的生育率近年来屡屡下滑,越来越多的现代年轻人选择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中国政府尚未完全放开生育限制,但是逐渐通过推行“家风建设”,弘扬传统孝道等方式,试图挽救日渐严重的人口危机。

东三省放开生育限制 : 一则牵动人心的传闻

今年2月18日,也就是中国召开全国人大的前几天,针对全国人大代表“国家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限制”的建议,一则来自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于其网站的答复引起了全国乃至世界媒体的关注 – “东北地区可以立足本地实际进行探索”。寥寥几行回答,引起强烈反弹,大家纷纷猜测东三省即将全面放开生育限制。除了媒体和社交平台各种讨论,2月19日截至午间收盘,A股“二胎概念股”中包括高乐股份、贝因美、爱婴室在内的多股涨停。尽管卫建委两天后立刻澄清“东北地区将试点放开生育限制等推测不是答复本意”,对全面放开生育限制的讨论网民热情不减,但是其基本意见可以归纳为 - 晚矣!

尽管对东三省近年来各项疲软的经济指标和表现众说纷纭,GDP增速,人均收入和消费往往各地情况差异甚大,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东三省近年遭遇严重人口下降。经美国之音记者查阅官方数据,东三省在2014到2019五年中人口减少大约在350万。



黑龙江省2014-19人口总量(美国之音根据黑龙江省统计局发布数据整理)



吉林省2014-19人口总量(美国之音根据吉林省统计局发布数据整理)



辽宁省2014-19人口总量(美国之音根据辽宁省统计局发布数据整理)

经济结构转型导致东北资源型城市人口加剧外流,空巢现象严重。同时,年轻人的生育愿望也节节下降。国家统计局刚刚发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报告结果显示,东北地区人口占全国比6.98%,下降1.2%。人口学家,《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介绍,东三省的总和生育率从1981年的人均1.89,降到2000年的0.9,再到2015年的0.56,此数字远低于同年的全国平均生育率1.05.

赤裸现实:越来越多的都市年轻人不再愿意承担生育任务

“东北的今天就是全国的明天”,易富贤发出这样的警告。“年轻人中,20-24岁结婚的人数,2011年还有953万,到了2018年变成436万,2019年就只有365万了。”

2021年元旦,上海的医院里,27个婴儿来到世间。而在1990年元旦,这个数字则是2784。也就是说,上海2021年元旦新生儿数量仅为31年前的1%。



资料照:上海一家医院的新生儿 (2006年7月10日)

北京市卫健委信息中心4月9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北京市2020年户籍人口出生数量仅有约10万人,比2019年的13.2万下降了24.3%,创下了十年来的新低。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分析说:“总体来说,80后90后这一代人,也就是生育主体,他们的观念发生了改变,不想生太多。他们的人生目标不是生孩子。他们更注重职业发展和满足个人需要,选择性在变化。另外,育龄妇女数量和比例在下降,再加上晚婚晚育,造成中国的生育率持续下滑。”

30岁的卢熹从老家山西来到北京生活已经8年,是一名坚定的不育主义者。原因很简单:不喜欢孩子。卢熹告诉美国之音记者说:“从小就不喜欢孩子,初中时候就决定不要孩子,家里其他人也没有很喜欢,带孩子玩什么的都只是为了维持基本的责任感。”

三十岁从中国传统来看已经是高龄婚育年龄,但是卢熹并不觉得自己是异类:“周围朋友们有孩子的并不多,很多都养猫,我的大学室友们都没有孩子,我也没有压力。” 唯一烦心的时候是父母亲戚的催促,但是她表示决心不会动摇,并且和好朋友讨论过将来共同养老的打算。追剧,旅游,养猫,谈恋爱,她觉得自己的人生足够充实。

尽管自己并不关心政府是否采取任何措施来解决人口下降的问题,卢熹还是认为女性权益的提升是关键:“我觉得只有政府更注重女性权益,减少生育成本公司承担的部分,从而降低在女性在职场受到的歧视,才能缓解低生育率的现象。这还包括男女同生育假,同时注重教育男性在家庭中承担更多责任。”

沉重的经济压力让现代年轻人生育愿望屡创新低

在中国不少育儿网站和论坛里,“碎钞机”和“吞金兽”是两个经常被提起的形容生儿育女花销甚高的代名词。从产检到生产,再从出生到上学,孩子成长的任何阶段,父母都要花费大量的金钱。来自苏宁金融研究院消费金融研究中心2020年12月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称,在全国养娃成本最高的10座城市里,排名最高的北、上、深、广均在200万元以上,就连排名第10的长春也要121.5万元。除此之外,一二线城市高昂的房价以及医疗养老的支出都是人们不想生娃的压力之源。

42岁的北京姑娘张楠枫供职于北京一家日企,结婚十年的她在不要孩子的问题上和丈夫意见一致,因为不想降低生活质量,也没有信心能养育好下一代。梁文怡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38岁之前她和丈夫还会受到父母的催促,总以“顺其自然”应付过去,现在父母也不再过问了。“有时候也会考虑老无所依的情况,不过时代在发展,以后的情况谁知道呢,过好当下吧。可能是周围也有不生的朋友,所以没感觉到任何压力。当别人谈论由于父母带孩子产生的矛盾和争吵,由于辅导孩子功课产生的苦恼等等,还挺庆幸没要孩子的。”

虽然张楠枫偶尔也觉得“孩子是家长改变的动力,能让家长更加自律”, 但是最终“没孩子能更好安排自己的时间,随时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的生活方式还是让夫妻两觉得更加自由自在。

对于接下来的生育政策,陆杰华教授表示会建议政府全面放开,但是政府是不是采纳还说不好,并且即使放开了,效果也不一定很明显。“但是放开总比不放开好,这是一个信号。现在比较急迫的是先放开,然后有一些配套措施和支持体系再跟上。如果生育率下降到韩国那个水平再回升,难度就更大了。现在生育率即使不回升,保持平稳下降也行,就怕政策还没调整,已经剧烈下降,那就很难改变了。”

坚持不要孩子的张楠枫却觉得政策如何其实并不能改变现代女性的观念。“生育率底其实跟政策没太大关系,想生的多穷都会生,不想生的政策多好都不会生。政策只是锦上添花,或是想法摇摆时的砝码,但是能占到多大比重就不好说了。”

春节结束后的一个周末,她和老公临时决定去河北度了一个滑雪长周末。在他们看来这可比送孩子去上钢琴课足球课有意思多了。



北京一所小学校的家长在接孩子放学。(2021年4月6日)


官方悄然掀起“舆论引领”:是否为时太晚?

今年3月召开的两会发布了长达65章节的“第十四个五年计划纲要”,其中第45章专门提到了“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第十三个五年计划纲要”中的“积极应对老龄化”一章相比,十四五这一部分篇幅增加了一倍,并且对“一老一小”服务项目提出了数量化的要求,比如“新增示范性普惠托位50万个以上”。其实早在2019年4月 ,国务院办公厅 就印发了“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但是对于大部分新生儿家庭来说,父母或者保姆帮忙依然是育儿的主要协助方式,找到一个放心又可负担的托儿所简直难于登天。

4月中旬,中央人民银行很罕见的专门针对人口问题,发表了长篇工作论文“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其中提到“应对人口转型这种大课题,单一政策难以奏效。不仅要放开生育,而且鼓励生育”,被不少读者认为是第七次人口普查报告公布前为铺垫全面放开生育政策的探测民意的风向标。

在被问到政府应该采取何种措施提升生育率时,易富贤答:“要鼓励生育,需要全部短板都补齐。但是短板在哪里我们不知道。改善住房,降低房价?首先中国政府没有那么多财力。我觉得中国应该放开学术研究,让很多学者参与进来。这个需要综合的评估。我们应该允许学者自由的研究如何低成本的提高生育率。”



人教版三年级“道德与法治”课本改版前封面(作者提供)

今年3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道德与法治》(三年级下册)两个版本的教材封面引起了家长的注意。改版前的教材封面是一家三口在一起,女儿在放风筝;而新学期发放的教材封面上,女孩手里的风筝没了,爸爸妈妈推着一个婴儿车:小女孩迎来了弟弟(妹妹)。

对此,有网友戏称“养孩子太贵了,二胎来了,连风筝都买不起了!”



人教版三年级“道德与法治”课本改版后封面(作者提供)


中国政府加强宣传传统家庭价值观念

3月28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论述摘编》一书,在全国发行。在此之前的几年里,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联)作为中国妇女工作的官方组织,一直以开展讲座,制作网络宣传片,在基层搞活动等形式,努力在全国打造一种“尊老爱幼,夫妻恩爱,子女孝顺,邻里和睦”的传统思想回潮的气氛。

“现在国家肯定是要鼓励生孩子,不过倒也并没有说让妇女回归家庭不上班,不然劳动力少了怎么发展经济啊。十四五规划也都比较理性,提出要男女共同休产假。提倡传统家庭价值观是最近几年妇联主要在抓的工作。但是到了地方上各级政府怎么具体实施,那就水平参差不齐了。”某位国际NGO驻华代表处工作人员(应受访者要求匿名)这样评价道。

然而,“家风建设”如此宏大模糊的主题,到了地方上则经常演变成提倡“女德”,“孝道”,“三从四德”等与现代社会风气不甚相符的陈腐陋习。

4月12日,在中国最大的社交媒体之一“豆瓣”社区上,近十个女权主义的相关小组被封杀,小到几百人大到几万人的小组无一幸免。分析人士指出,某些主张女性不婚不育的小组触动了官方的神经,和其鼓励女性生育的大方针背道而驰,尤其在第七次人口普查公报发布前夕,这些主张过于刺眼,所以遭到剿杀的命运。

“离婚冷静法”的出炉可否挽救现代人逃离婚姻和家庭?

而民政部今年刚刚出炉的“离婚冷静法”则引发“众怒”。自从2021年元旦施行一个月的“离婚冷静期”以来,民众在网络上对此新规几乎是一边倒的批评,纷纷抱怨为何不设立“结婚冷静期”,新规的设立反而使得一些人更加恐惧宽进严出的婚姻。

“这个冷静期体现了立法者的苦心。婚姻是一种高层次的契约,更应该受到到规制。生育应该是婚姻的粘合剂,所以这样的规定可能促进生育,虽然没有直接关系。冷静期的立法目的,应该是让婚姻回到理性,不要动不动就离婚。”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离婚冷静期也许不能降低离婚率,但是能代表官方的态度:“全世界人都有这样的价值观,只是中国政府更务实,更高效。”

“当然不能说不让人随便离婚了就一定能让人多生孩子了,但是这个立法是从社会的稳定结构来考虑的。如果大家都很率性,这社会也没法运转了。虽然没法量化,但是我认为最终还是会影响和促进生育水平的提升的。”

对此,人口专家易富贤也觉得离婚冷静期的设立对保持传统家庭价值具有积极意义:“离婚冷静期是很多国家的惯例,不应该指责。中国现在的离婚率太高了,太容易了。东北的离婚率差不多是日本的三倍,全球最高,生育率也是全球最低。”

本文中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两位人口专家陆杰华和易富贤,以及两位不愿意生育的女性卢熹和张楠枫,在采访中都对一件事情看法一致,那就是,生育率一旦下降,就再也很难回升了。政府控制生育率很容易,但是想要鼓励生育率,却难于登天。

某位不愿意署真名的北京年轻女性这样告诉美国之音:“对于当今中国的生育低靡问题,也许有一个貌似可行的方法,那就是制作一批像当红电视连续剧‘小舍得’这种温暖现实主义基调的小甜剧。毕竟很多姑娘包括我看了之后的感受是,虽然有不少拼娃的焦虑和竞争的残酷,也到处充满家庭亲情尤其是母子之间的温馨和美好,让人忍不住想去尝试避免剧中的尴尬,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现代母亲。”

这可能比“家风建设”讲座和制定“离婚冷静法”更让女人容易接受吧。

人口危机显现,但中国政府为什么不愿放弃对生育的控制


延迟一个月后,中国官方公布了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不出人们所料,中国人口增长率继续下跌。不少专家早已对此提出警告。但专栏作者邓聿文指出,在中国,人口和生育问题不单纯是个经济和人权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



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20年全国人口共14亿1178万人,比2010年增长5.38%,年均增长0.53%,比六五普查数据的年均增长0.57%下降0.04个百分点。考虑到中国2016年已放弃一胎政策,中国的人口增幅实际比公布的还要低。事实上,根据公安部发布的《2020年全国姓名报告》透露,去年出生并已到公安机关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1003.5万,而统计局公布的2016年全年出生人口还有1786万人,可见中国的出生率在近几年出现了断崖式下跌。

除人口总量外,这次普查还有以下一些值得关注的数据,如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2.62人,比2010年的3.10人减少0.48人。表明劳动年龄人口的15—59岁人口以及表明老龄化程度的60岁及以上人口分别占比63.35%、18.70%,和2010年比,前者下降6.79个百分点,后者上升5.44个百分点。汉族和少数民族人口占比分别是91.11%、8.89%,与2010年相比,前者增长4.93%,后者增长10.26%,人口比重上升0.40个百分点。

此次人口普查数据原本应4月公布,后官方推迟一月公布,外界虽然不得具体原因,但相信与已经公布的数据所显示的比预期的人口状况更不理想有关。

人口危机已经上路

人口数据是一个国家的基础数据,一国的发展及其政策乃建立在真实人口数量的基础上,这是多数国家每隔一段时期进行人口普查的原因。中国现在还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但普遍预测在不久之未来这一“荣光”就要让于印度。从是次普查数据看,中国的人口危机已经上路。



中国已经面临人口老化的问题

任何国家都需要一定的人口数量特别是年轻人口数量,否则不但生产成问题,若出生比跌破1,若干年后连保种都成问题。尽管一国需要多少人口才合适没有一个公认标准,但普遍认为年轻人口比老年人口多一些,对国家的长远发展是有利的。而中国正步发达国家之后尘,人口出生数量不足以弥补人口老化程度,已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问题是,中国人均GDP才刚刚达到1万美元,不仅远不及发达国家,也落后一些人口年轻化的国家。“未富先老”是中国面临的尴尬。也因此,这些年来在中国越来越的人呼吁政府全面放开生育限制。

经济学者和人口学家喜欢从经济角度看待人口问题,中国过去40年的高速发展得益于人口年轻化,也即“人口红利”,它贡献了GDP增长的很大部分。人口老龄化也就意味着人口红利消失。然而由生育率下降所导致的人口问题或人口危机,有远比超出经济单一视角更为严重的社会后果,包括男女性别比的失调,独子家庭的增多,建立在多子女基础上的传统家庭伦理和传统文化的消解等,甚至对战争也会产生影响。

地方、部门利益博弈

不过,面对多年来社会要求放开生育和人口管制的压力,中国政府似乎表现得很淡定,节奏始终是慢一拍。官方直到2016年才全面开放生育二胎,此前长达40年,实行严格的一胎政策,除了在某些时段对特定少数民族网开一面外。一胎政策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否起到了官方期待的作用,在学界一直存在争议,但毫无疑问,它的执行过程产生的人道灾难可谓罄竹难书。这也是人们批评计生政策的最直接动因。

生育关乎人的最基本人权,是人之为人的最基础自由,可中国政府长期在这个问题上行使强制权力,对人口生产进行有计划的干预和调节,不全面放开生育限制,背后原因决非像官方说的计生政策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功莫大焉,以及担忧放开生育会导致人口反弹那么冠冕堂皇,而是有着部门利益的博弈,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乃至中央政府隐秘的对脱贫和特定民族的政治考量等复杂的成因。

1978年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时,当时的中共中央在有关人口问题的“公开信”中说:“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但是,计划生育长期实施形成了深厚的部门利益,正是这个部门利益在计生政策已见成效下阻碍全面放开生育控制。这个部门利益就是计生系统,它包括向中国政府提供政策咨询和决策参考的某些人口、经济和社会学界的人士。后者顽固地坚持中国人口太多有害论,有的认为中国人口8亿就够了,他们甚至向中国政府提供虚假的人口信息。而计生部门长期将征收社会抚养费作为控制人口的手段,这也就在实际中导致目标和手段的背离,即手段本身成为目的。虽然社会的挞伐和生育率的下降使得中国政府后来改组了计生部门,但直到今天还曝出个别地方的计生部门向民众征缴抚养费的事情。

社会抚养费对很多财政收入不足的地方尤其基层政府也是一种激励,被用来解决庞大公务员福利的一种方式,特别在10多年前这很普遍。在这些地方,政府往往默许甚至纵容计生部门去征收超生罚款。如果说计生罚款只对穷地方的政府有吸引力,那么鉴于中国政府以GDP增长来考核官员,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都不会有意愿去调整计生政策。因为假如在经济增长水平大致差不多的情况下,一个地方的人口越少,人均GDP也就越多,从而有利于提升官员的政绩。而且,对地方政府来说,它们会认为调整计生政策是中央政府考虑的问题。



生育、抚养成本过高,导致中产阶层不愿生育多个孩子

控制人口=控制社会

就中央政府而言,之所以在公开信承诺的30年后放开计划生育不兑现,一方面是受计生部门和有关专家学者的建议误导,另一方面也有自己的“私利”考虑。中央政府的“私利”主要有两个:一是脱贫,二是对特定民族人口过快增长的担忧。中国政府需要用脱贫来证实自己统治的正当性,这不只是习近平一人的想法,从邓到江胡,都如此,中国改革的最大动力就是摆脱贫穷,只不过习在前任的基础上制定了一个明确的脱贫时间表。而人口过多显然不利于脱贫的实现。所以中国政府常常夸耀计划生育在过去30多年使人口少生4亿多。这也是2016年中国政府只全面放开二胎,不放弃计生政策的原因。对于习近平来说,他显然担心全面放开生育会冲击2021年如期实现脱贫任务,还会导致之后的反贫。而全面脱贫关系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后者对巩固习的统治和权威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

中国政府担忧的另一问题是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将会使某些特定民族的人口激增,超过其在现有民族人口的构成,“威胁”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安全,甚至有导致分裂之危险。中国过去的一胎政策,主要是针对主体民族——汉族,对少数民族则允许先二胎,对一些人口特别少的民族,允许先多胎。但在实际中,一些少数民族先多胎的现象很普遍。这导致整体少数民族的人口增长要快于汉族,本次普查数据亦显示这点。由于某些特定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与汉族不同,在本民族意识觉醒下,出现了一些争取本民族权益的事情,被中国政府认为构成对国家安全和统一的挑战,所以必须在人口上控制他们过快增长。

对很多人来说,随着生育成本的提升,即使放开生育限制,他们的生育意愿也很低,愿意生育第三个孩子的人已经不多了。但有特定生育文化和宗教的民族则很可能愿意多生。因此,若完全放开生育,汉族等人口生育意愿难以有效提升,依然会维持低生育率,而那些有特定生育文化和宗教的民族人口数量会突破一切约束,孩子越生越多。这种情形下,不可能专门针对某些特定民族去进行生育限制,否则会被视为种族歧视,受到国际谴责,甚至激起民族矛盾,能够实行的只能是所有民族在生育上一律平等,也就是继续保持计划生育政策,只允许生二胎最多放宽到三胎,这样,就很难会有特定的民族人口迅速超过现有的中国民族人口构成,起到了限制他们人口膨胀的作用。

上述两点考虑尤其后一点是中国政府不可能公开对外讲的。中国的人口和生育问题不单纯是个经济和人权问题,它也是一个政治问题。需要从政治的角度去看待中国政府的人口和生育政策。鉴于多数人的生育意愿已经降低,尽管中国的人口危机已经显现,中国政府在未来全面放开生育限制的可能性依然不大,最多可能的是允许三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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