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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德基必胜客也摆摊了!真正需要摆摊的人 没空发圈!

新闻来源: 新京报/酷玩实验室 于2020-06-04 14:42:55  提示:新闻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

新京报讯(记者 张晓荣)受政策助推,地摊经济成为热门话题,不少人都计划着“练个摊儿”,出乎意料的是,西式快餐巨头也来抢生意了。6月4日,新京报记者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肯德基、必胜客也推着餐车走上街头,开始卖早餐了。

伴随着地摊经济引发热议,新京报记者注意到,必胜客6月3日晚发布官方微博称,“如果阿胜摆摊,你们想吃啥?”有不少网友在评论区留言。仅过去一晚,新京报记者就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肯德基、必胜客多个餐车出街的照片,有网友表示,餐车主要出售多种类型的早餐。新京报记者向百胜中国方面求证发现,早餐车信息属实。此外,肯德基还推出了KFC超级甜品站,在早餐之外的时段试点移动餐车服务。



据百胜中国方面介绍,早在2018年肯德基便开始探索如何在店外的更多场景,为消费者提供更为便捷的服务,并启动了手机点餐全场景覆盖项目,在多地试点推出移动餐车、快闪店等,消费者可线上点单、在早餐快速点取餐。而此次能迅速响应地摊经济,在多地试点“早餐摊”也是得益于其强大的数字化生态系统。百胜中国方面还表示,未来会继续探索,将地摊经济模式应用在更多场景。

对于肯德基、必胜客参与到此次地摊经济中来,餐饮连锁品牌战略顾问王冬明认为,两个品牌价格已足够低,开拓外摆场景是为了降低开店成本,同时拓展门店,实现低成本快速扩张。

值得注意的是,百胜中国相关负责人还透露,公司还准备了KFC超级甜品站——“会练摊的机器人”,由机械臂全程制作及奉上冰淇淋的黑科技设备,目前已进入全国6个城市,将科幻式的酷炫人工智能体验带入现实。而在早餐以外的时段也开始在部分城市试点推出移动餐车服务,这也适用于展会、大型活动在内的一些特殊场合。

真正需要摆地摊的人,没空发朋友圈

几年前,有首歌特别火。歌名特别有意思,叫《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这歌的创作者是80后,如果她出生在98年,那一定写不出这首歌——因为后来的人民广场,肯定买不到炸鸡。

自从开始评选什么“文明城市”“卫生城市”之后,小摊,变得越来越少。

但最近,“摆摊”这个词,又在被不断提及。

推出“地摊神车”的五菱汽车,一天之内,股价从5亿港元变成了11亿港元。



各种摆摊攻略,也被人们疯狂转发。有关摆摊的文章,我今天看了不下20篇——但这些文章中,更多的是调侃和玩梗。

所以,我写了这篇比较“无趣”的文章。

在我记忆中的“地摊经济”,一直都是严肃而沉重的。

地摊经济的主角,不是周末小打小闹的白领,不是嘻嘻哈哈的情侣,而是急需经济来源的失业中年人。

摆摊,对他们来说是家里的房贷,老人的药费,孩子的生活费,零敲碎打的柴米油盐煤气水电……

当摆摊的重要性被上升到政策高度,这通常意味着,经济形势已经很严峻了。

01

人们一直都说,北方人拉不下脸面摆地摊。但东北人,摆了。

曾经,东北人是骄傲的。

建国初期,全中国98%的重工业基地在东北。1978年,全国全十大城市,东北包揽了4个。

到了1990年,东北成为全国城市人口比例最高的地区。

文化宫、家属楼、大工厂、满街的自行车,成为了东北特有的“城市文化”。



但与此同时,国企开始亏损。几乎所有的工厂,都开始谋求新的出路。

城市文化,变成了“伤痕文化”。

在刚刚传出要改制的消息后,东北人最先感受到的,是迷茫。

他们的父辈,一辈子在工厂里,而他们的小半辈子,也在工厂中度过。现如今,他们必须要离开工厂。

那段时间,东北大街小巷最常见的,是彩票。

“吸烟伤肺,喝酒伤胃,桑拿太贵,到歌厅高消费,打麻将赌博你干扰社会,买点彩票,你经济又实惠。”

这样的串词,被一遍遍地提及。而工人们也都愿意一次次地掏出兜里的钱,留下满地的废纸。



彩票,好歹还有个中奖的概率。但未来,似乎什么都没有。

挣不到钱,小偷小摸开始愈发频繁起来。

一辆自行车,会在你锁上的4分钟后被偷走。防止被偷的最好办法,就是不上锁——不去商场、不去没办法把车推进去的饭店。

车在哪儿,人就得在哪儿。

这种混乱的状况,一直持续到1992年。

1992年,黑龙江省绥芬河市市长赵明非在绥芬河市的一个贸易市场,摆了一次摊。

他花了两块钱,在市场租了一个摊位。摆了一件夹克、两个饭盒、一台收音机、一罐蜂王浆。



市长摆摊的消息,很快传开。记者、工商局、围观群众……很快将这个摊位围得水泄不通。

市长都开始摆摊,一时间,绥芬河市开始“全民摆摊”。绥芬河离边境近,各种新奇的玩意儿开始出现在摊位上。

为了方便工人们摆摊,赵明非甚至还推出了“7小时工作制”。

后来,赵明非才透露,那次摆摊,是一次“作秀”。

而原因,是那位88岁的老人坐在南下的列车上,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等地。

那一年,全国有几十万人,下海经商。不少东北工人,也加入了这一行列。

而其他人,仍在等待着命运的审判。

90年代末,“下岗潮”还是到来。在这场波及三千万人的改制中,其中的四分之一,是东北人。



我们能在各种电影、文章中,找到那段黑暗的岁月。

穷,是真的穷。

一家人一个月不沾一点荤腥,把家里的家具劈了生火……甚至,有人被饿死、冻死。

留给东北人的路只有一条,摆摊。

但大家都下岗,卖别的东西,也不会有人买。不愁消费者、门槛低的餐饮,成为了很多人的首选。

2000年,一个东北穷小子开始摆摊卖小菜。在这过程中,他发现东北人喜欢吃从四川传来的麻辣烫。

但麻辣烫太辣,东北人有点受不了。

在往锅底加奶、加糖,花了两年多时间改良口味和辣度后,2003年,一家叫做“杨记麻辣烫”的小店,开业了。



因为适合东北人的口味,很快,“杨记麻辣烫”就开了好几家。而村子里的人,看到小伙子从一个摊位,变成了几家店,也纷纷加入了“麻辣烫大军”。

几年后,他的远亲,也从摆摊做起,而后开了自己的第一家麻辣烫店。

这家店,叫做“张亮麻辣烫”,而此时,“杨记麻辣烫”,也改名为“杨国福麻辣烫”。

2019年,杨国福麻辣烫在全国拥有超过5000家门店。张亮麻辣烫,有4500家门店。

而我们知道的星巴克,在中国有3300家门店;肯德基,有大概6000家。

短短15年,他们从一个摊位做起,然后把门店开到了全国。

除了麻辣烫,还有烧烤。



纪录片《人生一串》火了之后,人们开始赋予烧烤更多的意义——“没了烟火气,人生就是一段孤独的旅程。这话,就是为烧烤量身定制”。

而对于绝大多数店主来说,其实没那么多情怀在内,这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

只是从小摊,变成了门面店,仅此而已。

锦州烧烤的签子,是它的一大特色。这种签子导热性能好,肉熟的更快,味道也更好。

而这签子,是自行车的辐条——90年代,锦州好多自行车厂倒闭,大量的辐条被丢弃。

为了节约成本,锦州当地的烧烤店低价买来这些签子,消毒加工后,用于烧烤。

不想,竟成了锦州烧烤的特色。



而那些开了十几年的老店,也并不意味着什么“精选上等五花肉”“腌制一天一夜”的匠心。

这只能说明,这些老板明白——如果店开不下去,那这个家,也就完了。

锦州的回师傅,开了30年的烧烤店。2005年,他还作为东北烧烤的代言人,上过CCTV。

在接受采访时,他也只说了句,“当时女儿刚出生,自己又什么都不会,下岗再就业,只能干这个了”。

而他靠着那个烧烤摊,养活了还在襁褓中的女儿。后来,这个烧烤摊,变成了烧烤店,他的女儿,也长大成人。

回师傅的小半辈子,和工厂有关。而他的后半生,都和那个小摊紧密相连。



在东北,像回师傅这样的人,有很多。

在一部纪录片中,导演是这样形容东北下岗的工人的。

“曾经有一群人,为了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而付出了一切,他们最终失败了”。

确实,他们失败了——工厂倒闭了,他们也下岗了。

但在那之后,他们靠着摆摊,走出一条生路。

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些小摊,可能记录了他们部分的喜怒哀乐。

但对于东北人来说,这些小摊,承载了他们的全部情感。

02

关于摆摊,最先要提及的不是东北,而是义乌。

上世纪80年代,义乌还是个穷山沟,普通人年均收入只有88元,



之所以穷,和地理原因密不可分。

位于浙江中心的义乌地处盆地,三面环山,外面的人进不来,里面人出不去。

更要命的是,义乌土地异常贫瘠,种啥啥不长,除了易成活的甘蔗之外,再种不出其他任何粮食。

这让义乌人饱受折磨。

被逼得没办法,村民们就只能去拔鸡毛,然后把鸡毛铺在田上,给田来施肥,以此来提高田产。

而自家的鸡毛总有不够的时候,义乌人就去用仅能种的甘蔗去榨糖,然后肩挑担子,手摇着拨浪鼓,走街串巷地用糖去换鸡毛。

于是,在70年代走南闯北的“敲糖帮”重现江湖。



随着做买卖的人越来越多,当地政府给“敲糖帮”发出了临时许可证,名字很有趣,叫做《小百货敲糖换取鸡毛什肥临时许可证》。

乡民们拿着它,就能挑着货担摆摊。

最开始,摊子只有十几个,后来越来越多,五十个、一百个,最后有两百多个。

摊子里卖的东西也越来越丰富,不仅有糖和鸡毛,还有针头线脑、头绳胭脂,之后还衍化出自制的鸡毛掸子、板刷等等。

就这样,义乌小商品摊市的雏形出现了。



摊市的前景一片美好,却被一封举报信破坏了。

那时候,做买卖还被称为“投机倒把”。个体户很不受人待见,一条街上如果有个做生意的人,会被街坊四邻嗤之以鼻。

刚从衢州被调任到义乌的村委书记谢高华,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处理此类举报信。

今天左告右,明天右告左。有人要提倡市场经济,马上就有人说:“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子,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子。”



右二为谢高华

更为触动谢高华的,是一个叫做冯爱倩的女人。

冯爱倩是一位土生土长的义乌人。

1979年,发现越种地越穷的她,卖了家里10担谷子换来80元,又从信用社贷款300元,决定靠摆摊做点小生意来谋生。

她每天起早贪黑进货卖货,却被工商人员赶来赶去。

从北门街到廿三里再到湖清门,“天天抓,天天跑,抓到一次罚款1元,两三天就白干了!”

她一直不肯放弃,因为家里有5个孩子还有年迈的老母亲,都需要她养活。

“日子太苦了,有一次家里没米,我借了7户人家都没借到。”冯爱倩说,还有很多像她一样的人,被赶得没办法了,去找当地官员起诉。但音信全无。

新上任的县委书记,成了她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年老的冯爱倩指着照片中的谢高华

1982年5月的一天,她蹲守县委机关大院门口,趁谢高华出门调研,一把将他拦住,倾诉自己的遭遇,找书记讨说法。

听完冯爱倩的遭遇后,谢高华于心不忍,轻叹口气说:“我很想帮你,但上面政策不允许摆地摊啊。”

“我靠自己劳动,有什么不对?”说着说着,冯爱倩哭了起来。

谢高华想了想,下定决心:“你回去继续摆摊吧。我告诉有关部门,不赶你,也不罚你。”

之后几天,谢高华默不作声地跑去义乌乡间,连续调研了3个月,回来之后给领导层们开会:

“小商品市场是一大优势,我们要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出了事我负责,宁可不要乌纱帽!”



顶着被罢官的压力,谢高华在义乌县稠城镇湖清门划出一条长约1公里的街,鼓励小商小贩都到这自由交易。

1982年8月25日,义乌小商品市场由此诞生。

谢高华把小商品市场的第一张营业执照就发给了冯爱倩。

有了书记支持,老百姓热情高涨。两个条凳,一块门板,就是一个摊位。摊子越摆越多,一直从湖清门延长到县委大门口。

地摊,把义乌的经济彻底打活了。



湖清门市场开张不到3个月,摊位就增了一倍。

之前,义乌一个针织厂积压了价值50万元的袜子,到最后连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来,小商品市场成立之后,针织厂在市场内设了2个摊位,短短几个月,袜子就销售一空。

1982年底,市面上已有超过2000多种小商品,有700多个商户在此经营,吸引了附近10多个省区市的采购者,年成交额有392万元,当年上缴国家税收3.8万元。

期间,时任省委副书记陈作霖到义乌视察工作。谢高华从早晨等到上午还不见人来,打电话询问时,对方却说早就出发了。

原来,是摊位太密,人又太多,省委的车一直开不进来。



义乌人的生活条件一点点好起来。

可谢高华看着路边露天的小商贩,夏天被晒得汗流浃背,冬天又冷得直打哆嗦,觉得很是心疼。

他想要小商品市场更正规。

1984年,他拿着贷来的50万,再加上县委的5万,再加上多方集资,凑到57万,在义乌火车站附近盖起了一栋占地35万平米,两层高的“第二代义乌小商品室内市场”。

义乌小商品市场,从露天地摊,进入室内。

这一次,商户们有了遮风避雨的钢架玻璃瓦棚,2000个宽敞的摊位,每天前来交易的客商超过10000人。

在谢高华的努力下,湖清门从地摊市场摇身一变,成为了正规有序的贸易商城。义乌也从按下喇叭全县都能听见的小山沟,成为了国内最大的小商品交易中心。



第二代小商品市场

1986年,拥有4100个铺位的城中路小商品市场开张;4年后,该市场铺位增加到10500多个。

现在的义乌,密集分布着70000多间商铺,商品种类170万种,营业面积比当年扩大了1100多倍。

就算每家店只逛三分钟,全部逛完也需要一年多。

如今,义乌小商品市场已经建到第五代,线上线下商品数百万种。

数据显示,全国零售网商70%商品、批发网商80%商品,来自义乌,

当年一穷二白的小县城,如今涉外机构6800多家的“世界超市”。

2018年,义乌的GDP第一次超过了1200亿,外贸出口份额达到了全国的五十分之一,全市100名亿万富豪、5万名千万富翁。

人均GDP超过北上广,傲居全国首位。

义乌人,从地摊开始,真的富起来了。

义乌人的故事,也给了更多人信心——你看,摆地摊,也能够改变一批人的命运。

只要付出,就有回报。

03

说回2020。

我在某些地方,看到了一些质疑地摊经济的声音。

“为什么当初要取缔小商小贩?现在又要鼓励摆摊?”





这些质疑的声音,其实夸张了。

小摊小贩为什么要管?因为的确有问题。

一个烧烤摊,能够熏得楼上七八层都睡不好觉。一个大型的夜市,会让临街的几栋楼房价明显跌一大截。

还有质量安全问题。身上带病毒、家里耗子蟑螂乱窜的、用塑化剂罂粟壳的、卖假冒伪劣黑心产品的……没有规范管理,什么妖魔鬼怪都来摆摊,只会让劣币驱逐良币。



“规范管理”和“赶尽杀绝”有很大区别,中国一直强调、学习的是前者。

上海的阿大葱油饼铺子,空气污染、噪音污染了街坊邻居几十年,证件手续也一直不齐全。城管没有直接取缔,而是帮他找了合适的新铺面。最后邻居清净了,铺子干净了,双方皆大欢喜。



引导地摊经济走上正轨,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今年突然大力度鼓励摆摊,和之前稳步改革的调调不一样,更像是改革开放早年和东北下岗潮那一阵子的调调。

因为今年的经济形势很不乐观,一切都太突然了。

一季度经济倒退了6.5%,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今年中国还有很多很多地方等着用钱:全面脱贫还剩最后的攻坚仗;疫情地区等着两万亿国债善后;贸易战进入到了芯片卡脖子环节,要追上人家二十年的技术壁垒;还要做好未来十年打仗的准备,军费开支也停不下来……

为了筹钱,总理都带头过苦日子,一口气把中央政府非急性刚性支出砍掉50%。



如果是西方的“福利国家”制度,政府这个时候会大量举债给老百姓补贴,即便政府破产也得借。

希腊、西班牙、意大利他们这么干,无所谓。反正国家小,背靠欧盟大树好乘凉。

他们的国民也享受靠福利混饭吃的生活。有的人哪怕手脚健全,心智成熟,也不觉得排队领低保可耻。

但是中国人不一样。

中国人骨子里,是坚韧和勤劳的。



为了一家老小的生计,他们可以抹开面子去蹬三轮、做搓背工,可以推着小车和城管打游击,可以黑白颠倒地做夜宵、做早点。

他们可以一做就是二十年,把一个不起眼的小摊做成城市美食地图,把襁褓里的娃娃养成大学生。

中国老百姓的生命力,就像草籽一样旺盛。无论是裂开的水泥缝,还是阴暗的地下室,只要有一点点水和无机盐,他们就可以冒出芽,养活自己。



地摊经济,就是每一次中国人走到难关的时候,我们自救的出路。

不用多少资金扶持,不用海外专家指导,只要政策放开一点点,就能解决几千万人的就业问题。

其实这次总理不过是讲了一句“不把占道经营纳入文明城市考核”,我们就听到“咔”地一声——

芽,冒出来了。



图:当天,“地摊经济”概念股飘红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曾经提到,同样是经历经济危机,1929年某些国家在“炭烤黑人”、转移经济矛盾。

他们国家的人民,选择上街游行,选择打砸烧抢。





而中国人民,选择了另一条路。

尽管这条路很辛苦,看起来也并不光鲜亮丽。但用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养活家庭。

不丢人。

尾声

1995年,台州一座叫临海的小城,开了一家大排档。据说老板很实诚,对新鲜的海鲜,从不压价。

于是当地的渔民,总是愿意把最好的海鲜留给他。

24年后,它成了中国内地唯一一家米其林三星中餐厅。这家排挡,叫做新荣记。

1997年,郑州开了一家叫做“寒流刨冰”的小店。门店很小,但里边的刨冰量大且便宜,不少人都愿意去买。

3年后,它改名叫做“蜜雪冰城”。2019年,它在全国拥有超过7000家门店。



湖南平江的特产,是大豆。但1998年洪水后,平江的大豆锐减,万般无奈之下,平江人开始做面粉食品,生产出很多调味面筋等产品。

而一个叫做刘卫平的年轻人,就是凭借这个,开了自己的小店,慢慢地,攒够了开工厂的钱。

他创立的品牌,叫做卫龙。

倘若你翻开企业家的创业史,陶华碧摆过地摊、王石摆过地摊、马云摆过地摊——他们在这个时期,淘到了“第一桶金”,亦或是展示出了所谓的“非凡的商业头脑”。

所以,这段摆地摊的经历,只是他们创业生涯中,最微不足道的一段。

但这些人,只是极少数。

对于其他的摆摊者来说,一个小小的摊位,可能就是收入来源的全部。

几天前,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上提到,“我国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只有1000元”。



在当下,摆摊是他们获取收入的唯一出路。

在“地摊经济”提出后,各种“摆摊攻略”“指南”层出不穷,甚至有人改编了《后浪》的“摆摊版”。

大家怀着戏谑的心情,喊着要去摆摊。

而那些真正靠摆摊过活的人,反而在接到城管电话之后,再三确认。

支付宝在2019年出了一个《2019中国小店经济温度图谱》的调查。

调查中显示,中国小店的数量约为1亿,包含网店、街边小店、路边小摊等,直接间接地,带动3亿人就业。

这个报告中还提到,2019年,一半的小店获得了贷款支持。

其中99%,做到了有借有还。

店不大,营业额也不多,但信誉度,奇高。

所以,我支持“地摊经济”,不是为了“有趣”,也不是为了“烟火气”。

而是因为,所有努力生活的人,都值得被生活尊重。
网编:和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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