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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华春莹到赵立坚 中国外交部挑起“外宣”大梁(图)

新闻来源: 多维新闻 于2020-05-11 21:05:35  提示:新闻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

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歇会间隙,北京时间5月9日中国外交部官网刊发《美国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涉华谎言与事实真相》一文。在长达近2万字的文章中,中国外交部以清单的方式列举了美国政客与媒体在疫情期间针对中国发布的25个“指控”,其中包括“新冠肺炎病毒是‘中国病毒’或‘武汉病毒’”“新冠肺炎疫情由武汉病毒研究所意外泄漏造成”“中国一开始试图掩盖疫情,延误对外发布时机,导致疫情扩散蔓延”,等等。文章将其称为“谎言”,并通过翔实的资料逐一反驳这25个针对中国的“指控”。其内容之详细、反驳之犀利,可见中国外交部近期在对外姿态上的主动和强势。



中国外交部的记者会已经逐渐变成不断辟谣和反驳美国言论的场地。图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中国外交部)


中国外交部的这一动作,被视为近日中美关于舆论交锋的一部分。在此之前的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连续数日,发言人反复被要求就关于美国政要称病毒来自中国武汉实验室以及中国接受疫情调查等类似问题进行回应,而中国官方的电视栏目《新闻联播》从4月末开始已经多次批评蓬佩奥(Mike Pompeo)的国务卿“资格”、甚至人格。

这便是近段时间以来中美在国际舆论中的相处状态。4月末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曝光一份长达57页的关于美国共和党内指导竞选人利用新冠疫情话题攻击中国作为竞选策略的备忘录,这进一步曝光了美国将疫情政治化的手段。面对以美国主导的西方话语秩序与强势的舆论影响力,在长期的中美舆论交锋中,中国从来都是处于弱势或是守势,尽管拥有庞大的对外宣传机器和高级别管理架构——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但其改变西方世界尤其美国社会上下对华态度的努力上收效微乎其微。

但近来中国外交部的动作似乎开始扭转这一认知。

包括文章开头提到的那篇万字长文在内,在对外舆论的处理上,中国外交部的表现颇为惹眼。例如5月7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华春莹再次被问到蓬佩奥称病毒来自武汉实验室时,华春莹的回应就尤为值得注意。在澄清武汉P4实验室一直都是在国际标准、国际合作中运行后,华更是用了大量篇幅回忆美国生物实验室泄露引起的微生物事故,尤其强调了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这一在疫情期间被广泛讨论或与此次新冠疫情有联系的美国实验室。并反问美国能否就其在世界各地的生物实验室接受国际独立调查。

疫情期间,在美国炒作新冠病毒或来自于中国武汉病毒实验室时,有关新冠病毒源起美军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的舆论,在美国也很有市场。2020年3月,白宫请愿网站出现一道特殊的请愿帖,要求美国政府公布2019年7月“关闭”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的真正原因。有些微妙的是,当中方抛出美军德特里克堡德特里特堡生物实验室之际,美方对中国武汉实验室的质疑和指责意外降温。

事实上,相较于直接掌握体量庞大的国内官方媒体和海外外宣媒体的“外宣”,无论从形式上、话语风格还是对外影响上,中国外交部(尽管它其实也属于中共“大外宣”体系的一部分)的表现都似乎以往大不相同,也远较“外宣”更懂得舆论交锋中的软硬拿捏,或者说“有利有力有节”。

以往当记者提到外界对中国的质疑时,中国总是一本正经地解释,讲道理,连措辞都十分谨慎保守,但是现在看来,中国不再仅仅是作为一个守方,而是更加积极的发动攻势,转守为攻。例如当中美就新官病毒互相攻讦之时,在中国官方表态病毒源头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应该交给科学家和专业人士研究时,但这并不耽误当美国将病毒论甩锅中国时,中国也以美国将病毒传入武汉等来打擂台。其中引发广泛关注的便是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赵立坚在推特(Twitter)与特朗普、蓬佩奥的病毒源起争论。对于赵立坚来说,其网络发言和新闻发布会发言可能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但其指向恐怕很难说会不一致。而这这正是中国外交系统借个人进行更宽泛自由的大外宣的一部分。

中国外交部在对外舆论上的强势变化大概从2019年下半年开始,就已经开始显现。当时中国外交系统人员纷纷开通推特,而驻外大使通过在当地报纸、电视台等媒体上发表中国态度的言论。这首先被西方媒体捕捉到,并称中国外交趋“战狼化”,及至被称为“网红”外交官的赵立坚走马上任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外界对中国对外交部的这种判断更为强化。

这种变化当然是中国外交体系整体转变的呈现,近年尤其是现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以来的8年时间内,中国大陆外交官员越来越多地展示其强硬的和进攻性的一面,中国遍布全球的驻外人员越来越习惯在世界各国积极地为捍卫国家利益发声,并散播其价值观念。

如果说在中美舆论战的过程中,中国外交部的表现让西方着实一惊的话,那么中国另一个舆论渠道则是长期让西方认为中国不会反击,处于道德洼地的“罪魁”——外宣。同样是反击美国甩锅中国病毒论,中国央视《新闻联播》连续半月都在播出针对蓬佩奥的批评乃至人格上的指责。中宣之下国内各大官媒也纷纷跟进。但是这只在中国国内形成一定热度,并未在西方舆论场激起涟漪,从而变成一种自嗨。

中国外宣弱势原因是多方面的,最显见的一个是在国际舆论中的影响力。其中一个案例是针对美国指责中国病毒论,中国外交部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驻外使馆人员也曾试图在Twitter等国际舆论场上发动反击时,4月13日开通不久的中国驻塞浦路斯大使黄星原Twitter账号和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官方Twitter账号被同日封闭,这一明显针对中国、侵犯和压制言论自由的行为并没有受到国际舆论对Twitter的一致指责,中国也没有收获到应有的同情。这凸显了中国外宣在国际上的弱势地位和脆弱性。

这当然有西方对中国的偏见,长久以来,党媒姓党的定位是西方指责中国媒体的原罪。在中国官方的意识形态中,从来不存在性格独立的媒体,媒体要么是宣传工具,要么就是“阶级异己力量”,前者竭力培育收为“传声筒”,而后者则以对抗思维待之,包括这些年风生水起的自媒体,也都不被认为是“自己人”,在管理上总是带着有色眼镜、以怀疑乃至对抗态度处理。

官媒独大造成的后果就是其很难在大政府之下进行批判甚至监督权也被渐渐削弱,此次新冠疫情中李文亮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而在这西方的认知中就是中国媒体都是不说真话的媒体,或者说是为中共说话的媒体。这种刻板成见甚至为政要所接受。一个典型的案例是4月6日白宫的防疫记者会上,香港凤凰卫视的一名女记者追问美方是否在与中国合作,因记者提问时连续讲到许多中方措施,特朗普当时并未直接回答该记者提问,而是与该记者进行了一段有趣的对话。



特朗普不是唯一一个对中国媒体抱有偏见的西方政客,甚至在西方同行中,部分媒体也是这样的态度来看待他们的中国同行。当然,这只是外宣受困的原因之一,其实外宣不彰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宣体制僵化的恶果。

中国官媒在媒体市场中的垄断地位,使得缺乏竞争力的官媒习惯于服膺体制惯性,最终走向舆论一元化的境地。可是,中国官媒在国内的强势一定程度上反噬其在国际上的地位。在西方意见聚集的社交平台推特上,在中国国内具有权威的《人民日报》从2019年8月注册至今仅有433个关注者,在国内推崇者众的《环球时报》在国际上被视为“中共掌控下的民粹小报”,而即使早已进入西方话语体系中的“国社”的新华社也仅有1,260万的粉丝,要知道,特朗普一人就是拥有7,950万的粉丝大户。

这种悬殊的差异直接导致代表中国主流的声音在西方话语世界中被边缘化。但是中国面临的舆论挑战才刚刚开始,日前美国宣称成立了一个“中国工作小组”,据众议院少数党(共和党)领袖凯文·麦卡锡(Kevin McCarthy)称,该工作组的首要焦点将审视中国在美国各领域的影响,其中提到中国国际影响力对美国的冲击、美国供应链过度依赖中国的风险以及可能就此次疫情对中国采取的动作等。从当前的形势来看,以美国为主的对中国的舆论攻击将持续,且大概率不会随着疫情远去而作罢。而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被拉入美国政治及国际舆论的漩涡。为此,中国外交部似乎正在适应形势,而中国外宣恐怕需要作更多的准备以应对正在到来的挑战。
网编: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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