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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解封日 男子乘早班火车离汉 下车就去截肢(组图)

新闻来源: 北青深一度 于2020-04-09 8:44:58  提示:新闻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

记者/佟晓宇 杨宝璐 张帆 郭慧敏

编辑/刘汨




解封在即的汉口站

午夜零点,那些迫不及待赶到汉口站的乘客们,成了武汉“苏醒”的最好证明。

4月8号零时起,武汉市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武汉75个离汉通道管控卡点将统一撤除,恢复对外交通。经历了76天,1824个小时的“封闭”状态后,这座城市迎来“解封”。

这一刻来临时,那些滞留在武汉的人们,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恩施的吴勇提前一晚守在汉口站,他要乘一早的火车回恩施进行截肢手术;在武汉漂泊了两个多月的李亮仍然没有回到故乡,囊中羞涩的他要继续打工,攒下些积蓄再回家;还有70多天只下楼了一次的博士生方亦,因为担心被歧视和感染风险,他也选择留在武汉等待开学。

阵阵鸣笛声在武汉三大火车站响起,6点25分,第一趟列车开出,D9301次列车驶离汉口站,在7点38分到达荆州站。据铁路部门统计,4月8日预计有5.5万余名旅客乘坐火车离汉。

在这一天,无论选择离开还是留下,他们共同成为了武汉“苏醒”的见证者。



即将驶离武汉的车辆 (柯皓)



重新热闹起来的站前广场

4月8日零点,汉口车站人头攒动。

不少人要乘坐的,都是凌晨四点多或者早上六点多的车次,他们早早就来到站前广场等候。4月的武汉温度正好,温暖湿润,卷着行李的人把行李往长椅上一垫,合衣倒下就能应付一晚。他们多是担心,市内交通尚未恢复到平时状态,怕早上赶不到车,所以提前半宿来了车站。

人们不怎么扎堆,相熟的戴着口罩、彼此维持着半步远的距离大声谈笑,话题大多与解禁之后要做些什么有关。这其中,有参与建设方舱医院的志愿者,有从春节就开始参与社区服务的出租司机,还有因为疫情期间收入没受太大影响,而喜上眉梢的打工者。

站前广场重新热闹了起来,这里又成了一个汇聚人情冷暖的地方。

在这其中,吴勇是个特别的存在,他行李不多,就一个包,还架着拐,独自坐在凳子上看旁边的人说笑。

为了治疗腿部动脉血栓,家在恩施的吴勇在武汉协和医院住了9天,他也见证了这所曾经收治新冠肺炎病人的医院,逐渐恢复正常医疗秩序的过程。

此时,吴勇是急着回家的那一个,他的小腿可能保不住了,要进行截肢,“在武汉做手术要10万,回去6、7万就能做这个手术。”吴勇说,他已经联系好了恩施的医院,一下火车,直接去做手术。

吴勇是茶农,这个春天对他而言格外难熬。妻子去年身体就不太好,女儿今年读高三,还在家里上网课。“我们那边的茶叶今年整个减产了,平均每亩产的茶能卖1万5,现在只能卖5千。外地客户进不来,没人来买。经济压力太大,就是因为没钱在武汉看病,才急着回去的。”



李嘉阳乘坐的列车间隔而坐



牵绊与担心

从1月15号回来过年,李嘉阳在武汉的家里“闷”了84天。虽然能陪在父母身边,但家里没有电脑,无法办公。在此期间,他只收到深圳的公司发来的基本工资,“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能扣的都扣了”。

3月25号早上得知“解封”的消息,李嘉阳马上开始在抢票软件上查询车次信息,开始所有车次都显示无票,他下了抢票订单,次日一早抢到了一张4月8日离开武汉的车票。

离开前五天,李嘉阳就开始咨询武汉及深圳社区关于“离汉”人员的相关政策。两边的社区回应,只要提前报备申请,有复工证明和健康绿码就可以顺利出入。但他仍有些顾虑,“其实我自己还想再做次核酸检测,感觉这样才保险。”

这次离家与以往不同,李嘉阳想了很多,“以后要多和家人沟通、联系,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来。”

李嘉阳的父亲患有淋巴癌,口腔内溃烂严重,需要长期涂抹一种在香港才能买到的非处方药,这也是李嘉阳去深圳工作的原因之一。疫情期间,给父亲买药一度成为一家人的首要难题,后来辗转找到香港的关系帮忙邮寄,才得以解决。此外,因为父亲口腔疼痛,需要长期服用肿瘤医院的一种止痛药。小区封闭后,李嘉阳只好求助社区,让他们安排车辆送家人去医院取药。

每晚入睡前,李嘉阳在自己和父亲的床头分别放部手机,嘱咐他要是没法大声说话或者动作困难,随时给自己打电话。在家的两个多月,李嘉阳承担起了大部分家务,因为父亲的口腔条件只能吃一些流食或者面包,李嘉阳需要经常网购面粉、酵母。

母亲后悔让他回家,“她总觉得耽误我工作,而且深圳那边的疫情也没武汉这么严重。”但李嘉阳觉得,父母今年都已经年近六旬,不会网购,他回来能让父母的生活更便利。

临近离开武汉的日子,李嘉阳开始担心,父母后面的生活该怎么办。他提前买了两袋米和一桶油放在家里,“把一些重的、存放时间长的东西提前买好,省得我妈提不动。”李嘉阳还让自家旁的菜场老板添加了母亲的微信,告诉母亲,想吃什么可以直接在微信上联系。

杨晴也将在4月13日从武汉返回上海,她已经被告知,回去后将要进行14天的居家隔离,蔬菜等物资将有专人送上门。

这次离开武汉,杨晴还带上了80岁的母亲,过去两个多月,这对母女经历了一段灰暗的日子。

1月18日,杨晴一家三口从上海回武汉过年,得知父亲感冒发烧了。那时候,她已经听说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消息,但老人活动范围有限,家里也没有其他人感染,她根本“没往那上面想”。

直到看到父亲的CT片子,听到医生囗头确认“双肺出现磨玻璃样改变,是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时,她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由于就诊医院没有检测试剂盒,无法进行确诊,再加上医院床位已满,杨晴的父亲一直无法收治入院。

之后的一周里,为了一张隔离病房的床位和确诊单,杨晴跑了多家医院,求助电话从市里打到区里,但直到1月28日,杨晴的父亲去世时,最终也没能确诊。在父亲的《死亡医学证明》上,死亡原因上面写着“重症肺炎”。

杨晴和父亲都是老师,以前她工作上碰到困难,跟父亲聊聊天,总能得到开导。父亲走了,她一下子感到“没人帮我顶了”。她取代父亲,成了这个家里照顾母亲、定夺事情的人。

父亲去世的第一个月,她整晚睡不着觉。电视里播放有关疫情的新闻,她“想看又不愿意看”。看到有重症的老年人进了ICU,后来被医生抢救过来,她为对方高兴,但转念又特别难受,总想着“爸爸要再坚持一段时间,可能也能救过来”。

父亲去世后,全家人作为密接人员接受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性,但他们还是有恐惧的心理,“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尽量不下楼”。3月15日是杨晴女儿的生日,家里团购的菜到了小区门口,女儿主动说要跟杨晴一块下楼去取。

那是疫情以来女儿第一次出门,她很开心,对杨晴说:“终于落地了。”女儿戴着口罩,提着两大口袋的东西,蹦蹦跳跳,杨晴给女儿拍了照片,发在朋友圈,文字写的是:“一朵花刚开,别评价,让她长大、盛开。”

前段时间,杨晴把父亲的骨灰领回了家,去殡仪馆那天,是父亲单位派的车,有社区的工作人员陪同。父亲在老家有墓地,她打算先把骨灰寄存,等疫情彻底结束,再带回老家安葬。填写下葬日期时,杨晴写了“8月8日”,“希望到那个时候,一切都能彻底恢复正常了。”

还有一些以父亲身份办理的手续,也需要进行过户,但杨晴想先把这些事放放,眼下更多是要陪陪母亲。两个月来,母亲更加苍老了,总念叨着“他好像还没走”,母亲不想离开武汉,但杨晴不放心她一个人留下,“等疫情结束后再让妈妈做决定,是否回来。”



李亮拍下了空荡荡的街景



回不去的故乡

4月8日早上9点40,李亮终于坐上了离开武汉的火车,但他的目的地并不是故乡内蒙古。

过年前,李亮从老家内蒙古乌兰察布来湖北黄冈的哥哥家探亲。他们原本计划之后一起回老家过年,结果哥哥一家三口买到了直达车票先行离开,李亮没买到直达车票,只能先去武汉转车。

1月22日,李亮来到武汉,在一家快捷酒店住下。次日醒来,武汉即将关闭各种离汉通道,李亮在去火车站时遭遇了堵车,最终错过了火车,没办法,他又回到了酒店住下。

李亮从没想过,自己即将开始一段“漂泊”的日子。

1月24日,之前住的酒店停止营业了,李亮找到了江岸区吉庆街的一个小旅馆,交完房费,剩下的钱全用来买方便面饱腹,偶尔能吃顿外卖。

这样坚持了10多天,身上的钱几乎花光了,他开始打12345市长专线电话求助。他得到政府2000元的救助金,帮他支撑到了3月初。

很快,50元一天的房费已经交不起了,他只好拿身份证给旅店老板作抵押。那两天,因为房费的压力,他几乎睡不着觉,一个人在房间里流泪。

几天后,他被旅馆老板赶出了门。那时他手机欠费,找了电信的人工客服,开通了24小时接打电话的权限。晚上,经过社区和派出所协调,小旅馆的老板同意让他回去,一直住到武汉解封。

李亮记得,被赶出来的下午,他一直在街上的一个大排档里待着。大排档的老板听了他的情况,给他做了蛋炒饭,烧了条鱼,还给他买了面包和水果,“那是这段日子里,我吃过最好的一顿饭。”

李亮加了一个滞留武汉人员的微信群,里面有400多人,其中与他境遇相似的人不少,有人睡在桥洞,有人住在车里,有人被亲戚赶出门。不乏好心人帮助过李亮,一个网络主播给他微信转了380元用来付房费;一个武汉的市民,开车30公里送面包给他,“我都记在心里了”。

得知武汉即将“解封”,李亮很开心,也很迷茫。他身上的钱不多了,甚至不够买一张回内蒙古的车票,但包括在武汉滞留的这段日子,他都不愿开口找家人借钱,“我之前生意失败了,已经欠了不少债,而且家人们的日子也都不宽裕。”李亮最终选择了前往距离近些的黄冈,他想在那里找份工作,有些积蓄之后再返回故乡。

“解封”之际,从除夕夜就滞留在武汉的博士生方亦,仍然选择了留下。

过去的70多天里,方亦一直住在校外租住的房子里,三月初开学后,上网课、看书,方亦开始逐渐习惯这种封闭式的生活。唯一一次出小区,是民政局的志愿者给他打电话,让他去街道办事处申请滞留武汉人员的补助金。

4月7日晚上11点50分,方亦打开了微博上的直播,“武汉的各个高速路口都有直播”,比起朋友和家人的激动,方亦很平静,很多同学给他打电话劝他:“憋了俩月了,出去走走吧”。

这天还是方亦奶奶的生日,他跟奶奶通了电话,奶奶想让他回去,但方亦拒绝了,“不管是风险还是歧视的问题,我都有自己的担心。”

一方面,方亦觉得,几万人通过铁路离开武汉,仍然有感染的风险,奶奶年纪大了,家里还有一两岁的娃娃,“真的回去他们其实也担心,会增加感染风险”。

方亦是学新闻的,他还本能的关注了一些消息,有一条新闻说,此前湖北逐渐开放离鄂通道,有人开车从湖北去广东某地,却因为当地社区不承认湖北健康码而被拒绝进入小区,“可能现在出去,还是会有一些异样的眼光存在。”当然也有让方亦欣慰的消息,比如山西出台政策,近14天到过武汉的人员返回山西后,可以免费进行核酸检测。

方亦打算一直留在武汉等待开学,起码近一个月不会离开。他想等到天气好一点,或者全国的疫情稳定下来之后,再考虑回家。



等待乘客抵京的工作人员



开往北京的列车

4月8日上午9点11分,坐在那趟开往北京的G4802次列车上,谢薇终于长出了一口气。

早上不到8点,谢薇来到武汉站时,被长长的队伍吓了一跳。返京乘客有专门的排队区,队伍排出十几米,在线内线外,分别查验京汉两地的身份健康码。

因为工作原因,谢薇在武汉出差了一个多月,她起初打算先坐飞机到天津,再回北京,但因为无法确定在天津的隔离和转乘事宜,最终作罢。4月6日一早,谢薇发现在“京心相助”小程序上,她的返京申请一栏终于变成了绿色,赶紧订下了火车票。同时,她也与自家所在的社区进行了沟通,确定了居家隔离等事项。

进入火车站前,谢薇打开“京心相助”小程序,页面上出现了一行新字:返京人员要提供7天以内核酸检测结果。上车后,在与邻座人的沟通中,谢薇发现,自己并不是唯一一个没有做核酸检测的,这一度让她非常担心。

下午列车抵达北京西站,谢薇用“壮观”来形容眼前的景象。到达厅里都是身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按照不同城区,举着牌子引导乘客们列队。人数越多,城区下分的牌子越多,谢薇看到,她所在的朝阳区,举了九块牌子。

人们站成几纵队,工作人员给每个人贴好臂标,之后来回核对了两遍社区信息。由于通知不是很及时,很多人都没有进行核酸测试,停车场内几十辆大巴排开,将不同城区的乘客带往不同的核酸检测点。

这一刻,谢薇突然意识到,这趟从武汉开往北京列车,好像是一切回归正常的起点。
网编:和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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