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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遗:不要站队,人一站队智商就会归零(组图)

新闻来源: 拾遗 于2020-04-02 4:03:52  提示:新闻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



拾遗物语:多做事实判断会提升我们的智商,常做价值判断会降低我们的智商。


去年夏天的时候,
我带儿子去动物园玩,
他指着一条鳄鱼说:“好帅呀!”
鳄鱼怎么会帅呢?
我目瞪口呆——这个社会一直告诉我鳄鱼很丑。
但我转念一想,
鳄鱼怎么就不能帅呢?
难道就那条炮弹鱼可以帅?
难道就那只老虎可以帅?
换一种眼光看鳄鱼,
其实它也是可以帅的。
对于中国也是,
经历这一次疫情之后,
我们应该学会换一种眼光看中国了。
下面这十个问题,
不知道你有没有思考过?


01.
如果回到2019年12月1日,
怎么做才能避免这场灾难?





网上有一个问题:
如果能回到2019年12月1日,
要怎么做才能避免这场灾难?
一些网民进行了推演,
也提供了好些种答案。
但这些答案成立都需要一个前提——中间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
只要中间某个环节出现失误,
新冠疫情的发生就无法避免。
要在第一时间隔离最初病毒感染者,
要在第一时间让医生做好防护处理,
要在第一时间测出病毒全基因组序列,
要在第一时间确定病毒的传染强度,
要在第一时间确定病毒感染时间周期,
要在第一时间估量次生危害程度,
…………
要在第一时间把这些做到完美,
实在是太难太难了。
我们现在之所以觉得简单,
是站在“已知全情”的视角。
我们用现在知情的视角,
去要求当时的医生和官员做到完美,
真的有点过分了。
这违反认识论,
和“早知道尿炕就不睡觉了”是一个逻辑。
换句话说就是,
新冠疫情的发生其实很难避免,
换你我上去也一样,
我们都没法在当时做出最完美的决策。


02.
武汉方面到底有没有重大过错? 





这场疫情很难避免发生,
是不是就意味着武汉有关部门没有过错?
并不是。
在这次疫情的防控中,
毫无疑问,
武汉有关部门存在严重的误判和过失。
别的且不说,
就是中央派专家组进驻武汉后,
武汉相关部门还是对疫情进行了一定隐瞒,
说新冠病毒没有出现人传人,
甚至一线医院有明显证据时,
依然坚持错误判断,
并长达两周没有通报新增病情,
延误了专家组对疫情的正确判断。
直到1月20日,
钟南山才根据所掌握的情况,
做出了的确存在人传人的论断,
一锤定音。
换句话说就是,
虽然不能避免新冠疫情的发生,
但如果武汉方面最初处理得当,
其实是可以减小疫情规模的。


03.
换一种体制是不是就能避免灾难?





因为武汉方面在疫情最初出现了过失,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
“这是体制性的原因。”
还有一些认甚至认为:
“换一种体制就能避免这场灾难。”
换一种体制就能避免这场灾难吗?
我觉得不能。
我觉得这次疫情的发生,
跟体制的关系并不是很大。
为什么呢?
看看世界各国的情况就知道了。
为什么不同体制的政府,
为什么不同文化背景的政府,
为什么不同价值观的政府,
对待疫情的反应会如出一辙,
甚至还不如疫情早期的武汉?
是因为武汉政府蠢吗?
是因为世界各国蠢吗?
显然不是。
主要是因为两大原因。
一是判断失误,
想不到这个病毒会这么厉害。
二是官僚主义,
很多官员身上都有官僚主义病。
官僚主义在不同国家有不同表现形式,
在中国,表现为追求事事维稳,
“不能出现大乱子,影响大局。”
在美国,表现为什么都按流程来,
“这样出现问题就可以推卸责任。”
美国《大西洋月刊》说得好:
“在这种未知的疫情面前,
以往对于政治体制简单的二分法,
已经不适用了,
决定应对疫情表现的关键性决定因素,
并不是政治体制的类型。”


04.
欧美防疫失败是不是中国的错?





欧美国家现在的疫情状况,
可用“惨烈”两字来形容。
3月31日,美国官员说:
“都是中国的错。中国隐瞒疫情使世界耽误了6周时间。”
欧美防疫如此失败,
真的是因为中国隐瞒所致吗?
并不是。
1月初,中国就开始定期向世卫通报疫情。
1月3日,中国开始定期向美国通报疫情。
1月7日,美国疾控中心和驻华使馆,
就向美国人发出了赴武汉旅行的警告。
1月25日,美方就关闭了驻武汉领馆。
所以,说中国隐瞒导致欧美防范失控,纯粹就是无稽之谈。
欧美国家为何会防范失控呢?
完全是吃了一直黑中国的亏。
一直以来,欧美国家都认为,
中国政府干的任何事,
要么是假的,
要么是不人道的,
要么是蠢的。
这种认为荒谬到认为中国死1%,
我们欧美死0.1%就差不多了,
或者直接就可以扛过去了。
所以他们根本没有认真去宣传,
也根本没有认真去防范。




欧美国家对中国的成见有多深?
我随便举个例子吧。
鉴于欧美国家防疫物质奇缺,
中国免费赠送了很多防疫物品,
但欧盟委员会副主席Josep Borrell发文说:
“要警惕中国通过政治修辞和慷慨政治,来帮助他国来获取影响力。”
你就说他们贱不贱吧!
普利策奖得主Ian Johnson,
在《纽约时报》上说得一针见血: 
“在你急着说中国一月没做好之前,
要记住那时候他们并不了解这个病毒。
比较一下:
美国今天有充分的信息来源,
也目睹了上千个死亡病例了,
白宫和美国政界还是在那里粉饰太平。”
Ian Johnson总结说:
“西方国家的人民,
对中国政治体制充满成见,
让他们低估了中国的做法,
给他们国家带来的可能价值和意义。”
这才是欧美防疫失败的根本原因。


05.
这个社会需要方方吗?
 




我觉得是需要的。
关于这次疫情,
学者陈玉明说得特别好:
“官方媒体侧重于宏大叙事,
宣传努力、宣传事迹,宣传成绩。
财新、人物等市场化媒体,
侧重于问题的探究、原因的追问。
方方日记等个人视角的写作,
侧重于关注疫情的民间生态。
三类写作,各有不同价值;
它们互相不可替代,
是整个疫情叙事的不同组成部分。”
也就是说,
只有这三种方式都存在,
才能真实而完整地呈现这次疫情的状态。
从这个角度来讲,
这个社会是需要方方的,
所以没必要对她进行封杀。




我一向不太喜欢胡锡进,
但这一次他有段话说得很好:
“这个国家应当接受方方们的存在。”
历史回顾武汉封城,
记录的一定是之前犯了什么错误,
后来又是如何扭转态势的,
全国各地是如何驰援武汉,
武汉人民又是如何反转翻盘的,
这一切一定是主画面,
并随着时间的推移,
成为人们记忆中最深刻的线条。
所以,真的不用害怕方方影响大局,
只要大局做得好,方方也影响不了。
方方日记在2月份为什么如此轰动,
而在3月份的影响就越来越小了呢?
就是因为广大民众意识到,
虽然这次防疫存在“方方日记式”问题,
但这些问题并不是这次防疫的主色调,
虽然早期防控有些问题,
但后来的举措整体还是非常正确的。
所以,真没必要封杀方方,
广大民众心里自有分寸。
把“方方日记”纳入进来,
让它成为见证的一个补充,
让它成为反思的一种鞭策,
我觉得挺好的。


06.
批评方方就是极左和脑残吗?





现在有一部分人,
见不得人批评方方,
只要你批评方方,
他们就说你是“极左”和“脑残”。
我觉得这种态度不是很好。
为什么方方可以批评社会批评别人,
别人就不能批评方方呢?
你既然主张社会应该容纳不同异见,
那怎么就容不得批评方方的异见呢?
李劼先生有段话说得特别好:
允许方方们写医院没有空床位,
病人只能躺在走廊的地上,
就不能允许别人写火神山、雷神山,
应测尽测、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吗?
允许方方们写“物质匮乏,生活无着”,
就不允许别人写小区业主搭建团购群,
绞尽脑汁谋物流、保供应吗?
允许方方们写“无助的人在阳台敲锣”,
就不允许别人写社区自查自纠,
专门针对其他病患(如尿毒症)开始服务吗?
总之一句话,
你不能只允许方方写悲惨,
却不允许别人写悲壮。
方方写悲惨就是良心就是吹哨,
别人写悲壮就是粉饰就是粉红。
这很不好。
因为这次疫情呈现的状况有很多面,
你有权利写这一面,
别人当然也有权利写另一面。


07.
什么样的人才能叫公知?







什么是公知?
就是指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
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
当然,这是以前的定义。
现在对公知的定义已经发生了变化,
在当下的中国,
“公知”不代表公共知识分子,
而是指有特定政治取向的人。
我喜欢以前的公知,
以前的公知没有特定的政治取向,
进言社会事务时比较公正和客观。
但我不喜欢现在的公知,为什么呢?
有三个理由。
第一:总是站在上帝视角看问题。
你说这次防疫中国整体做得很不错,
公知就会反问你:
“难道就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吗?”
他们总是喜欢用上帝视角,
来审视昨天发生的事情。
第二:总是盯着黑暗看。
这一点不解释,一看就懂。
第三:把什么事情都归结为体制问题。
哪个地方楼塌了,
哪个地方的水果卖不出去了,
哪个地方出现贪官污吏了,
…………
“嗯,这就是体制的问题。”
反正中国做什么都不对,
都是道德问题、体制问题,
外国爸爸最好了,
拉的屎都是香的。
谁反对就是小粉红,被洗脑了。
我为什么不喜欢现在的公知?
因为他们总是传播这个社会没得救了的论调,
却欺骗民众说大洋彼岸有一座人类的灯塔。
这样的人不配叫公知。


08.
小粉红是爱国还是高级黑?




我觉得很多小粉红不是爱国,
而是低端红高级黑。
这种低端红高级黑有两大特点。
第一:喜欢传播阴谋论。
就是不管中国出现什么问题,
他都上升到阴谋论,
又是谁谁谁在暗算中国,
又是某某某在暗地搞鬼,
他们以为这样是在爱国,
其实经常用力过猛,
在舆论场上授人以柄,
这哪里是爱国,分明是添乱。
第二:只站队不站对。
微博上的一些小粉红,
打着各种伟光正的旗号,
但容不下半点和自己不同的声音,
动不动就按头,逼你站队,
站到他们认为对的一面,
不然就说你不爱国。
用下三滥的手段打压你,
用下三滥的手段辱骂你,
用下三滥的手段举报你,
无脑之极,无耻之极。
这种低端红高级黑,
就像一根搅屎棍,
他以为他是在爱国呢,
其实是在添乱、撕裂和树敌,
用正面形式制造负面议题。
我既不喜欢现在的公知,
也不喜欢现在的小粉红,
为什么呢?
用心理学家武志红的一句话来回答吧:
“有些人的高潮点,
永远是‘中国最好’,
相反有些人的高潮点,
永远是‘中国最糟’。
这两类人其实是一回事,
都是活在严重的自恋中。”


09.
到底是中国制度好还是西方制度好?





有一些网民有这样一种论调:
“中国只用了两个月就把疫情控制了,
充分说明中国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这话值得商榷。
评价某种制度的优劣长短,
不能仅从单一视角去展开。
能够高效处理某一类事情,
并不一定意味着就是最优良的制度。
同理,也不能因为这次防疫不当,
就觉得欧美体制一无是处。
只能说:
中国制度没有外面喷的那么差,
欧美制度也没有口号喊的那么好。
很多人对中国和西方的认识,
都走到了极端。
有人觉得中国制度好,
容不得别人提半点异见;
有人觉得欧美制度好,
他们拉的屎都是香的。
但事实上是,
世界上并不存在最好的制度,
任何国家的政治体制都有其利弊,
没有哪一种政治体制能解决所有问题。
地球上没有完美的体制,
只有不断改进的体制。
所以,实在没必要争个输赢,
没有哪种制度一定凌驾于另一种之上。
相互学习,不断改进,
才是正确的方向。
《世界邮报》主编内森说得好:
“未来世界政治若要分类,
很可能不是分为民主和集权,
而是分为良政与劣政。”


10.
我们对中国的偏见是不是过于狭隘了?





一直以来,
西方学者和知识分子,
除了少数,
一般都特别自信西方的制度优越,
觉得人民素质高,
觉得卫生条件好,
觉得科技水平强,
然后很看不起中国制度。
中国学者和知识分子,
除了少数,
一般都特别迷信西方的制度优越,
觉得西方人民素质高,
觉得西方卫生条件好,
觉得西方科技水平强,
然后很看不起中国制度。
但经历这一次疫情后,
很多西方学者和知识分子,
很多中国学者和知识分子,
思维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原来西方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中国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差。”
有个网民说得特别好:
“一直以来,
包括中国人民自己在内,
整个世界都对这个国家和其现行的制度,
有一定程度是低估。”
所以,不管是西方人,
还是我们中国人自己,
都应该好好反思一下了:
以往我们对中国的偏见是否过于狭隘了?
前几天,法国总统马克龙还在反思:
“我们应该学习中国,把部分医院国有化。”
中国其实并没有那么差。


11.
不要站队,人一站队就智商归零





花了这么多笔墨讲十个问题,
我其实就是想表达两个意思。
第一:想要选择一种好处,必然会承受相应的问题。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体制,
不管是哪种体制,
有其优越性就必然有其弊端。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你不能只享受某种体制的好,
却不愿承担某种体制的坏。
我不是说体制不需要改进,
体制当然需要改进,
只是再怎么改进,
它也必然存在着弊端。
我们享受了它的好,
就必然得承受它的坏。




第二:不要站队,人一站队就智商归零。
世界上有两条真理:
第一:面对公共事件,你要是第一时间就站队,那你基本上就告别了智商。
第二:人一站队,智商情商就会受损,站队态度越坚决,就越容易变成傻子和疯子。
面对公共事件,
易中天有段话说得特别好:
“当一件事情发生后,
第一要先学会弄清事实,
这是‘真伪判断’。
然后才能讨论是对是错,
这是‘是非判断’。
至于‘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
只能放在最后,甚至未必一定要有。
可惜中国人的思维习惯,
往往是反着的。
事情还没弄清楚,道德批判就先开始了。”
多做事实判断会提升我们的智商,
常做价值判断会降低我们的智商。
少做价值判断,多做事实判断,
才是一个成熟的人应该做的事情。
网编:空问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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