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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统身后笑场的他 用勇气守住了科学的底线(组图)

新闻来源: 世界华人周刊 于2020-03-28 12:28:32  提示:新闻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



面对特朗普的发言,他噗嗤一笑,但“我总不能跳到麦克风前把他推下去”。这位大神,江湖人称“美国钟南山”。



作者:花辞树



特朗普在美国疫情发布会上,“胡言乱语”也不是一次两次。比如曾坚称美国风险很低,将新冠病毒甩锅中国。

 



3月20日那天,他照例胡说,甚至还即兴自黑了一把。

他希望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回到“深层国务院”工作。“深层国务院”指的是“非经民选,由军队、警察、政治团体等所组成的,为保护其特定利益,秘密并实际控制国家的集团”。

特朗普这就等于承认了美国“深层政府”的存在。

身后那一排西装革履的白宫高管,早就对总统先生的震惊发言,见怪不怪。

 

但其中有一位白发的老先生,噗嗤笑了出来。



可能笑得太夸张,他还忍不住用手挡住了自己的脸。



是不是像极了上课憋笑的我们?

不过笑场这一幕,发生在记者会上。美国网友纷纷替他担心,这会不会被总统解雇啊?

果然,下一次的新闻发布会现场,这位老先生就不见了。

 

急得美国网友纷纷发文,在推特上寻找他。直到老先生回应,我没被解聘,只是去实验室工作了,网友们才安心下来。

这位最让美国人牵肠挂肚的老先生,名叫安东尼·福奇。

今年79岁,是美国最权威的传染病专家。



▲ 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

在这次疫情中,他的地位甚至已经超过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

 

因为他是传染病的医学泰斗,又敢说真话,国内喜欢称他“美国钟南山”。

 

那么这位“美国钟南山”究竟牛在哪儿,能让自由、不服管的美国人这么信任呢?

 



同84岁的钟南山一样,福奇也在高强度的工作中坚持锻炼。哪怕只能睡5个小时,也要每天早起慢跑7英里(约11公里)。



1月份,钟南山院士第一次出征武汉时,福奇也在美国提出,美国一定也会被新冠病毒影响,要立刻开始研究疫苗。

这位美国钟南山,也是美国吹哨人。

79岁的福奇是身经百战的老将,担任过美国6任总统的顾问。

 

这一次,他却遇上了史上最难沟通的总统——特朗普。特朗普经常在发布会上说一些,让公众误解的话。

 

于是福奇一次次挺身而出,跟总统唱反调。

比如3月初,白宫自信地表示美国试剂盒充足,公众想检测就能检测。

 

但3月12日,福奇却诚恳地承认,目前检测能力满足不了检测需求。



“这是一次失败。让我们承认这一点。”

 

他甚至在跟扎克伯格的谈话中,再一次批评了试剂盒的错误。

 

“这次我们最大的教训就是,CDA政府机关与私人经营生产测试盒的公司,没有拿出一套迅速生产百万测试盒的方案。”

 

再比如,特朗普前脚告诉美国民众,羟氯喹与阿奇霉素配合可以治疗新冠肺炎。

 

后脚福奇就立即辟谣:“这都是传闻,如果你真的迫切想知道药物是否有效,那就必须要进行足够的实验。”

 

还比如,心心切切盼疫苗的特朗普,告诉美国人已经催研究人员快点,再快点了!



福奇反反复复回应:再快也要一年半!

 

福奇并不是在倚老卖老,相反他在做一位科学家认为最正确的事。

 

追索真相,正视事实。

 

1980年,他走入白宫开始为总统效力,一位朋友告诉他:

 

“当你去白宫的时候,一定要在心里想着,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去那里了,因为我可能要告诉这位总统一些他不喜欢的事情。”

 

多年来,福奇夜寐不能忘。他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几十年如一日,只被一个念头鞭策。

 

“我活着不是为了让坏事发生、让人们受苦。我活着是为了应对和避免那些我知道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带来的痛苦和死亡。”

 

他不是万能的救世主,但他却用一介肉体凡身,来实现全人类健康的梦想。

 

▲ 截至美东时间27日17:13,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100717例,死亡1544例,日新增病例已经接近2万人



福奇的医学征途开始于1968年,但真正的成名之战,还要说到1984年的抗艾滋事件。

 

艾滋病是福奇投入精力最多的一项疾病。从加入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NIAID),他就一直在研究。

 

但人类医学的进程是缓慢的,任凭他殚精竭虑,也不可能即刻解决。

 

上世纪80年代,很多美国年轻人感染HIV,美国政府迟迟没有采取措施。当时的患者中,除了静脉注射的吸毒人员,剩余几乎都是同性恋男性。

 

这些性少数群体认为国家歧视他们,积压的不满情绪一触即发。

 

就在这个关头,福奇所在的NIAID临时换帅,所长被调走了,福奇临危受命,坐上了NIAID所长的位置。

 

其实当时NIAID所长也不是什么大官,这个研究所每年只有3.2亿美元的研究经费。

NIAID隶属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管理,十分不起眼。大概就相当于我国卫健委下面,一个研究传染病的分支部门。

但NIAID却是攻克艾滋病最有希望的一个部门,众多美国艾滋病患者都将治疗的希望压在了NIAID。

 

因此福奇一升职,他们认为,NIAID根本没有尽力研究艾滋病解药,福奇只关心旁门左道,想爬上政坛。

于是福奇遭到了恐怖的抵制,国内艾滋病患者群体骂他“杀人犯”、当街抗议、当众焚烧他的塑像。

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不愿面对艾滋,态度比较消极,这也给福奇带来了不少的工作阻力。



这时福奇做了两件事,让所有人看到了他的气魄。

 

第一,他提出,升职到NIAID所长可以,但他也要继续研究艾滋病。

第二,他敞开研究院大门,让那些抗议、烧毁他塑像的患者进来谈谈。

 

抵制者遍布全国,他就逐个城市飞。在谈“艾”色变的年代,他混迹在艾滋病患者中,谈话沟通,了解他们的需求。

 

对外,他开始利用政治身份敦促白宫和国会关注艾滋病带来的危害,增加财政拨款。

 



▲ 右为福奇

在这个过程中,他与时任副总统老布什相见如故,所以1989年老布什一上台,立马就提拔福奇当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院长。

 

但是福奇直接拒绝了,他认为留在过敏症与传染病研究所(NIAID)可以做更多实事。

 

等到小布什的时代,福奇依然留任在NIAID,他开启了“总统艾滋应急预案”,帮助阻断非洲的艾滋病传播。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2008年,小布什亲自授予福奇总统自由勋章,这是美国平民的最高荣誉。



▲ 小布什亲自授予福奇总统自由勋章

许多跟他共事过的人都评价福奇:“每个人都喜欢这个人的原因之一是,他拥有非凡的智慧和风度。”

 



福奇的祖籍并不是美国,他的家族是在二战前从意大利移民来的。

 

1940年,福奇出生在纽约布鲁克林,父亲开了一家药房,养活全家老小。福奇从小泡在药店里,他常常出门跑腿,给那些不能来店里的病人送药。

 

在形形色色的病人中,福奇看到了人间百态,还有他化不开的疾病苦楚。

 

“我欠这些人的情,他们病得很重,我应该尽我所能地帮助他们。我试着尽可能做到完美。”

为了学医,他将自己逼成了完美主义的人,从康奈尔医学院毕业时,他的成绩一直都是全年级第一。

开始工作后,他也总冲在最前面,没有给自己任何的休闲时间。



▲ 年轻的福奇在实验室

一周工作7天,每天只睡5小时,他能力所及之处的大型传染病都困扰着他,令他夜不能寐。

 

但福奇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他带领团队终于研制出能够有效延长艾滋病患者寿命的药物。

 

除了艾滋,福奇几乎参与研究了21世纪后的每一场人类传染病。

 

他从里根执政时期开始研究艾滋病,直到小布什上台,福奇依然没有放弃。

 

2001年美国新闻界遭受恐怖袭击。

 

有人将带有炭疽病毒的信件寄给各大新闻媒体办公室,还有两名议员。最终导致了5人死亡,17人感染。

 

▲ 含有炭疽杆菌的信件

福奇亲历了整个生物恐怖袭击事件,也拉开了和小布什总统合作的序幕。

 

2003年“非典”期间,很多专家说“非典”是季节性传染病,不会卷土重来。

 

福奇站出来发声,不能盲目乐观,还要继续研究“非典”疫苗。小布什十分信赖这位得力干将。

 

2008年奥巴马上任后,两人携手抗击了猪流感、埃博拉。

 

2020年,新冠肺炎肆虐美国,福奇又站到了总统特朗普身后。

 

担任过6位总统顾问的福奇,已经79岁。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美国人已经习惯,在每一次流行病面前,看到他的身影。

 

就像我们每听一次钟南山的发言,便更觉心中多增了几分力量。

 



如今,福奇担任NIAID所长36年,也坚持了36年不升职。

 

但他以一己之力,让NIAID的医学研究得到了重视。2020年,NIAID争取到的财政预算是59亿美元,比他刚接收时翻了几十倍。

 

此外,福奇本人也是美国首席传染病专家,在国际上负有盛名。



▲ 3月3日,福奇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NIH

他是世界上被引用最多的医学研究者之一,在全球220万免疫学专家中,排名第八。

 

他的年薪40万美金,是美国收入最高的联邦雇员之一,甚至比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还高。

 

福奇的身份不再是简简单单的医学研究者,他是多年的总统顾问,旁人看来,他早就被卷入联邦政治。

 

但他永远存有一位医学工作者的赤子之心。

 



总统特朗普四处泼脏水,试图把新冠病毒矛头对准中国,还试图拉拢福奇,让他承认,中国早该在去年11月就把疫情报告给美国。

但福奇有自己的判断,他认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中国早就知道疫情,这有悖事实。

最新研究中,新冠肺炎病毒早在1月1号,就在意大利传播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不断在接近真相。而美国国务卿仍在用“武汉病毒”,大做文章。



▲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推特上仍在使用“武汉病毒”,并在3月25日的G7外长会上要求将“武汉病毒”写入公报中

恶意歧视病毒,在美国政界似乎成了一种政治正确,但这更凸显出福奇的严谨与勇气。

当《科学》杂志的记者问他:“你没有用过‘中国病毒’的说法,是吗?”

 

福奇回答:“永远(不用)。”

 

“您永远不会这么说,是吗?”

 

“是的。”

 

在一个顾左言他、集体失声的舆论环境中,福奇坚守住了科学的底线。

这种精神甚至比他合作过6任总统的履历,更加闪耀,也令我们永生敬畏。
网编:和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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