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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是不是大胆的猜测?新型冠状病毒会是生物武器吗?

新闻来源: 席亚洲 于2020-01-24 4:30:22  提示:新闻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

本来,最近这大过年的,应该是没啥事儿家庭团聚,欢声笑语中度过新年。但是一场疫情,全国某种意义上进入了“紧急状态”。一如既往,网上有些人就要开始了:“这一切都是敌人的阴谋!”开始声称这是一种帝国主义国家制造的针对中国人的基因改造病毒武器,用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当然近几年不管是任何疫病,都会被说成是生物武器。地震,那就是地球物理武器、坠机,那就是帝国主义遥控飞机坠毁……

反正按照阴谋论者们的说法,这个世界没有意外,一切都是躲在幕后的阴谋集团(它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名字)故意制造的,一切都是他们“不可描述的大计划”的一部分。

讲真,这和一神教信徒们描述上帝的“不可描述的大计划”的说辞简直一模一样。

造谣动动嘴,辟谣跑断腿,但笔者作为媒体人,就是吃这碗饭的嘛,所以还是要再分析一遍,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些辨析这类荒谬说法的一种思路。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生物武器。

生物武器的历史当然可以追溯到很远,从人类有记载以来,将病亡人畜尸体、粪尿等物抛入水源这类操作就是一种在战争中常见的手段。而进入近代,随着人类对于细菌、病毒等微生物开始真正了解,将它们用于战争的想法也就随之而生。

但是致病性微生物要作为一种武器使用,却并不容易。



731部队研发的生物武器主要计划使用陶瓷炸弹投射昆虫和小型哺乳动物来传播



朝鲜战争期间的妇女除虫队,她们正在雪地上捡拾美军飞机投掷的昆虫

因为人类对于微生物的研究一方面可以让试图使用生物武器的一方得以筛选出更加可怕,传染性更强、致死率更高(这两者存在一定矛盾)的致病微生物;但另一方面,获利更多的确是防疫一方,因为人类其实一直在与致病微生物展开斗争,所以在防控疾病方面的进步非常快——事实上,对于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而言,因为社会组织度高,医疗设施分布范围广,全社会对于传染性疾病警惕性高,所以控制烈性传染病的能力非常强,尤其是光谱抗菌药(如青霉素)出现后,大部分细菌性传染病更难造成严重伤亡。

回顾现实历史,日本军队曾在1939年与苏联的冲突中试图投放病菌污染水源,结果却因为日军自己的防疫能力还不如苏联,反而导致日军自己的染病人数远超苏军。

不过疯狂的军国主义分子对于细菌武器的“热爱”仍然不减,对防疫体制完善的苏联难以奏效,就在缺乏防疫能力的中国疯狂使用,日军曾在中国故意传播鼠疫等烈性传染病,造成了惨重的平民伤亡。

或许是因为担心美国使用化学武器对日本进行报复——美国的化学工业产能远比日德高,一旦进行化学战,国土狭小的日德显然更加吃亏。

日本在中国疯狂使用生物、化学武器——缺乏机械化作战能力的日军在中国广泛使用化学武器,并称之为“决胜瓦斯”,其实大部分是刺激性毒气,芥子气之类的“正规”战剂对于“穷鬼帝国主义”来说太贵——但即使如此,却往往能有效驱散缺乏防化手段和知识、士气低落的中国军队。但因为上面提到的顾虑,却一直没敢对英美等国使用。

二战后,苏联、美国在冷战大环境下,对于生物也进行了广泛研究。

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可能对志愿军投放了生物武器,不过从技术水平角度来看,并未比731部队有提高——这主要是指其投送手段,是通过航空炸弹等手段,投射感染有烈性传染病病原体的小动物。

但是这再次验证了这种“传统”投放手段的实战效果,并不足以战胜基本的现代防疫体系,未能引发大规模的传播。

不过,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对生物武器投放手段的研究进入了新阶段,这就是微生物气溶胶,通过这种新的载体,致病微生物将可以大范围传播,甚至是非空气传染性的病毒也可以借气溶胶的帮助来大范围传播。



气溶胶是悬浮在空气中的颗粒,上面可以附着病原体,使之具备更大的传播范围,1943年美军就开始研究用气溶胶传播细菌武器的可能性,但相关技术在60年代才进入实用阶段

这其中一件典型事故发生于1979年,苏联斯维尔的洛夫斯克的化学武器工厂发生泄漏事故,导致携带炭疽杆菌的气溶胶泄漏,据称直接造成数百人死亡。苏联一直坚称这次事件是由于居民误食被炭疽杆菌污染的肉类引起,但1992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承认这是一次武器泄漏事故。目前一般认为是在地下试验场进行弹药试验时发生了泄漏。

美国早年间进行神经性毒气试验的过程中也曾发生过类似事件,不过并未造成人员大规模伤亡,而是造成了牛羊吃了被污染的草后大规模死亡。

这一事件本身也表明,作为各大国武器库中直接军事作战效果最不明显,但失控危险性较高的一种“非人道武器”,《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是各大国最早达成一致的(1975年生效),但由于种种原因,各国事实上都不会放松对相关技术的研究。

所以,如果新型冠状病毒是生物武器袭击,它的爆发就不会是通过动物-人传播这样的低效的方式而应该是在一个特定地区突然大范围爆发——这才是生物武器的实战效果,而且这样也可以让防御方的应对时间缩短到最小。

此外,正如前面日军使用生物武器的案例所证明,对致病微生物及其高效投送方式的研究越领先,在防护方面也就越领先——而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共同的特点是“永远记得只投放你自己能防御的生物化学武器,否则吃亏的是你自己”。

从这个角度看,生物武器的病原体选择并不简单,必须符合几个条件。

第一,可控——必须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病原体,不能让它随便变异,因为变异是没有方向的,如果使用容易变异的病原体,很可能出现不受控制的变异而反噬自身

第二,高致死性,中、低传播性——这可能和很多人的认知或者说想象相反,事实上对于一种武器级的病原体来说这个很重要,避免其传播超出预想的作战范围,同时在最短时间内尽可能造成感染者的伤亡,才能发挥最大的军事价值。这也是为什么苏联选择炭疽的主要原因。

第三,可防——一种无法防护的病原体对于使用者同样危险,只有使用者本身有充分的了解,并且能够有效防御的病原体,才能用于生物武器,否则的话就毫无意义了。

当然,这几条是针对军事用途而言,如果是单纯制造恐慌和破坏为目的的恐怖袭击,那么可能选择范围就更加宽泛了——但是,如果是这样偷偷散布一种未知的病毒也没有太大意义,因为恐怖袭击的一个关键环节是“干了坏事要留名”,否则达不到恐怖分子所希望达到的政治目的。

当然上面这些说的还是比较简单的,肯定有人要说,如果阴谋家们就是要达到“干了坏事不留名”,就单纯地破坏呢?

那这里就必须解释另一个问题,就是新型冠状病毒,SARS这类的新型病毒是全人类的危险,它们并不具备特殊的识别特定人群的能力。在现代社会人员的高度流动性之下,很容易就会传播到散布者自己这儿,这种“敌我共险”的做法实在是非常没有理智的行为——我们这个假想的阴谋家一边疯狂得毫无理性,另一边又要制定一个非常复杂的,充满理性的“不可言说的计划”,这本身听起来就有点过于矛盾了吧。

那么有人就要开始说,“现在基因技术这么发达……”这就和肯德基的鸡都有六条鸡腿的传闻一样,已经完全超越了现代人类技术的上限——至于说控制病毒在散布出去以后还要有特定的变异方向,那甚至已经不是技术,而是神力了。

如果我们的对手真的能用神力,那么恐怕他们就不需要大费周章的搞生物武器,不如直接展示几个神迹,要求对方皈依算了。

这几天《瘟疫公司》这个游戏很流行,这款游戏所科普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就在于,病毒如果在每一个特定时间点上产生合适的变异,那么现代人类社会是无法抵抗的——只是,现实中并没有一个“玩家”来控制病毒的变异,它只能随机的变异,这是现代医学能够对抗烈性病毒的基本条件,所以我们大可不必为了这种仅存在于理论上的可能性(不比一只猴子瞎按琴键弹出一首《月光奏鸣曲》的可能性更大)而杞人忧天。

在这次的大规模疫情面前,我们最需要的是理性应对,全社会动员起来,防控其传播。

我们曾经战胜过SARS,我们也一样能战胜新型冠状病毒。我们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没有必要的“阴谋论”。
网编:空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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