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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中间派香港学者沈旭晖反思 一国两制,不要再退!

新闻来源: BBC 于2020-01-21 2:47:11  提示:新闻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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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晖办公桌上有一个行事历,上面写上“生于香港的无奈”。国际关系学者沈旭晖是香港少有拥有20多万脸书粉丝的“网红学者”,他身兼多职,是大学教授、报章专栏作家,当过商界的国际副总裁,也成立公司作咨询、研究、交流等工作。

“反送中”风波前,他是“中间派”的代表,以年轻学者的身份,得到政治光谱左中右的认同;在这场运动中,他成为一个“和理非”、支持双普选的学者。

他在多家报章撰文、接受国际媒体采访,分享对香港示威的看法。他的公司以大数据方式研究示威者经常使用的“连登讨论区”,曾举办研讨会邀请不同学者分析“黄色经济圈”。他用钢琴弹奏被视为示威者歌曲的《愿荣光归香港》并上载到互联网,可算是一种政治“出柜”宣言。

香港示威的音乐之战:当荣光曲遇上进行曲香港抗议:政治立场主导,消费分黄蓝“以前我挺一国两制”沈旭晖一直坚持以评论国际事务为主,但在“反送中”争议中,他更常评论香港的风波,转折点是7月21日发生元朗白衣人事件。

当天晚上,一群白衣人在地铁站持棍伤人,但警方延后30多分钟才到场。沈旭晖见到认识的人在现场被打, 他与一些温和派学者,把事件称为“恐怖袭击”。

而他的中学“皇仁书院”师兄、立法会议员何君尧,与白衣人握手而备受批评。皇仁书院一众校友发起登报联署批评何君尧,很少参与联署的沈旭晖也有留名。

“相当震撼,香港竟然变成这样,那晚发生的事情,是我们成长的香港,常理之外发生的事情,”他说,“传统上香港人不是很政治,都是很理智,但过去发生的事情,每个人都觉得到了一个不能回头的点,当你情感被勾起,你会发觉对此地充满感情,开始思考自己可以做什么。”



图片版权REUTERSImage caption

元朗白衣人袭击途人后的这一幕引发了争议。“过去六个月发生的事情,都超越了我们很多人的底线,很多原本不关心政治、或比较少行动的朋友,都在这场运动以不同身份积极参与。”

他认为,一般国家面对这种群众示威,都会透过官员下台及调查机制去疏导民怨,但港府立场强硬,令整个运动持续多时,亦让大家看到“一国两制”急速被蚕食,不单是“看得见的警暴”,还包括商业机构受到压力,员工、老师、普通人言论自由受到打压,这是一种“白色恐怖”。

他曾经撰文形容一国两制分为1.0、2.0、3.0的阶段,主权移交初期,北京比较放手的1.0阶段,到后来明显影响香港内政,加强提倡国民身份认同的2.0,发展到一国两制3.0,警察具高度争议性、疑有政治考量的执法、各行各业出现政治审查、甚至有疑似“黑社会”介入政治议题等等。

他说,自己身边的人都是“离地中产”的专业人士,以往甚少参与政治,但目前香港社会出现“白色恐怖”的气氛,市民不敢随便就政治表态,担心会影响工作等等。

“对比起警暴、无民主、无楼住,这严重一百倍,这不是下一代可以生活的地方,”他说。

他相信这场运动发展至今,很多人除了争取“五大诉求”,也是希望“一国两制”不要再退下去,能够回到主权移交初期般,中国政府比较放手的阶段。

“以前没有人会知道谁是中联办主任,一般人不会记得他的名字,那时是挺真的一国两制,而那时没有人谈港独,也没有人会说外国势力……2008年北京奥运,香港人对中国人身份认同创新高,《苹果日报》头条是‘我们嬴了’,2009年我是去中国国庆60周年的代表团团员,我当时没有包袱,觉得很开心。”

作为国际关系学者,沈旭晖过往经常对外强调,自己是全球公民,希望拥有游走国际的能力,也能用国际视野看待本土问题。

这场运动强化了香港人的身份认同,他自己也感觉到自己对这片土地的情感,“我不希望中国和香港利益有冲突,我会先尽力让两者利益可以走在同一线上,但如果真的有冲突,我会站在香港人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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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与政府的关系沈旭晖说,以往政府尊重学者的意见,在发表重大政策前会有一些闭门会议,邀请学者或专业人士去“试水温”,但现在这个渠道已不复存在,政府听到的意见不像以前多元。

“《逃犯条例》就是一个好例子,它有咨询过什么人?应该找一些懂商界、懂国际关系的人、熟悉内地的学者或是一些民意的代表,其实不难预先知道会有这么大的反应,这反映制度有问题,学者本身是有功能,可以作出预警。”

他又举例,香港的一名官员近期高调批评国际权威医学期刊《刺针》有关催泪弹的文章,“这在学者眼中是不可想象的,你可以不认同该份报告,你便写一篇同样水平的文章反驳,但你现在是用官威去压他。”

特首林郑月娥提出成立“独立检讨委员会”,希望检讨事件的来龙去脉,但示威者要求更全面、具有法定效力的“独立调查委员会”。

沈旭晖获邀加入检讨委员会,但他拒绝加入,原因是不觉得能有所作为,“不想被人摆上台面,你想要诚实的意见,我都欢迎,但你要拿学者来消费或做政治工作,这只会适得其反。”

他指出,香港政府在“一国两制”被蚕食的情况下,难以控制自己的政策, 有时候政府聘请学者等做研究,“适用的便采用,不合用就装作看不见”。

“美国智库蓬勃是因为要通过研究达成某些事,中国比较不涉及政治的议题,智库同样做到事情,全国会用大数据去研究农业、气候,可以很科学化,但香港是先有结论,而不是按研究去作出决定,”他说,“港英年代没有民主,但仍然尊重传统精英,现在政府不再理会他们的专业,哪怕是医护、法律,这些人不是因为专业而受到尊重,而是政治的效忠来得到信任。”



图片版权SIMON SHENImage caption

在台湾观察选举时,沈旭晖即兴在网上号召香港人聚会,吸引近百人到场。被调侃的中间派沈旭晖母亲在《大公报》英文版工作,《大公报》英文版是中国改革开放前少数对外的英文沟通渠道。他走入国际关系研究,或多或少受母亲熏陶。他的父亲是立场倾向传统民主派的香港学者沈俊明。 沈旭晖在揉合不同政治光谱的家庭下成长

他的家族跟民国时代《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渊源颇深。沈旭晖本人曾在美国耶鲁大学攻读学士,再在英国牛津大学获得政治及国际关系博士。

“有些人因为我家人《大公报》的渊源而认为我是红底,但在大陆人眼中,我这种人好西方,先天夹在中间,”他说,“我本身家庭内,都有很多不同意见,从小到大的训练,知道在什么时候说什么,不会反面,无论多对立的声音,我也觉得可以沟通的。”

沈旭晖在2013年举行的婚礼,是香港近年少有让政治立场南辕北辙的人共聚一堂,时任特首梁振英、学运领袖黄之锋、李嘉诚儿子李泽阶等左中右人物都有出席。

“网民经常也抽水(调侃)我的婚礼,但那个时候仍然是可以聊天,”沈旭晖说,“我不主张对立,我觉得几难顶(难沟通)的人,也会找到共通点去聊天,这是我从小到大的训练。”

精英共识向对抗模式的演变沈旭晖2003年回到香港后,成立了一个名为“Roundtable”的团体,目标是让政见不同的人,能够聚在一起交流。

他认为,香港传统精英主导的体制,一向是“闩埋门讲掂数(闭门谈判就好)”,多年来,立场不同的人可以彼此沟通,在镜头后可以谈笑风生,大家以谋求共识为最大公因数,但2012年的特首选举,一改政治、官场生态文化,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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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晖说,2012年的特首选战改变了官场文化,一度令他对香港政治感到心灰意冷。这场特首选举中,两个主要候选人梁振英和唐英年个人和团队,均被揭发不同类型的“黑材料”丑闻,公众把目光投向这些“黑材料”,而不是论政。

当年,沈旭晖以学者身份,向时任港澳办主任王光亚发表公开信,指这场选举道德规范被打破,选举不再是“君子之争”,无论谁当选也很难施政。

“我当时有参加过他们的活动,聊过天,亲身观察中,以那时候来说,我算是接触到类权力核心最年轻的一群人,但见完他们之后你很不舒服,你预测的未来就是这样,你读到了背后某个结构。”

他说当年也因为一些文章,而遭到直接人身威吓。

“以前比较讲道理的北京或政府的朋友,都开始被边缘化,强硬的声音开始出现,斗争模式主导,”他说,“本身的内部矛盾,以动员抹黑、笃灰(告密、告发)等很多这些手法,把人性好多负能量释放出来,香港从一个精英共识的模式,变成对抗式模式,一开始了便回不了头,激进的声音取代了本身想有共识的声音。”

他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令主权移交后,香港的利益集团有所变化,一批在大陆有更大利益的人,发现香港传统精英“不完全是自己人”,希望扭转权力和利益分布,打散原本的权力结构。

当年这场选举让他对香港政治感到心灰意冷,开始转向专注建立自己的海外事业和置业,他说,这不是逃避或是担心出事,而是预测到香港的发展方向,要准备后备方案。

但在“反送中”争议爆发后,他放弃了与一些大陆院校和企业的合作,希望自己可以畅所欲言下不影响他人。



图片版权REUTERSImage caption

香港示威者呼吁多光顾支持示威的“黄店”,希望建立“黄色经济圈”,但做法引发争议。《大公报》最近点名批评沈旭晖举行一个有关“黄色经济圈”的研讨会,形容他变成了香港“本土派”的先锋。沈旭晖强调自己不是“黄色经济圈”的专家,但有很多有心人希望研究这一课题,值得学术界去讨论。

“你觉得很正常、很理性、很平和、没有煽动性的东西,在一个上纲上线的时代也会有人不满。这十年来感觉越来越多红线,想又不行、说又不行,这样下去就不是一个大都会……香港不应该这样,不应该在思想、言论、行为上受到制限,大家就是喜欢这个地方有百花齐放的自由。”

他说以平常心看待被亲中媒体点名,不会太过担心,“我们不喜欢上纲上线,所以也不可以对它们太过重视,我们要加强抗压能力,平常心 ……香港此刻要捍卫自己的核心价值,就是要好像平时般说平时能说的话,不要被白色恐怖吓怕。家人总是担心这样那样,正是多年来白色恐怖的产品,我深信,下一代绝不能够在这样的环境长大。我们必须改变。”

“有些激进声音想取代争取共识的声音,为何社会会有激化的现象,是某个利益集团想得到一些东西,多了批评学者的声音,是因为有些人不想有和平解决问题的路线,希望破坏他们的关系,令你们不想再聊下去。”

他说,无论立场如何南辕北辙,都可以沟通到,社会愈分裂愈要珍惜以前建立的信任,否则会正中他人下怀。

展望未来香港示威者与警察街头冲突这几个月来暴力升级,黑衣人“装修”(破坏)被指亲中的企业以及“私了”(私下暴力对待)不同意见人士。

沈旭晖认为,事件发生至今,也令很多“和理非”积极参与运动。要有效解决街头冲突,需要由处理制度暴力开始。

“一个运动能否持续不是看街头有多少勇武、多少交通灯被破坏,还是是否再有一百万人参与游行,运动是可以历时几年、或者几十年……香港这半年来形成了一个机制,就是政府做具争议性的事情,人们是有机制去抵抗,这个机制已经完善建立,是一个持久战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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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示威警民冲突不断发生,政府明言要止暴制乱。他坦言,没有人愿意看到任何形式暴力,也不相信有人为了暴力而暴力,但也希望前线示威者理解,如果冲击和升级不合符比例,可能会引来“散水”(令人离开运动)。

他认为2022年的特首选举,将会是一场“终极之战(end game)”,希望有一个能够认同“五大诉求”的人参选特首。

目前香港特首由一个由1200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提名及投票产生。随着民主派在刚过去的区议会获得压倒性胜利,预料新一届选委会的1200人中,有约400人是亲民主派。

沈旭晖指出,民主派人士担任选委的数字会更高,有望在特首选举中有更大的话语权,而开明商界和温和建制派也希望有所变革,“这可能是最后希望”。

他憧憬说,只要这方阵营能够胜出,那么将来香港是可以透过内部立法实现“普选立法会”,亦可以不经中央通过下决定如何组成“选举委员会”,“那时候,立法会全面直选、选委会能反映民意选出特首,就是‘真‧一国两制’的时代。”
网编:空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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