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是南中国灼热的阳光，窗内是凝固的疲惫。
他按下快门，‘咔嚓’一声，从此再未停下。
至今，占有兵已拍摄超过170万张照片，收集约6吨的实物材料、13TB的视频素材以及大量录音文件。他还手工编辑制作200余本书册，并正式出版两本图文书。
占有兵记录了流水线上的汗水与青春，成为一代人命运的视觉档案，成为我们窥见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真实而震撼的时代图景。
9月，我们在东莞找到占有兵，跟他一起试图透过取景框，去理解那被定格的汗水与时代逻辑。
如此打工三十年
早上7点，热气腾腾的早餐摊已经开门迎客，米粉店、快餐店、小吃摊、包子铺依次排开，早餐店旁边的小桥上开始有人涌入。他们之中，有人赶去深圳上班，也有人刚下夜班，返回东莞的住处。其中有男有女，大多年轻。
这座宽约2米、长约10米的小桥，连接着东莞长安镇和深圳燕罗街道。不仅是地理上的通道，更是许多“双城生活”打工者每日往返的必经之路。
占有兵时常坐在桥头的石墩上，将镜头对准桥上穿梭的人流。他身材偏高，体型中等，穿一件T恤和牛仔裤，斜挎着一个包和一台相机。
他爱笑，尤其是混在人群中拍摄，或与路人攀谈时，显得格外有亲和力。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配合——有人捂着脸快步躲开他的镜头，也有人主动停下，和他聊起自己的家乡、所在的工厂，甚至日常生活。
尼康相机始终挂在占有兵脖子上，仿佛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两个穿着黄色工服的女人正在路边小吃摊前买东西，他“咔咔”按下两次快门——这样的工服，如今已经越来越少见了。
桥两边被密密麻麻的招工启事挤满，“厂名+时薪”已经不足以吸引年轻人进厂，“包吃包住”“空调宿舍”成了常见的福利。
一家玩具厂的员工交接班时刻，上班和下班的人交织在马路上
东莞并非一日建成。过去三十年，街头的招聘启事见证东莞的激荡岁月。从服装厂到电子厂，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发展的地区之一，东莞因制造业而闻名。
一句“东莞塞车，世界缺货”，写尽了它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
上世纪90年代，东莞依托地缘优势，吸引诸多外资来此建厂。他们发现这里劳动力密集且低廉，投资两年比他们在其他地区十几年赚得更多，外资纷纷来此入驻。
因为工厂密集，东莞也成为打工人的天堂。无数人选择离开家乡，八仙过海般凑路费，卖猪、卖牛、卖粮、卖树。外资眼中的“低廉”，是远超当时内地省份的薪水。
打工人与工厂迅速涌入，促成了东莞的快速发展。长安镇也从一个位于东莞南端的边陲小镇迅速发展成广东乃至全国镇域经济的排头兵。
2008年的工业区，现在已经推平建成OPPO研发中心，小天才研发中心
占有兵也是东莞打工人中的一员。
1973年，他出生在湖北，22岁退伍来到广东打工，第一站是东莞塘厦168工业区。没有手机的年代，他们只能在工厂门口等活。门口是高高的围墙和铁丝网，门上是红色加粗的“上班时间，谢绝访探”。
下班时间一到，数千人从大门涌出，只能看见黑压压的人头，所有人都穿着样式一致的红白黄蓝四色工装，一样的牛仔裤，看着几乎是同一张脸，只能等相熟的人在人群中分辨出不一样的他们。
几天的应聘中，他被虚假招工者以骗走了所剩不多的钱，最后靠102个俯卧撑通过面试，成为酒店保安。
2014年12月31日，一家纸品厂举行员工运动会，全场2000多员工集合，听老板讲话
来东莞时，占有兵以为挣很多钱，就能带来安定，然而机遇并未降临。辗转多个行业，工作更替频繁，他的生活始终处于波动之中，内心不安。他迫切渴望找到某种能够让自己沉淀下来的力量。
直到摄影走进他的生活。2000年，占有兵通过人才市场入职长安镇一家大型电子厂，担任保安主管。当时，厂报只有一名编辑，忙不过来时，就把厂里的一台相机交给他，请他帮忙拍摄。
第一次拍的照片竟然全部被刊用，这份小小的认可让他感到：“这件事，我或许也能做好。”从此，他拿起相机，一步步走向纪实摄影的道路。
刚开始拿起相机时，和大多数爱好者一样，他拍摄风光、日出日落和美女。但很快，他就发现这些题材难以真正触动自己。那时正值博客兴起，他将自己在工业区拍摄的一些照片发布到网络上，意外得到了不少专家和学者的反馈与指导。
在这场巨变中，占有兵成了为数不多的、持续在场的见证者。
他的拍摄，从工人离开家乡，踏上火车的那一刻就开始了。那时，南下的列车，没有所谓的春运高峰，每一个寻常的日子都是高峰。一波波的人潮像海浪一样向南方涌去，火车站、站台、列车永远人满为患。容量120人的车厢往往能塞下200多人。中途车厢塞满，两人的座位坐四个人，过道、厕所甚至座位上坚固的行李架，都塞满了人。
春节前，打工人在长途汽车站，准备乘长途客车返回内地的老家。汽车站内的人特别多，打工人在出发厅艰难地穿行。
20年前，工服的颜色是流水线上最鲜明的标识：蓝色、黄色、绿色……流水线工人穿着它们穿梭于厂房与宿舍之间。
在占有兵的镜头中，这群人的劳作、生活、喜悦与疲惫，被真实而系统地定格下来。
女工们下班后参加化妆培训，培训班让他们先跳舞。
这样既可以增加培训班的招生的人气，又可以锻炼女工的胆量。
早上上班前，电子厂的女工，买好早餐后站在路边上吃，然后上班。
2008年8月10日，广东东莞 打工人在举行自行车婚礼
2016年6月1日，广东东莞，公共电话亭内的打工人。当时工业区的花费每分钟一角钱
多年以后回头看，他镜头中所记录的，既是自己的来路，也是千千万如他一般南下打工者的生存面貌。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碾压时间和个体，但他的镜头选择倔强记录，从此留一下一段关于具体的人，具体的生活的印证。
在最新出版的图文书中，他把名字命名为《如此打工30年》。
《如此打工30年》占有兵 东方出版社
东莞姑娘
从东莞火车站一路驶向长安镇，沿途渐渐显现出城市的轮廓。再往前，便能看见vivo的总部大楼耸立于城市中心，它于2019年落成，已成为当地的一座地标。
2008年，东莞市工业区里厂房密集林立。如今，那些旧建筑多数已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新兴的商业楼宇。
占有兵在广东打工的二十年中，有十三年是在东莞度过的。
在这里，他结交了两位终生好友，也经历了许多“人生第一次”：他学会了乘坐电梯，第一次尝西餐、喝洋酒，第一次住进酒店客房、品尝海鲜，还第一次办理边防证、进入深圳特区，甚至第一次尝试炒股。
他见证了这片土地上稻田与鱼塘如何被厂房覆盖，也亲眼见过小河中被工业废水染得黑亮刺目的污水。
垂看如今的长安镇
在酒店、玩具厂、电镀厂、电子厂之间辗转多年，他既主动辞过职，也曾被老板辞退。
他经历过外企对打工人的苛刻待遇，也目睹过工人罢工、老板连夜逃逸、劳动保护缺失下的野蛮作业……
2012年4月15日，广东东莞，某工业区的指示牌。电子厂玩具厂、鞋厂、制衣厂等，每个厂占地数万平方米，货柜车从厂外排到厂内，如风火轮，不断地卸货、装货，这是工业区的高光时刻。
占有兵曾经就职12年的电子厂是1988年开业的一家来料加工电子厂，港资企业，主要生产机械硬盘的磁头，也进行机械硬盘的组装。
开厂时，工厂只有100多人，发展到高峰时期有三个分厂，25000多名员工，生产厂区扩充过三次，厂房面积超过30万平方米。那是资本、技术、人力聚合下的高光时刻。
曾经，作为电子厂的员工是一种荣耀，意味着比周边工厂的员工加班多，工资高，员工活动丰富。那也是长安镇的最高峰，近100万外来人口涌进这块98平方公里的土地，融入到10000多家企业。
以长安镇为例，本地原住居民最初只有3.8万人，而在人口高峰期，外来务工者数量接近140万，数十倍于本地人口。
劳动力需求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当时流行一句话： “广东是女人的天堂，男人则一文不值。”
和传统的乡村和农业社会里不同，男性不再因为力气大，而具备优势。当时的制造业更需要手指的灵活性和能长时间坐在流水线上工作的耐力——在这些方面，女性通常比男性更优越。
因此，在整个90年代，出来找工作时，像玩具厂、制衣厂、鞋厂这类工厂，很多都明确只招女工，不要男工。
2011年8月2日，广东省东莞市。参加求职的打工者正在等候面试。
电子厂的女工去洗手间的间隙，站在楼梯间的窗台上发呆。
随着大量人口涌入工业区，整个社会的结构和生存状态发生了转变。
占有兵的作品中，密集的人群、厂房和工牌等反复出现——在工业流水线中，个体被异化为系统的一部分，像机器一样跟随节奏运转，失去了人的节奏与空间。
2017年6月6日，广东东莞，某电子厂集体宿舍的阳台上，挂着密密麻麻的衣物
2010年1月12日，广东东莞，某电子厂保安值班处的钥匙柜。工厂人员流动性大，如果给所有人分配钥匙，某些员工有可能会私下配一把，离职后混入宿舍偷东西。为了防止这种隐患发生，每间宿舍只有一把钥匙，下班后第一个回宿舍的女工借走钥匙，把工牌放在对应的位置上，还回钥匙后，才能取回工牌。
2012年5月16日，广东东莞，某电子厂食堂，打工人的碗集中存放在柜子里。
资本投资建厂要追求回报率，“最小化成本、最大化产出”。于是，工人的生存体验成为被牺牲的一环。她们居住在高度密集的集体宿舍，吃饭最多只有10分钟——如果前一批人没有吃完，后一批人便来了，无声的催促，会迫使所有人加速完成基本生活需求。
在流水线上，女工即使严重痛经也难以请假，只能硬撑；有人为省钱不吃午饭，低血糖晕厥时有发生。起初，工厂会惊慌地将昏倒的工人送医，后来设立医务室，发现一管葡萄糖就能解决大部分问题，于是晕厥逐渐被视为“常态”，不再构成生产秩序的意外。
而在集体宿舍的生活中，最私密的个人生活也不得不在公共空间中展开。私人通话，会被所有工友听见；就连洗澡时，也要赤裸着从众人目光中走过。人与人之间毫无隐私可言。
2006年8月13日，广东东莞，打工人在工厂外的绿化带旁拍拖
2010年，5月26日，广东东莞某工厂。在智能手机和网络尚未普及的年代，有的工厂会在每层宿舍楼设置一个电视房，供打工人休息时间观看消遣。
2010年5月26日，广东东莞某工厂集体宿舍。每间十几平方米，里面往往要住10个人以上，很多打工人会在床四周围上一圈布帘，为自己圈出一小方相对隐私的空间。
在占有兵拍摄的照片里，有一张《工间休息》广为流传。2011年1月5日，一
家电子厂的打工者们正在更衣室内进行短暂的工间休息。这样的休息每次只有十分钟，上午和下午各一次。
由于电子车间是无尘洁净室，工人们全身被无尘服包裹得只露出一双眼睛——生产技术要求他们必须透过显微镜，用双眼仔细检测产品的质量。
这张《工间休息》为他这个农民工摄影师打开了走向更广阔世界的大门。他受邀前往全国各地领奖、参展、举办讲座。
《工间休息》 广东东莞，电子厂工人在更衣室休息
上班时站立在岗位工作，每天上午和下午各有10分钟休息时间
2012年6月18日，广东省东莞市，阿婷在用电车缝手袋
阿婷的照片是占有兵在2012年夏天拍摄的。这位手袋厂女工当时年仅19岁，她自16岁起便外出打工，所在的是一家台资手袋厂，产品全部用于出口。占有兵之所以注意到阿婷，是因为在清一色穿着工装T恤、埋头于流水线上的女工中，她显得格外不同——手背上有纹身，常穿低胸露背装，头发也染成黄色。
占有兵先后去该厂拍摄了几次。阿婷那张照片，他前后拍摄了约四百张，一开始，阿婷还不时看向镜头，但由于工厂实行计件工资，效率直接关系收入，她很快便无暇他顾，专注投入手中的工序。
电子厂举办演出活动，舞台上精彩的表演，让员工们笑开了花
变化
车间，是打工者每天停留时间最长的地方，最短8个多小时，最长24个小时。打工者的青春在车间逐步耗尽，随各种产品出口。
车间也是占有兵持续记录打工现场、用镜头刻写时代痕迹的地方。东莞QX电子厂始建于2000年，已有25年历史。当年四十岁的厂长创业办厂，如今已年近八十，她的子女逐步接手了企业的管理。
工厂主要生产各类电子连接器及其相关零部件，共有三层，一百多名工人，每一层都密集排列着机器。许多原本由人工完成的工序——例如产品检测——已逐渐被机器替代。
只有那些难以实现标准化的环节，则仍依赖人工操作。
车间内机器轰鸣，正在进行零件组装。占有兵踩在凳子上，站到高处，镜头对准正在加工的机器。占有兵说，记录时代变迁不能只着眼于宏大的叙事，更应聚焦于具体而微的改变，从而更能看清究竟发生了什么。
占有兵在一家电子厂的车间进行拍摄
工厂二楼，两位头戴白色工帽的年轻姑娘，正围在一张摆满产品的操作台前，将加工完成的转换头逐一放入专用的周转盒中。她已在此工作五年，最近刚从其他工序调至这个岗位，每天能完成约600个转换头的装盒任务。
离开工厂时，占有兵说30年前，这家工厂是当地顶尖企业，但现在，企业向前发展，但工人的规模小了很多。
流水线生产的核心特征在于高度细化的分工。一部手机是由数十家甚至上百家供应商协作完成的——每个工厂只生产其中某一个配件，而每个配件又需经过上千道工序才能完成。这种不断分解、层层细化的分工模式，极大地加快了产品迭代和改进的速度。
随着工序的细化，产品质量不断提高，操作也变得更为简单，工人之间的可替代性越来越强。一旦有员工离职，新员工可以迅速接替其位置投入生产。
这完全符合工业发展，更高效率、更简单生产的道理，但身处其间的人，似乎被异化成一块砖，一颗螺丝钉，身不由己。
当年占有兵和他的同乡们从乡村涌入工业区时，他们迎面撞上的是一种粗放而高速的发展逻辑——流水线所需要的，似乎仅仅是他们作为劳动力的身体。
至于他们如何生活、是否有情感需求、怎样与家人保持联系、日常如何出行，却几乎不在当时的视野中。
直到2014年，第一批在深圳打工的女性年满50岁、男性达到60岁的退休年龄，一个现实难题浮出水面：他们中许多人因多年未缴养老保险，无法领取养老金。
这一刻，生存的真相才被真正看见——他们不仅是劳动力，更是一个个有生命轨迹的人。
一家关注工人权益的公益机构邀请占有兵为他们进行拍摄记录。通过多方共同努力，最终推动相应政策出台，允许具有实际工作经历的老人通过补缴养老保险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养老困境。
占有兵觉得，如果人们只看到商品的廉价、只享受网购的低价，却看不到背后三亿多工人持续的付出——他们放弃家乡宽敞的房屋，挤在工业区狭小的出租屋里；他们与孩子长期分离，亲情日益淡薄；他们曾经耕种的土地，也在岁月中渐渐荒芜。
原住居民的旧村，现在成了打工人租住的出租屋
这一切，才是“便宜”背后真实的代价。而他要做的，就是如实记录下这个庞大群体的真实生存状况。
因此每次进入工厂拍摄，占有兵都会坚持到存储卡用尽、电池耗光，直到所有员工下班才离开。既因为机会来之不易，也因为工厂瞬息万变。
他把自己每一次的拍摄机会都视作最后一次，这种执念，让占有兵的镜头里不仅攒下了轰鸣与油污，也悄悄攒下了时代的暗涌。
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2002年至2003年的非典，2008年的金融危机，都对工厂产生过严重的打击，工厂采取给工人放长假、裁员、冻薪、停发奖金等方式，试图走出困境。
他所在的电子厂同样历经起伏，一路走过扩产、减产、搬迁新厂、被并购的风雨波折，最终仍难逃关停的命运。2017年8月，这座工厂的厂房被彻底拆除，夷为平地。
后来，另一家手机制造商在此处建起七栋超过200米的高楼，矗立而起的新建筑，仿佛以一种沉默的方式，宣告着一个制造时代的结束与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工业区的变，只是一少部分厂房在变，一少部分地段在变。更多的工业区，仍旧聚集着制造业的工厂，向全世界提供中国制造的衣服、鞋、玩具、手袋、家具、电器等。
占有兵习惯用手机的记事本写下观察，目前已初步整理出八千多子的笔记，内容主要聚焦于“哪些方面发生了变化”、“具体如何变化”以及“每个细节演变的过程”。他计划未来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撰写一部专著，系统梳理这段制造业与打工群体的变迁史。
文字之外，他已拍摄近百万张图片。由于照片数量极为庞大，每次传播只能以专题形式呈现，例如生产线上的女工、打工者的爱情、或是他们的子女教育等。
除了拍照，别人丢弃在垃圾站的东西，也成了占有兵珍藏的宝贝。长安镇上洋路的居民楼里，有一间破旧的小仓库，占有兵称，这是“中国打工博物馆”。
博物馆只有15平米左右，一张上下铺的铁架床上，堆满了占有兵的收藏品。过去三十年间这里的工厂与工人签订的一些劳动合同，记录着一家人在东莞生活的老照片，工人们使用过的各类证件、招聘传单、手写日记、褪色的工服等。
占有兵在“中国打工博物馆”（边一歌摄）
占有兵形容自己十几年来像蚂蚁一般的搬运工，把散落在各处的打工人的痕迹搜罗起来，集中在这里。
环境改变了人，时代向前，占有兵也始终跟自己较劲，他不断告诉年轻人：不轻易安于现状，要始终思变、要始终向前。
故事还未结束
占有兵现在在东莞长安镇融媒体中心，负责日常采访、拍摄，他一天要处理十几项事务，手头的工作不是对着电脑，就是在外采访拍摄，每晚十点多才能休息，清晨六点便又起床。
当头脑里、心里装了太多事，他变得易怒和焦躁。但他觉得，很多事情本可以应对，可一旦内心开始犹豫、抗拒，就会觉得这也不行、那也做不到，困难仿佛瞬间翻倍。
只要坚持去做，就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就像他以往一样。
占有兵出生于乡村，在镇上长大，小学和初中都未曾离开过那里，直到高中才去县城读书。他从小就渴望摆脱种田的命运——家乡主要种植小麦和水稻，尤其收割小麦时，麦芒刺在身上又痒又难受；而插秧时，水田里的蚂蟥总会叮在腿上，这些经历都让他感到非常不适。
由于家里没有牛，田地也不多，他就和父亲一起用铁锹翻地。父亲翻得平整均匀，而他翻的地却高低不平，父亲常笑着说：“你这样种田，将来怕是要饿死的。”
那时，正值国家三线建设时期，一些工厂迁到了他们所在的山区。厂里的职工节假日会背着背篓来村里收鸡蛋，五分钱一个，有时甚至压到三分，还只要大个的。
占有兵觉得他们的生活真好——吃的是细米白面，一毛四分七就能买到很白的面粉，而自己家里却常吃粗粮和玉米碴子，这些记忆至今令他感到苦涩。
他一心想要挣脱乡村的生活。当时改变命运的路只有两条：当兵或高考。
而此时，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潮已从1978年的深圳蛇口工业区蔓延开来。家乡的劳动局与工厂开展合作，帮老乡进厂务工。
他的妹妹、堂姐和堂姐夫在他当兵期间就已来到南方，后来占有兵也投奔他们，进入莲湖酒店工作，第一个月领到450元工资。要知道，当时他在老家当正科级干部的姑父，一个月工资也不过一百七八十元。
姑父和他说：“你在外面，肯定比我们强。”那时他觉得，只要干上三五年，就能回家盖起平房——日子一下子变得充满奔头，一年一个样，转变实实在在看得见。
工厂的大门外摆着招聘摊儿，招聘就在厂门口直接进行。
2008年以后，东莞的工厂出现了招工难。
大梦一场三十年，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熬到中年，家乡有了平房，东莞也不再是当年的东莞。占有兵仍在持续记录着。在一次次的拍摄中，时代的痕迹悄然进入他的影像。
他整理出多种形态的成果：手工书、纪录片、电影、视频节目、正式出版的图书，以及各类展览。他希望通过这样多形式、反复的传播，让更多人了解——正是这一代默默付出的人们。
占有兵制作的一部分手工书
他们当中许多人，从基层起步，逐渐掌握了生产技术、营销策略、品牌运营与采购管理等关键环节，最终创立了自己的公司。这些企业由小到大，甚至有些已成为行业中的引领者。
也有很多人的生活似乎依然难以真正改变，长安镇目前的居住人口接近百万。其中绝大多数人并未能真正在这里长期安定下来，他们仍需要在家乡与长安之间反复迁徙，寻找生计与归属。
一家手机配件厂的打工人，正在岗位上进行作业
有些人曾计划“交满十五年养老保险就回家”，也有人立志“挣够一百万就回去”。但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仍无法轻易离开流水线——因为那里提供着稳定的收入和住宿，他们依靠这份工作挣钱回乡建房、供孩子读书。
占有兵依然穿行在熟悉的厂区。他的镜头变了，从胶片到数码；时代也变了，
从人工到机械，一批年轻人走了，又涌入一批新的年轻人。
不变的是，镜头后那双专注而温情的眼睛，他守护的是一段真实发生过的历史。
占有兵说：“我还要继续拍下去，因为故事远未结束。”
注：感谢编导边阿正参与采访。
除有特殊标注外，照片均为占有兵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