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习惯贴标签的时代，翁帆的存在本身就是个冒犯。她冒犯了人们对婚姻的刻板想象。而现在，她即将完成最精彩的论证，当一个女性不再被称作“某某的夫人”，她究竟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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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回顾：我们悼念杨振宁时，真正悼念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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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走了。54岁的年龄差终于变成了零，然后变成负值。对翁帆而言，这或许不是解脱，而是某种失重。
过去十九年，她的存在被简化为一个社会命题，如今这个命题的前提消失了。
那些年，舆论场把这段婚姻拆解成各种公式。有人用物质方程式计算，有人用道德标尺测量，唯独缺了情感这个变量。
现在，计算器该收起来了。
她像在做一个超现实的社会实验。当整个社会都在讨论你的婚姻，最好的回应就是把这段婚姻过得比绝大多数“正常婚姻”更长久。
十九年，足够让非议者离婚两次，让质疑者闭嘴。
在这个习惯贴标签的时代，翁帆的存在本身就是个冒犯。她冒犯了人们对婚姻的刻板想象。而现在，她即将完成最精彩的论证，当一个女性不再被称作“某某的夫人”，她究竟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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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的结婚登记照像一场沉默的宣言。
28岁的翁帆与82岁的杨振宁并肩站立，镜头内外都是错愕的目光。当时没人相信这段婚姻能活过五年，但它活了四个五年。
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婚姻，更像两个知识分子构建的平行宇宙。在清华园的别墅里，杨振宁说翁帆是“上帝最后的礼物”，而翁帆在这场婚姻里扮演着多重角色：学术助手、生活伴侣、文化桥梁。
婚姻的形态可以有很多种，重要的是当事人是否自洽。当外界用“牺牲”或“投机”来定义她的选择时，她用二十年的晨昏相伴重新定义了“值得”。
杨振宁的第一段婚姻持续了53年，与杜致礼相伴直至死亡将他们分开。
第二段婚姻20年，同样持续到生命终点。
这位物理学家在情感世界的对称性追求，不亚于他对宇宙规律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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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对老夫少妻的猎奇目光，是对婚姻功能性的过度想象。当85岁的默多克与59岁的霍尔结婚，当68岁的张纪中与39岁的杜星霖生子，我们该思考的不是年龄差，而是婚姻这个最古老的社会契约，是否允许存在超越生物本能的形态？
翁帆现在面临真正的考验：如何从“杨振宁遗孀”的身份里走出，找回“翁帆”的主体性。
这比忍受流言蜚语更难——过去二十年，她至少有个明确的社会坐标，现在需要重新定位。
她可以选择活成林徽因，在梁思成去世后继续古建筑研究；也可以活成蒋英，在钱学森离开后守护他们的音乐世界。
但更好的活法是成为翁帆自己，那个精通英语、有物理学素养、经历过传奇婚姻的女性。
这个社会总热衷于给女性设计出路，却忘了最好的出路是让她自己选择。一旦杨振宁的遗嘱公布，人们会开始计算数字，但有些遗产无法计价，比如如何与卓越的灵魂共处，如何在不被看好的路上走到底。
翁帆用十九年证明了婚姻可以超越年龄偏见，现在需要证明的是，一个女性的价值可以超越婚姻定义。
她会继续翻译物理学著作，还是创办科学基金会？或者另嫁他人？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当后人谈论21世纪这场著名婚姻时，不再聚焦于54岁的年龄差，而是看见两个灵魂如何比那些离婚的同龄人更持久相处。
与翁帆「忘年恋」结婚轰动 二人恩爱以「Darling」唤对方
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去世，享年103岁，其于1956年与李政道共同提出「宇称不守恒」理论，因而获得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最早获此殊荣的华人。除了骄人学术成就，外界亦关注杨振宁的感情生活，当中包括2004年与年龄相差54载的翁帆结婚。
杨振宁的第一任妻子是中华民国陆军中将杜聿明的女儿杜致礼，1950年，当时28岁杨振宁和21岁杜致礼在美国普林斯顿结婚，婚后两人育有2个儿子与1个女儿。 2003年10月，杜致礼因病去世。一年后的2004年12月24日，当时82岁的杨振宁与28岁的翁帆步入婚姻殿堂，这段「老少配」婚姻引起外界关注。
翁帆于大学国际会议结识杨振宁 曾接待杨妻
两人最初于1995年在广东汕头大学的一场国际会议上结识，当时翁帆负责接待杨振宁及其妻子。翁帆大学毕业后曾有过一段婚姻，但只持续了不到两年就宣告终。 2004年2月，翁帆再次写信给杨振宁，两人开始频繁交流，燃起这段黄昏之恋，最终在同年年底共偕连理。
杨振宁翁帆婚后恩爱 互唤Darling
二人结婚后一直恩爱甜蜜，更不时共同出席公开活动。其中网传一段据悉在2021年于日本拍摄的影片上，满脸笑容的杨振宁在活动中，正低头在用毛笔提字留念，现场约十名男女宾客友人，过半在用手机拍摄杨的提字过程。
杨振宁精神奕奕地提完字后，即转身走向太太翁帆处，并大声以「Darling」呼唤对方，着翁帆也去留字纪念。翁帆则带笑谦辞，称自己不擅毛笔，但终亦顺从杨振宁意思，走向桌字用毛笔留言。
影片显示杨振宁夫妻与约十多名日本及华人为主的宾客入座，其间有客人向杨振宁提问，翁帆则在旁细心的将问题在杨振宁耳边覆述，尽显二人恩爱和默契。
翁帆：与杨振宁先生一起走过的日子
编者注：享誉世界的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名誉院长杨振宁先生，因病于2025年10月18日12时0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3岁。
本文原发于2021年9月29日。
《晨曦集》（增订版），杨振宁、翁帆编著，商务印书馆2021年8月，88.00元
《晨曦集》于2018年出版，至今已有三年。今年商务印书馆特约编辑李昕先生与我们商量出版《晨曦集》新版。之前，李先生在三联书店任总编辑时，和我们合作出版了《曙光集》。这次，我们决定增加《晨曦集》的内容，贺杨先生百岁诞辰。
新版《晨曦集》增加了不少内容，其中有两篇非常有分量的文章：一是杨先生1971年访问新中国后回到美国的演讲。杨先生是首位自美国访问新中国的华人科学家，他讲述了在新中国的所见所闻，眼里是新中国的各种好，在当时的西方世界引起轰动。二是1971年邓稼先先生给杨先生的一封信，信中邓先生告诉杨先生，中国原子弹除了开始时有苏联专家的一点帮助外，都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成功的。杨先生见信一时难掩心中激动之情。
1971年邓稼先写给杨振宁的信
新版《晨曦集》中另有两篇很有意思的文章，都是从几幅旧照片谈起。一篇是杨先生的发小与挚友熊秉明先生撰写的《杨振宁和他的母亲》。我记得初次阅读后，对熊先生的佩服之心油然而生。读者可以从熊先生对几幅照片的描述中，看到熊先生作为艺术家与哲学家细腻而敏锐的洞察力。另一篇是李昕先生的《从杨振宁的几幅照片谈起》。李先生从历史的角度讲述杨先生的家国情怀。李先生的分析客观而中肯，足见其作为一名资深文化人与出版人的修养。
写此后记时，正值七一。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电视上百年庆典节目中香港维多利亚港的风景，让杨先生和我想起过去十多年在香港的日子。我们最后一次在香港是2019年2月。杨先生现在身体还好，只是不宜再长途旅行，这对先生来说是件憾事。对先生来说，开车四处“探索”是闲暇时的一大乐趣。我们最快乐的回忆之一便是自己开车穿梭于香港的青山绿水之间。香港给人的印象通常是高楼林立，其实香港的绿化率很高，达到70%以上。
杨先生喜欢开车，在85岁时才把开车的任务移交于我，在此之前，是他负责开车。那时亲戚朋友常劝他不要开车，可他自己乐在其中。他在香港开车的确有过危险。香港车辆是靠左行驶，曾经两次他在左转弯时把车开到错误的一边，迎面的大巴司机急得指着我们大骂。幸好那时大巴那边是红灯，所有的车辆停止不动，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那时我们开着一辆十多年的老车。杨先生第一次带我翻越山林到沙头角时，上山走了一段路后汽车的空调便失灵了。香港的夏天非常闷热，开着车窗还是很难受，但是后来每每回想起来却觉得十分有趣。杨先生的秘书跟我们提过好几次：“换一辆吧。香港已经没有人开这么旧的车了！”后来，我们的确换了一辆新车，在前一辆车第十七个年头时。
杨先生没有因为自己不开车了而停下步伐。我刚拿到驾驶执照，杨先生就要我开车“上山下乡”。那时初生牛犊不怕虎，我拿驾照没有多久就开车上了太平山顶。通常汽车开到山顶广场就会停下来，那次杨先生建议开到山顶。继续往上走，路只有一个车道那么宽，路的一边是没有遮拦的陡峭山坡。遇到下山的车时，只能其中一方退到稍微宽敞的地方让行。这段路程对新手来说会感觉如履薄冰，可是已经走到一半，无法回头，只能硬着头皮往山上走。后来我问杨先生当时担不担心，他说一点都不担心。
又有一次，我们开车上大帽山。大帽山是香港最高的山，海拔900多米。开车上大帽山并不困难，只是当我把车停到山上停车的位置时，我把油门当成了刹车踩，汽车突然向前加速。车位前面两三米就是山崖，附近站着的几个人都惊叫起来。幸好我反应快，立即换踩刹车，逃过一场灾难。只是过后每每想起都心有余悸。杨先生却不当一回事，过一段时间他又提议上大帽山，被我坚定地拒绝了。杨先生笑话我道：“当初你和同学到内蒙古大森林背包徒步，我还以为你很有冒险精神，没想到你原来胆小如鼠！”不管他怎么软硬兼施，我再也没有上大帽山。
相比之下，开车下乡的记忆轻松明快很多。杨先生第一次请我吃饭是在西贡郊区海湾边上的一个港式餐厅。餐厅有一排圆桌沿着沙滩一字排开，沙滩窄而绵长，人与海是如此地近，可以闻到海水咸咸的味道。海湾里常有人练习风帆，再远一些有白色的游艇点点，再远一些有大大小小的岛屿。后来，这里成为我们最爱去的地方。十多年来，我们一有空便到这里，面朝大海，看尽了这个海湾的春夏秋冬和日月星辰。
香港西贡郊区海湾
我最喜欢的户外运动是划橡皮艇。我喜欢在这个海湾里划着橡皮艇到远处的小岛，沿途看脸盘大的水母，听深深的海水撞击岩石发出的深沉的咚咚之声，犹如钟鸣，让人紧张而兴奋。小岛上没有人烟，唯有白色的贝壳铺满地面。
杨先生只到过最近的一个小岛，去远处的岛屿我则不敢带他同行。那边的海水不如海湾里那般平静，手机也没有信号。有一次，他在岸上喝茶看报，我出海很久没有返回，手机又联系不上，急得他差点报警。
西贡海湾在香港新界的东部。我们也喜欢开车一直南下，到香港岛南面的石澳村看海。石澳的海边有座小山，上山沿途可见巨大的岩石，海面广袤无边，景致相当壮阔。回程我们通常会经过赤柱和浅水湾。有时在赤柱的大排档喝一杯冷饮，有时在浅水湾大酒店喝个英式下午茶。
另一个我们常去的地方是新界北边的鹿颈路。鹿颈路隔着海湾与深圳盐田区相望。鹿颈路沿岸有红树林，海湾的小岛上有成群的白鹭。运气好的时候，会看到白鹭翩翩起舞。看完白鹭，我们在村里的大排档吃走地鸡饭，老板总会拿出自己收藏的好茶请我们品尝。
杨先生总说，在香港不开车的话会错过太多的美好。的确，香港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就连沿途的自然风光也百看不厌。郊外的路径和设施通常非常便利，又丝毫没有破坏大自然的美感，一切人工干预恰到好处，不多不少。一路走来，总觉得十分舒畅。那些年，我们走遍了香港的山山水水。
现在，茶余饭后谈起那些时光，我们还总能体会到走在香港乡村路上的明朗与舒畅。事实上，不仅在香港，在世界很多地方，我们都曾开车走过。我们曾在黄石国家公园（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和大提顿国家公园（Grand Teton National Park）开车走了四天，那时还是杨先生开车，我拿着一份地图当导航。我们合作完美，四天下来把两大公园走了个遍，一路顺畅。我们也试过自伯克利（Berkeley）开六个小时的车到太浩湖（LakeTahoe），那一次经历也是非常难忘。
那时太浩湖区已经连续下了一周的大雪，我说去太浩湖太危险了，可杨先生坚持要去。那天，杨先生开完会已是下午4点，我们租了一辆车，从伯克利出发前往太浩湖。一两个小时后，我们开始进入山区，雪又下了起来，越下越大。天也开始黑了，山里的路已经积了一周的厚厚的冰雪，而我，从没在大雪中开过车！杨先生提醒我：不要急转弯，不要紧刹车。我谨记这两点，在大雪中匀速前进，紧握着方向盘的手都握出汗来。更要命的是，我们租的车不是四轮驱动，而是一辆最最普通的小型轿车。我们怕湖区可能因下雪封路，就打开收音机收听路况，可是汽车无线电功能太差，或者是天气恶劣的缘故，声音极不清晰，只断断续续听到重复着的“Highway×××...dangerous”（×××公路……危险）。
直到路经特拉基小镇（Truckee），我们在快餐店问了一对从相反方向过来的夫妇，才知道前方的路没有封，可以继续前进。当我们抵达太浩湖边上的酒店时，已经是晚上10点钟。
第二天清晨，当我推开阳台的门时，便知道太浩湖以她最美丽的姿态回报了我们的一路惊险。湖水蓝得发绿，雪厚厚地覆盖着屋顶，堆成柔和的曲线，长长的冰柱从屋檐垂挂下来。我们走在湖边的路上，一脚踩下去，雪快及膝盖。四处静阒无人，只有时不时从松柏上掉下来的雪块发出啪啪的响声。
2010年杨振宁先生在太浩湖畔
那些年，我们还试过在夜里开车到火山附近，看喷发出来的熔岩流入海里。那些时光，都是源于杨先生喜欢四处探索的冒险精神。如果没有杨先生的坚持，我大概会少了很多有意思的经历和体验。
有些初次和我们见面的人问我是不是物理专业，是不是杨先生的学生，我有时这样回答：不是，他没有教我物理，他教我开车。
今年，杨先生99岁了，我们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开着车到处走。写这篇后记，既是记录新版《晨曦集》，也是记录我们一起走过的一些日子。
2021年7月初于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