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8年的一篇知名论文中，两位经济学家戴维·G.布兰奇弗劳尔（David G. Blanchflower）和安德鲁·J.奥斯瓦尔德（Andrew J. Oswald）就发现，全球最不幸福的人群存在一个固定答案：至少近半个世纪以来，处于50岁左右的中年人似乎都是最痛苦的——他们处于幸福感（well-being）的低谷、不幸感（ill-being，幸福感缺失，感觉处境不佳，身心不适）的顶峰。
中年人曾在不幸感顶峰
这两位经济学家研究了50万份随机抽样获得的美国人和西欧人数据，发现从小到大，个人的主观幸福感会先下降，在中年时抵达最低点，然后开始上升。不仅如此，他们分析了包括中国在内的72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幸福感回归方程，发现了类似的情况，即中年时（50岁左右）主观幸福感会到达最低点，而不幸感的曲线会在这个时期达到顶峰，形似“驼峰”。
中年人不幸福的相关社会议题早已有过很多讨论，主要聚焦于中年时的多重家庭压力、职场压力等。一些处在这个年龄段的人认为，他们面临着中年危机来自于积压的问题，过去的失败和未实现的目标与时间流逝感的交汇……随之而来的还有更严重的忧虑、抑郁等心理问题。据悉，因精神病入院和服用抗抑郁药的人数在这个年龄段也会到达顶峰。
图片来源：Unsplash+
更为极端的是寿命降低。2020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安妮·凯斯（Anne Case）及其丈夫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2015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撰写的著作中着重关注了出现在美国中年工薪群体中的一个特定现象：“绝望之死”（deaths of despair）。
数十年来，随着医学迅速发展，各种疾病的治疗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人类群体的预期寿命也都在上升。然而当这两位经济学家将美国人群的不同死亡原因拆开后，发现有三类死亡正在迅速上升，即由药物过量、自杀和酒精性肝病导致的死亡——他们将其称为“绝望之死”。
这三类死亡主要出现在美国未获得大学学位的白人男性群体中，他们的自杀原因主要是经济困难或者失业，以及工资损失。相比于拥有大学学位的人，他们的预期寿命会减少8.5年。2023年前，凯斯和迪顿在《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上发表文章，表示大学教育水平的差异会导致如此大的预期寿命差异，既令人震惊又十分罕见，而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如今美国3/4的财富掌握在大学毕业生手中。
据STAT网站在2021年刊登的一篇文章，经济困难、失业等带来的不安全感，以及生活匮乏感、可能性丧失感、缺乏归属感和社会适应不良，都会导致孤独、不快乐、担忧和压力等多种负面情绪。陷入这些困境中的人会在生理和心理上感受到更多痛苦，变得对痛苦更加敏感。这些很可能是药物滥用、酗酒等的诱因。
不过熬过这个时期，随着年龄继续增长，中年人都将迎来幸福感回升的阶段，转折大概出现在60～65岁这个阶段，此后还会持续回升。
年轻的心，正在被绝望压倒
不过，近几年来大量调查显示，不幸感驼峰曲线上更年轻的一端正在迅速抬升。年轻一代的主观不幸感甚至已经超过了中年人。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英国、美国以及全球167个国家都有类似的发现。
8月27日，在一篇发表于《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PLoS One）的论文中，布兰奇弗劳尔和两位学者汇总了2020-2025年间包括美国和英国在内的44个国家的“全球思维”数据，发现相比于更年长的人，年轻人的心理健康状况无论绝对值还是相对值都更加恶化。
他们首先分析了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行为风险因素监测系统（BRFSS）中公开的个人数据，发现在20年内，美国人群中绝望情绪（近30天内几乎每一天都心理健康状况不佳）几乎翻了一番，从1993年的3.7%（研究样本涉及10多万人）上升至2023-2024年的6.7%（研究样本超过45万人）。这种变化在25岁以下的人群最为明显，有绝望情绪的人数比例从1993年的2.9%上升到2023年的8%。
1993 年至 2024 年美国各年龄的主观绝望感 图片来源于论文
比如在2009年，不论性别，45～70岁年龄段的绝望人数占比最高（包含了50～60岁这个阶段），25～44岁次之，最后是年轻人（18～24岁）。但此后，年轻人的绝望感迅速上升，年轻男性（从3.0%增至6.6%）和女性（从5.6%增至9.3%）均增加了一倍左右。中年人群的绝望感其实也有所上升，但上升速度较慢。相比之下，老年人群中的绝望感则基本保持不变。
英国焦虑患者的年龄分布 图片来源于论文
在大西洋另一侧的英国，这3位学者基于2009-2010年和2022-2023年英国家庭纵向调查（UKHLS）的数据，发现在这10多年间，英国处于绝望状态的人数也从4.6%上升至8.1%，各年龄段受访者的绝望情绪趋势与美国相似。
另外，在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2020-2025年的近10000个观测数据中也存在类似的趋势：随年龄增长，“痛苦”人口的比例基本呈线性的下降趋势。这也显示在十多年内，年轻人的不幸感迅速增加，让驼峰曲线陡接近一条斜率为负的直线。
更绝望的性别
当研究人员将时间聚焦于25岁以下的人群时，他们发现不幸感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在年轻女性中更为明显。在44个国家的数据中，女性的绝望感和自杀倾向都会比男性更严重。2023-2024年的数据显示，女性中最年轻年龄段的绝望感最高，而最年长年龄段则最低。男性中则表现为年轻和中年群体的绝望感相似，而最年长群体最低。
2022年，美国年轻女性群体中的绝望感明显增长，已经与凯斯和迪顿关注的、学历大学以下中年男性的的绝望感不相上下。而这种绝望感正在导致美国年轻女性的自杀率上升。
在美国，年轻女性的主观绝望感已经和学历大学以下的中年白人男性的的绝望感不相上下 图片来源于论文
英国也出现了相似的情况：该国年轻（25岁以下）男性群体中有绝望感的人数比例在2009年至2021年间增加了一倍多（从2.3%上升到6.4%）。但在年轻女性中这一数值上升得更快，从4.4%上升到12.7%。这些变化主要出现在2016年之后。
2009年至2020年，英国各年龄段的主观绝望状况 图片来源于论文
“U型曲线曾是社会科学中最重要的模式之一，但它已经变得不再重要。”布兰奇弗劳尔说，“我们发现从2013年左右开始，不幸感的U型曲线突然开始消失。这并不是说此前发现的模式是错误的，而是它发生了改变。我们正面临着这样的局面：全球范围内的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女性的福祉正在急剧下降。”
主观幸福感降低将会带来短期和更长远的影响，包括旷课、学业困难，无法进入劳动市场，抗抑郁药物的使用率、住院率和自杀率增加，以及寿命缩短。
图片来源：Unsplash+
布兰奇弗劳尔等人曾认为是一些重大的全球性危机导致了这些改变，比如新冠疫情和2008年金融危机。但研究结果表明，这些事件带来的是相对短期的伤害。例如，在多个国家，年轻群体的幸福感下降早在疫情前就已开始，但疫情加剧了这种趋势。而重大的经济冲击和其后续影响，极大可能会在短期内影响年轻人的就业前景和工资增长。
布兰奇弗劳尔认为，一个更大的影响因素是智能手机的出现。它正在彻底改变年轻人甚至是儿童的社交方式。社交媒体上的新信息会不断汇入年轻的人生活之中，加剧他们对自身生活的不满。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年轻人不幸感的上升与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使用量增加有关。一些随机限制智能手机使用的研究发现，参与者自我报告的幸福感会明显改善。此外，布兰奇弗劳尔还考虑了网络欺凌的影响，他表示网络欺凌可能会带来各种有害影响。
不幸感与幸福感同在
幸福感和不幸感通常会被认为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但研究发现，一个人可以在感觉生活很满意的同时，承受心理困扰。9月3日，在一项发表于PLOS Mental Health的研究中，英国斯旺大学的研究人员表示，两者之间存在更为复杂的关系。他们分析了幸福感的关键决定因素，比如意义导向行为（MOB，即人们主动使用多种策略，为自己创造意义）、心理灵活性、迷走神经功能和逆境，对主观幸福感和不幸感的影响。
图片中的蓝色代表正相关，红色代表负相关，连接线条越粗，代表了两者之间的联系越强。图片来源于论文
他们进一步证实了幸福感和不幸感之间的关联是非线性的：MOB、社会联系和心理灵活性与幸福感呈三次方关系，心率变异性（HRV，表征的是迷走神经功能）与幸福感呈指数关系，而逆境与不适感呈对数关系。
在幸福感的决定因素中，MOB处于最核心的位置，HRV则可以增强MOB和幸福感，而社会联系和心理灵活性也是重要的、促进幸福感的因素。不过研究还提示，社会联系在一些情况下也会造成心理困扰。而尽早预防和避免逆境，无疑能极大地避免不幸感。
一些相关领域的专家也给出了一些建议，包括通过人与人面对面的交流来改善社会联系，将良好的亲密关系置于一切之上，以及主动丰富内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