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的今天
1945年8月15日
《大公报》头版
用超大号的五个铅字
向全国人民宣告了这一重大消息
全中国都沸腾了，这一天，中国人等太久了。该死的日本鬼子终于被打败，终于滚出中国了。
此时，中国人民也相信，清算汉奸时刻马上就要到来了。但是，正式抓捕汉奸的行动一直拖到9月27日才展开，报纸刊登的汉奸名单，也只刊登了三天，就不再更新了。
如果不是社会各界持续地向国民党当局施压，抓捕汉奸行动还会再拖下去，国民党当局甚至连汉奸名单都不想公布。
汉奸名单为什么不能公布？因为一旦公布，这些汉奸非死即囚，国民党大员们就赚不到汉奸的“买命钱”了。
对于国民党的拖沓态度，美国发出警告：南京伪政府曾向美国宣战，如果国府对这些人不加以逮捕，盟军将自行列出战犯（汉奸）名单。
在内外压力下，国民党才不得不在日本投降一个多月后实施抓捕行动。
虽然，国民党后来对此有很多解释，比如维持城市稳定、维持社会秩序、给汉奸自首机会……但根本原因是蒋介石需要拉拢汉奸一起对付共产党。
1945年7月，蒋介石就派戴笠秘密前往杭州附近的淳安县，与在这里等候的杜月笙会面，商谈如何拉拢上海、南京方面主要汉奸的问题。
8月初，戴笠前往临安乐平，视察“忠义救国军”，指导他们与伪军合作事宜。
戴笠行踪被日本间谍掌握，不过，戴笠的卧底又将其行踪泄密的情报告知了军统。
于是，军统在临安的河桥古镇设伏，全歼了暗杀小组四名杀手（日籍两人、韩籍两人、汉奸一人）
8月9日，戴笠前往浙西行署临时所在地汤家湾与“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马志超会面，明确了“忠义救国军”与伪军联合阻挡共军进入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计划。
然后戴笠再密电蒋介石，呈请给予伪军番号，将它们纳入“忠义救国军”，并在军政、军令部、陆军总司令部备案。
8月10日，戴笠已经知道日本天皇愿意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消息。他立刻派“忠义救国军”调查室主任刘方雄前往上海，再到南京秘密会见日军参谋长今井武夫，再由今井向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传达戴笠的意旨--日军与国军合作，不得向共军投降。
所以，在蒋介石的这种政策之下，国民党怎么可能严肃惩治汉奸？
他是宁可对日军以德抱怨，宁可对汉奸网开一面，也要准备打内战。
处置汉奸
日本投降后，如果将汉奸交给戴笠全权处置，那肯定要比实际效果好得多。但历史没有如果，因为国民党已经烂透了，汉奸是一块超级大肥肉，各利益派系都在争夺处置权。
电视剧里，好像总是军统在接收敌产、逆产，收受汉奸买命钱。
其实军统是来晚了，它是在1945年9月27日之后才成立了“肃奸处理委员会”，虽然规模很大，权力很大，但大头已经被先来的接收大员吃了。
“肃委会”由叶翔之为主委（后由沈维翰接任），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广州、汉口、青岛、济南、徐州、太原、南昌、长沙、安庆、杭州、福州、开封、越南等地，成立25个分会。
“肃委会”为逮捕汉奸的执行机构，上海是重点中的重点，戴笠军统上海区区长王新衡为上海分会主委。每一肃奸分会，再另派督察长一名。
军统在全国一共抓捕了4692名汉奸，移送司法机关4291名，移送军法机关334名，移送航空委员会24名；在押期间病死43名，查封逆产1456户。
但一个月后抓跟一个月前抓，威力完全不同。许多汉奸就利用蒋介石给的这一个多月时间，销毁证据、打通关节、更改身份，甚至人间蒸发。
比如二号汉奸陈公博就是在1945年8月26日潜逃到青岛，再逃到日本。他是舍不得钱财和情妇，在日本发密电回上海，被军统破译，日本才被迫交人。
正是因为国民党对汉奸处置不力，所以解放后，还能挖出这么多隐藏的汉奸。
对汉奸处置不力，除了民愤难平，也造成了国家财产重大损失。
从重庆派到上海的国民党接收大员，第一位是吴绍澍，他担任国民党中执委上海党部主委、军事委员会特派员、上海市副市长兼社会局局长等职务。
在一个月时间内，他就接收了一千余幢房屋，九百多辆汽车，金条二千多根（十两一条），珠宝无数。
这些逆产，表面上充公。实际上却有很大一部分落入了接收大员手中。
“76号”特务头目李士群的内弟叶耀先一人就塞给吴绍澍数十根金条，吴绍澍还挑了一辆汉奸送来美国最新防弹汽车给自己用。
吴绍澍在上海，用一个月时间就发了几辈子都得不到的横财。
他为了继续捞钱，还往重庆方面塞金条，以阻止上海市长钱大钧上任。
戴笠到了上海后，就警告吴绍澍不要干涉人事安排，并向重庆多次报告吴绍澍不法行为，建议将他召回。
但吴绍澍却拖着不回重庆汇报，有人在暗中帮他转圜。
10月底，他乘防弹汽车出外时，在路上遭到两名杀手开枪伏击，虽然子弹没能打穿车窗，但他知道是戴笠派人吓他。
11月3日，他终于飞回重庆。
重庆有人主张枪毙吴绍澍，“以肃官箴”。但蒋介石认为，“吴绍澍是派到上海去的第一个接收大员，如果枪毙，所损颜面”，所以，吴绍澍只是被免去了副市长职务，，由前法租界官员何德奎接任。
不久，他又回到上海，因他跟戴笠谈妥了，忍痛割肉给戴笠和军统。
上海军事特派员公署的秘书长周孝伯，是另一名接收大员。
周孝伯原是吴开先（国民党组织部副部长，抗战时中统上海区负责人）的秘书，上海滩的二世祖。
1941年，周孝伯被捕后附逆，跟了周佛海，在“伪中央信托公司”任职。
他与上海电影明星、红舞女“小花狗”（张织云，后沦为妓女，冻死在香港街头）结婚，仅仅三个月就离婚。
小花狗找了杜月笙闹，因为周孝伯是杜月笙门生。她拿出婚前字据，要周孝伯支付上面的天价离婚赔偿金。杜月笙丢不起这人，就替周孝付了款，并当场将门生帖子退回。
周孝伯欠了杜月笙还不起，就逃债到了安徽屯溪。
没想到他却因祸得福，日本投降后，他成了汪逆的反抗者，弃暗投明，忠勇可嘉。
他成了接收大员后，对上海那汉奸相当了解，也发了横财，只要汉奸送房子、送金条、送女人，一切好说。
接着，国民党社会部特派员陆京士也到了上海，负责整顿社会团体。
陆京士是搞“黄色工会”起家的，也是杜月笙门生，由于跟戴笠好，他被委任为“上海工人忠义救国军总指挥”，手里有枪。只要他上门，那些压迫过工人的汉奸都乖乖给钱。
除了这些重庆派来的接收大员，上海本地也有“接收大员”，就是“忠义救国军”这帮地痞流氓。
他们的司令袁亚承，以“国军”名义从浦东来上海市区，在各区疯狂抢劫被服、汽车、汽油……还敲诈赌场、妓院、大烟馆。
谁敢不给钱，就说是汉奸，因为这些生意以前免不了跟日本人有瓜葛。
国民党“三青团”也来上海接收，实际上自1941年12月8日“三青团”上海支部书记奚培文叛变后，就已名存实亡（他把花名册交给了汪伪，把同志们全卖了，换来十几根金条）
日本人一投降，“三青团”居然立刻在上海复活了，手里还有枪，因为它的背后是蒋经国。“三青团”工作就是满街贴标语，“蒋委员长万岁”之类，但实际工作是封房子、搬货物、抢家具。
九月，正规军也来上海接收了，最早到达的是“中央宪兵司令部特派上海宪兵队”，队长姜公美。
宪兵队已经捞不多少东西了，所以，他们敲诈的目标是流氓、地痞、卖鸦片的、开小赌台的、妓女……后来就直接对市民下手。
姜公美由于激起民愤，国民党不得不将他逮捕。
真正的正规军是十月初由汤恩伯带到达上海的，他成立了两个委员会：军用品接收委员会，非军用品接收委员会。
由于汉奸财产所剩不多，汤恩伯就盯上了上海的工厂。本来，上海工厂不管是不是逆产，能开工的都不能查封。
但汤司令的部队一句“我们只奉命接收，没有奉命开工”，就把生产原材料给“接收”了，然后再倒卖。
10月中旬，宋子文也到了上海，他要接收金融界。宋家得到的这块肥肉比谁都大，但却悄无声息。
国民党所谓“肃奸”，逃脱罪行的汉奸人数要远远大于军统抓捕的汉奸。
最离谱的是，三号汉奸周佛海，居然在抗日胜利之时，转身变成了“上海行动总指挥”。
他将伪储备银行准备金55万两黄金，白银760万两，银元32万个，美元550万，日元930万，日本公债20亿，以及其他股票、不动产等全部通过戴笠交给了蒋介石，成了蒋介石后来发动内战的小金库，而不是用之于民。
周佛海不枪毙，怎么说得过去？
汉奸死不死，就凭老蒋一句话。周佛海最终以“抗战后期秘密投诚，自效赎罪，维持上海稳定有功”为由，被免予死刑。
那陈公博都梁鸿志、王揖唐、齐燮元、殷汝耕他们就死不瞑目了，谁没跟军统有秘密联系？只是戴笠不给他们作证罢了，原因是他们不能给蒋介石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周佛海的处置原计划是：军统作证，由法院宣判他无罪，洗刷他的汉奸罪名，让他的子孙后代好做人。
1946年3月，因为戴笠飞机失事身亡，周佛海没了证人，才被判死刑。
再由蒋介石赐予特赦，改为无期徒刑，最后病死狱中。
北平、天津、广州的汉奸处置基本上也是这种情况，接收大员们先到先得，然后再割点肉孝敬军统。
也就是说，不管哪路接收大员，他们只盯着汉奸的财产，而不是清算汉奸本人，有钱一切好说。
国民党对日本战俘也是优待有加，日俘主食成人每天25市两，副食另发。
日侨稍低一些，不分主副食。
衣被不仅允许日军自用，还把过冬棉服发还给日俘，还要发零花钱给他们，最低的兵卒也有200元。想想我们的八路军、川军、粤军、滇军、桂军战士们抗战回来，吃的啥，穿的啥？国民党这种做法，谁不寒心？
对鬼子以德报怨，对汉奸网开一面，遗毒无穷。
汉奸比鬼子更可恨。他们出卖国家、出卖民族、出卖同胞，抗日战争打了这么久，汉奸太多是主要原因。
80年过去了，它们在网上仍然阴魂不散。
我们必须警惕，绝不可轻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