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女性被控在公园一带长期从事非法“客待”行为，即俗称的“立ちんぼ(站街女)”，面向路过的男性游客搭话、提出交易，并引诱至附近的酒店。
虽然在大久保公园附近一带这种事已经见怪不怪，但这四个人作案手法可并不止提供性交易这一块。
她们的目标是外国游客，谎称1万日元可以“开房服务”，骗到钱后立即逃离现场。
据警方公布的信息，有一名嫌疑人(即下图双手遮住脸颊的女生)在过去两年间靠这一方式敛财约1亿1000万日元，全部挥霍在歌舞伎町的某些高级牛郎俱乐部中和赌博上。
被骗的外国人有的选择忍气吞声，有的则是毅然报警。日本警方在约9个月内收到了11起相似投诉，报案理由集中在“付钱后并未获得承诺的服务”。
另外根据警方通报，被捕的几名女性并非单纯从事性交易，而是利用性交易作为幌子，实际从事针对外国游客的诈骗行为。她们觉得，外国人语言不通大多不会选择报警，所以专挑外国人下手。
一部分受害者表示，在酒店房间内，女子先要求提前支付费用，收到钱款后却拒绝发生性关系，甚至有一方趁机盗走受害人的钱包和手机。
而更恶劣的是，在一些案例中，女子会突然打电话召集同伙，对受害者进行围堵恐吓，要求再支付赔偿金或闭嘴费。有点像传说中的仙人跳了...
这些手段精心设计、配合默契，显然早已不是临时起意，而是某种程度上职业化、组织化的“新型站街女诈骗”。
最具戏剧化的一个画面是，其中一个站街女的衣服上写了“働いたら負け(如果我上班了那我的人生就完了)”的文字。
示意图这并不是日本警方第一次逮捕站街女。早在去年年末，日本警方就在新宿歌舞伎町的路上逮捕了约50名站街女。而今年1月，则逮捕了88名左右。其中竟然还有16岁的未成年少女。简直令人惊掉下巴！
但是抓，是抓不完的。逮捕了这个，更多的站街女如同雨后春笋接连不断地冒出来。在一些海外平台上，搜索日语站街女(立ちんぼ)或者大久保公园的罗马字——「tachinbo」、「OKUBO PARK」等，可以看到大量相关视频映入眼帘。
不少日本人都无可奈何笑称，现如今大久保公园和新宿歌舞伎町这些地方显然已经逐渐成为日本另一种意义上的“观光地”，外来游客必打卡。
在这里经常能看到的画面就是，年轻的日本女孩子和中年外国男子一起进出旅馆，甚至这些旅馆还谢绝日本人入内。
而此次大久保公园事件被逮捕的四人中，目前已有两人被释放。
对此，日本网友也有自己的话要说。
“有家庭环境问题、背负着牛郎欠款等各种同情因素来为女性辩护，这是不对的。如果是未成年人，支援团体提供帮助是必要的，但这次被捕的4人都是成年人，卖春和盗窃都是犯罪。既然是成年人犯罪，就没必要去考虑他们的背景之类的理由。犯罪没有好坏之分，警方应该淡然依法严肃取缔。这种站街行为正在降低日本女性的品格。现在不是为了乡下年迈的父母，也不是为了养活年幼的兄弟姐妹的时代了，全部都是为了自己的奢侈消费。而且针对买春方没有相应的法律处罚，是因为国会议员中男性居多吗？”
“这是自己的责任吧。即使没有了牛郎欠款，也不会停止犯罪行为。从听到的情况来看，毫无同情的余地。与其在国内进行犯罪活动，不如赶紧去迪拜赚钱，这对日本的治安无疑会更好。”
“真心希望普通在街上走的日本女性们，不会被外国人问到「多少钱？」这样尴尬又不尊重的问题。”说起来，以往人们对站街女的印象，可能有一部分是觉得这些女性出于生活压力或生存困难选择“站街”，是可以谅解的，社会应更多关注其背后的贫困与边缘化现象。
然而近些年的日本现实却传达给大众一个信息——这些卖春女不过是为了私欲，有的是为了心心念念的牛郎，有的是为了赌博等不良嗜好，而利用法律灰色地带进行犯罪的夜晚都市游击者，对日本治安与国家形象造成极大破坏。
疫情过后，访日游客数量急剧增加。站街女又找到了新目标，专坑外国游客，使得案件性质更加敏感。
在社交平台X上，有日本网友讽刺：“站街女们在歌舞伎町设了局，把来买的外国人当成韭菜割，日本现在真有点像发展中国家了。”
但即便如此，日本对这些“大久保公园工作者”还是很宽容的。逮捕后也会进行支援工作，目的是为了让她们更好地回归社会。
站街女带来的另一个非常大的社会隐患则是日本梅毒患者的大量增多。虽然自1993年后，日本国内梅毒病例持续减少，但自2010年左右开始悄然反弹。2024年全年，日本报告的梅毒患者为14663人，几乎与历史最高的2023年持平。
专家指出，日本感染者增加的原因之一是海外旅行及外国游客入境增加，尤其是一些为外国游客提供性服务的女性成为高风险群体。目前20多岁的女性和30-40岁的男性为感染主力人群，部分人甚至将病毒带回家庭，增加了公共健康风险。由于并非所有风俗业者都定期接受检测，也加剧了隐性传播的风险。
此次大久保事件中骗了将近1亿多日元的女性，由于手臂上有疤痕，也被日本网友推测是否携带梅毒。
回顾过去几年，站街女现象在日本屡次上演。从东京到大阪，从大城市到地方，几乎层出不穷，严打也难以杜绝。更何况，日本警察并没有严打。许多时候，警方也只能依赖“风俗营业法”或《轻犯罪法》进行打擦边球式处理，因为只要不被明确拍下金钱与性行为的交换证据，很多案件就难以定罪。
再加上站街女多以个人名义活动，很难对背后是否存在胁迫，人身控制或团伙操控进行证据链还原，法律追责的难度远比想象中高。
说到底，站街女的问题，不只是一群女孩子在街上拉客，也不只是几个外国游客被骗了几万块钱。它牵涉的是日本社会治理的盲区，是年轻女性的现实写照，是日本“旅游立国”下城市管理与犯罪诱因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这不是简单地抓几个女孩就能一劳永逸解决的，也不是靠几条法律条文就能封住灰色地带的漏洞。当法律、执法、监管、援助体系之间依旧存在空白，恶性循环便会不断重演。
而当“赚钱不如骗”、“上班人生就彻底完了”成为一部分年轻人的价值观口号，这个社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才是值得所有人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