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5
F-35采购锐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要障碍是代号“技术更新3”（TR-3）的重大软硬件升级计划陷入严重延误。该升级旨在为F-35配备更先进的氮化镓（GaN）有源相控阵雷达，以弥补其雷达系统相对于潜在对手（如中国）主流战机所用砷化镓（GaAs）技术可能存在的代差。然而，自2023年7月以来，TR-3升级问题导致新机交付事实上停滞，大量已生产飞机积压无法交付；即使部分交付，在2025年之前也仅能用于训练，无法执行实战任务。这一困境直接打击了军方的采购意愿和预算分配。
同时，硬件升级所需的稀土材料（如制造雷达所需的镓、制造电机所需钐钴磁体）供应链面临巨大风险。中国作为全球镓供应（占98%）和稀土精炼加工的绝对主导者，其2023年实施的镓、锗相关物项出口管制措施，对美国获取稳定、充足的先进材料供应构成严峻挑战。此外，F-35的运营与维护成本已远超预期。美国政府问责局报告指出，其每小时飞行成本高达4.4万美元，显著高于F-16的2.7万美元。隐身涂层维护困难、零部件供应链不畅以及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对关键维修权限的垄断，导致战机妥善率长期低迷（约55%，远低于80%的目标），平均维修周期长达114天。成本的持续攀升与后勤保障的低效，迫使军方不得不削减采购数量以平衡预算，而这又反过来因规模效应减弱进一步推高了单机成本，形成恶性循环。。
▲F-35
同时我们都知道，美国军工复合体的系统性弊端。 该体系高度依赖少数几家大型防务承包商（如洛马、波音、诺格、雷神、通用动力），它们垄断了美军大部分核心装备订单。这种格局催生了“潮汐式生产”模式：订单充足时迅速扩张产能，订单减少时则大规模裁员，导致供应链稳定性极差，关键技术工人流失，生产经验和工艺传承中断。典型案例是雷神公司在重启毒刺导弹生产线时，不得不返聘高龄退休工人以解读数十年前的纸质图纸。军工企业与政府国防部门之间频繁的“旋转门”现象（即高级官员退役后进入军工企业任职，反之亦然）加剧了利益捆绑与决策扭曲。例如，波音公司借助前代理国防部长帕特里克·沙纳汉的影响力，成功推动采购性能相对落后的F-15EX战斗机以弥补F-35不足，被广泛视为资本利益凌驾于军事效能之上的例证。
▲F-35
作为对比，中国航空工业在歼-20重型隐身战斗机的量产上取得了重大突破。综合多方开源信息分析，其总产量在2023年已突破300架，年产量据信超过100架。得益于先进的脉动生产线技术和持续优化的供应链管理，预计到2025年，歼-20的年产量有望达到150架左右，这一数字将是美军同年F-35采购量（47架）的三倍以上。与此同时，中国海军的新型舰载隐身战斗机歼-35项目进展迅速，预计将于2025年前后投入量产。该机型定位为多用途中型隐身战斗机，旨在与歼-20形成“重型制空+中型多用途”的互补搭配，并装备于新型航空母舰。结合配备国产先进涡扇-15发动机的歼-20A改进型的列装，中国正在构建完整且规模可观的隐身战斗机体系。按照当前发展趋势，到2030年，中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装备的第五代隐身战斗机总数预计将达到1000架左右的规模。
▲歼-35A
在技术性能层面，歼-20凭借其更优的气动设计、更大的航程、更高的载弹量以及更强的超音速机动能力，已在多项关键指标上被认为超越了当前状态的F-35。F-35因TR-3升级延误，尚无法整合使用最新型号的空对空导弹，进一步削弱了其即时作战能力。美军被迫大规模采购129架F-15EX四代半战斗机来填补战力空缺，实质上是一种空中力量的代际降级。为扭转局面，美国正大幅增加对下一代空中优势（NGAD）项目（常被称为F/A-XX或六代机）的投入，其预算从24亿美元增至35亿美元，目标是在2030年前实现部署。然而，该项目目前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而中国的第六代战斗机项目已进入密集试飞阶段。
▲中国六代机
更为重要的是，F-35项目本身就带有很强的绑架盟友削弱欧洲和日本自研战斗机的目的，但这一切的基础都在F-35项目能大规模正常量产商，很显然，目前的F-35项目并不能满足“盟友”们的需求，一些传统客户对采购F-35表现出犹豫，甚至如比利时等国家开始探索关键弹药（如AIM-120导弹）的自产能力。欧洲防务自主化趋势加强，其建立的“欧洲防务供应链联盟”已将多家美国企业排除在外，这预示着美国军工体系全球影响力的潜在削弱。
所以说F-35采购量的锐减及其暴露的问题，是美国军事技术霸权面临系统性挑战的缩影。其根源不仅在于单一项目的技术难点或成本超支，更在于军工复合体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垄断导致的创新惰性、供应链脆弱、美国维持其空中优势的能力，将极大取决于其能否有效克服这些深层次体系性问题，并在下一代技术竞争中保持领先。而中国在第五代战斗机领域展现的规模化量产能力和持续技术演进，正在快速缩小与美国的技术代差，并在亚太区域塑造新的空中力量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