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艺伎回忆录》讲述了一名年仅9岁的日本女孩小百合被父母卖到艺伎馆从此挣扎在花街中的悲剧故事。即便这部电影口碑褒贬不一，但无法否认的是，其扯下日本艺伎行业的遮羞布，打破“艺伎是一份传承日本传统文化的高贵职业”的光环。
日本人向来对自家传统文化拥有极高认同感与自豪感，《艺伎回忆录》让他们感到十分冒犯。
当时日本顶流艺伎岩崎峰子为了挽回世人，特别是欧美人对日本传统文化的印象，特意出了一部回忆录，以她的亲身经历，讲述真正的“艺伎回忆录”。哪怕她在书中用尽各种华丽形容，讲述自己祖上出身如何高贵、渲染艺伎精通茶道、花道、日本舞蹈等日本传统文化，但终究还是无法改变日本艺伎的本质——揽客。
性服务、性剥削、性虐待是艺伎行业长期存在的潜规则，只不过素来以一种巧言令色的方式，将其美化为“水杨仪式”，以传承日本传统文化为明目，忽悠历代不谙世事的日本少女献祭，只为满足日本“高质量”男性的需求。
“舞伎，就是日本现代的奴隶。”
6月5日，前舞伎桐贵清羽与全女律师团队在东京永田町召开记者会，要求日本政府彻查艺伎舞伎行业涉及强迫未成年饮酒、强迫未成年提供性服务、不支付工资等恶劣现象，以及重新审视日本的“款待”文化。
“因为舞伎没有人权，所以我辞职了。”今年25岁的桐贵清羽以她的亲身经历，讲述了一个当代的“艺伎回忆录”，证明现实生活远比艺术作品残酷压抑。
初中毕业后的桐贵，从2015年至2016年，成为了京都花街上的一名舞伎。在为期1年3个月的舞伎生涯中，年仅16岁的她被迫陪酒，几乎每天都要喝到凌晨12点，她被一众油腻男灌酒、性骚扰，甚至被迫与他们共浴（哪怕自己极力挣扎逃跑）。“客人经常会从身八口（和服侧身、靠近腋下的开口部分）、以及和服下摆，伸进手来侵犯我的身体。”
桐贵当时还只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与比自己爸爸还要年长的男人出去，总是会被对方性骚扰。在车里想要牵手、在电梯里想要强吻，还有很多人故意将手伸进她裙子下摆里，也有人变态得要摸她的脚。
“在我印象中，舞伎是纯真无邪、什么都不知道的孩子，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舞伎就成了日本男人的性对象。”
在大多数客人心中，舞伎，与名车、腕表没什么两样，只是一件物品，用以彰显自身的社会地位以及财力。
客人大多数都是有头有脸的人，比如政客、企业高管、和尚。
桐贵坦言，她经常会以舞伎的妆造，作为这些客人的旅伴，游览日本全国，出入的都是高档地方。对于像她这种出身小地方的平民女孩而言，一开始这些经历的确会让她感到新鲜甚至眩晕：明明在几个月前，她还是一个在象牙塔里的初中生。但久而久之，她却对此深感厌恶：舞伎，就是一个性符号。除了极少个别受欢迎的人气艺伎、舞伎之外，当客人提出性服务时，大多数艺伎舞伎只能忍受，不能拒绝。绝大多数客人都会威逼利诱像她这样的舞伎，提供性服务，比如“共浴”就是暗语。
桐贵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客人裹着毛巾强拉她去共浴，幸好当时有前辈出手相救。但这次过后，她再也没有那么幸运，无人救她，哪怕她极力挣扎逃跑，最终也会被拉下水。
共浴是日本“花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共浴，这些人模狗样的客人还盛行一种诡异变态的游戏，艺伎舞伎比拼玩弹珠游戏，获胜者的奖励就能清洗他们的下体…由于这个游戏实在过于恶俗，因此桐贵决定要辞职。然而辞职并没有那么容易，她必须向茶屋支付高达3000万日元的赔偿金。如果她无力偿还，必须接受“花街文化”又一重要组成部分——“丈夫制度”。
“舞伎就是日本现代社会中，被压榨剥削、被肆意贩卖的奴隶。”
舞伎一入门就必须与茶屋（雇佣她的店家）签订不平等买卖合同，承担由茶屋设定的债务。如果想要辞职不干，就必须缴纳高昂的“赎身费”。
如果舞伎无力偿还，必须接受“丈夫制度”，无条件跟随服从茶屋推荐的“金主”。
“丈夫制度”，也就是客人与店家之间签订的“情妇合同”，金额一般在300万日元至6000万日元之间，由客人出资“承租”指定的艺伎舞伎，全程不需得到艺伎舞伎本人同意。桐贵不仅要辞职，她还拒绝接受“丈夫制度”，因此她被“妈妈”（茶屋店主）吼叫责打：
“你一点都不适合传承如此高贵的日本传统艺术！你就是一个废物！胆小鬼！”
桐贵是幸运的，因为“妈妈”实在是过于生气，所以最终她只是被连夜赶走，并没有支付高额赔偿金。
桐贵透露，像她这样的经历，是大多数舞伎的真实生活。
她们在承受客人的性骚扰的同时，还要长期惨遭茶屋的压榨剥削。茶屋独吞客人的高额打赏，她每月到手工资为0，茶屋每月仅向她发放零花钱2万日元至5万日元（约合1000元至2500元人民币）。这笔零花钱需要维持日常妆造以及生活用品，比如专用演出白粉、卫生巾、写给客人的感谢信，这些都得自掏腰包。每月基本上没有任何余钱。
“舞伎不是职业，而是一种锻炼身心的修行。”
15、16岁当舞伎，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她们一入门就被茶屋如此洗脑，认为自己从事的是一份高贵无比、传承日本文化的职业。
出身日本小地方的桐贵自幼就对演艺事业充满憧憬，她的原生家庭极为复杂，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离异了，由单亲妈妈将她与姐姐带到大阪独自抚养长大。
为了免受校园霸凌，在妈妈的鼓励支持下，桐贵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成为了大阪当地小有名气的童星。后来却因被东京某事务所社长性骚扰，而被迫休养一年。初中毕业前后，妈妈某位朋友建议从小练习日本舞的她尝试成为舞伎。“与其让孩子上高中，还不如让她去当舞伎。”
这句别有用心的建议，彻底扭转了桐贵的人生。
喜欢日本历史文化的桐贵自然对舞伎行业的黑暗略知一二，妈妈也是这么认为的。但当时为了减轻妈妈独自养家的经济负担，桐贵还是决定去当舞伎，于是开始学习“京言叶”（京都方言）。
初中毕业后，年仅15岁的桐贵独自去了京都，通俗而言她成为了舞伎行业的“练习生”（仕込みさん），在正式出道前学习专业用词、练习舞伎专属舞蹈，并逐渐从练习生进阶为资深练习生（芋ダサい），也就是那些开始接触舞伎造型、身穿舞伎服饰、练习舞伎妆容的女孩。
桐贵直言，舞伎的装束本身就会给舞伎本人的身体带来巨大的负担。专用的涂白染料本身对人体就有害，梳好的发型不能洗，睡觉时只能枕高枕头，久而久之就会有头皮屑，有时候虫子也会钻进去。不少舞伎都会有秃头的烦恼。画上舞伎妆容、身穿舞伎服饰，桐贵不得不隐藏真实的自己，在客人面前时刻扮演好一个千人一面的“合格舞伎”：温顺优雅、万事服从；除了美丽矜持，毫无任何情绪波动。
“扮演舞伎，比我以往任何一场演出都要辛苦艰难。除了洗澡睡觉之外，我都不能回到自己的真实生活中，一直都要扮演‘舞伎’这个角色。”
舞伎的行业有着严苛的上下级关系。对于前辈、妈妈（店主）、以及客人，一定要服从，哪怕对方将黑说成白，都必须笑眯眯地认同。
哪怕自己只有16岁，还要被迫陪酒，每晚的酒量都很大。在酒局上，不能吃太多东西，如果自己接连夹菜吃，会被客人批评“一点都不可爱”。
舞伎每月只能休息2次，一天最多只能睡4个小时。这个行业设有所谓的“奉公期”，比如出道6年，奉公期为3个月，也就是义务出演，在这3个月里白打工，既不能辞职，也无法得到任何“零花钱”。
过了舞伎的服役期，就能去“置屋”，晋升为艺伎。从这时开始就能自己选择工作以及独立生活。不过要成为艺伎并没有那么容易，必须自己出资做全新的和服以及买2个均价在100万日元以上的假发。
为了置办行头，背负债务的艺伎并不少。想要辞职不干，还得支付天价的“违约金”，即便双方并未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如果表现不好，还有可能被要求支付数千万日元的赔偿。
因此有很多艺伎最终被迫走上绝境，她们或是患上精神疾病、或是举债无力而自我了断。抑或是在服侍客人的过程中，怀孕堕胎。她们大多数都是憧憬艺伎之梦，却最终被这个梦所杀死。
2022年，她开始在网上揭露舞伎行业不为人知的黑暗面，她不仅被网友抨击抹黑日本传统文化，还受到了人身威胁。时任厚生劳动大臣后藤茂之曾回应过此事：“为艺伎与舞伎提供一个适当的工作环境，对于日本传统文化的发展很有必要。”
即便受到威胁，桐贵清羽都没有停止为艺伎舞伎们寻求公平对待的脚步。
2024年，她向“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提交了相关报告，并于今年1月，将这个问题为蓝本创作了一本漫画，以便让更多人意识到这个问题。
日本律师岸松江以及伊藤和子指出，按照桐贵清羽的讲述，那么这些雇佣艺伎舞伎的店家，不仅违反了日本劳动标准法、儿童福利法等多项法律规定，还涉及雇佣童工、贩卖人口、强迫劳动等违法行为。
律师认为，舞伎就是日本的现代奴隶，此类在国际社会上必须根除的顽疾竟然仍在日本社会中长期扎根，并披上“日本传统文化”的保护伞，简直是无法想象。因此，改变艺伎舞伎的行业现状，是迫在眉睫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