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以为自己来到法国，是为了开拓人生，却没想到，她的“文化交换之旅”，却变成了一场被打包成“互惠生”的现代奴役。
彼时的Maya年轻，一心想离开祖国，去看看世界，于是，她在一个专门为年轻互惠生提供推荐服务的网站上发布了求职广告，希望能去欧洲换宿带娃，学语言，看世界。没多久，她就通过平台联系到一对家住在大巴黎伊夫林省Marly-le-Roi市的法国土耳其夫妇，对方夫妻均为高学历职业人士：
丈夫是某大型航空公司的顾问，妻子是一家养老院机构的主管。
在他们的招聘广告中，一切看起来都很理想：
包吃包住、支付旅行费用和语言课程费用，并每月给予340欧元的工资。
作为回报，Maya需照料他们4岁和9岁的两个孩子，任务仅限于育儿与基础家务，工作时间为每周25小时，这是该家政类法律框架下的法定最大时长，即每天不超过5小时。
双方彼此都很满意对方，就进行了一个视频通话。男主人三十多岁，在视频通话中彬彬有礼，他说他之前雇佣过两位和Maya国籍一样的互惠生，所以没什么可担心的，还主动说明需要准备饭菜，这是最初没有提及但额外希望她能做的事，Maya虽觉奇怪，但没有多想就答应了。
可当她在2022年5月签署正式协议时却发现，协议上还提及了她需清理公共区域，且每月的工资降为了320欧元。
直到此时，Maya依旧没有任何警觉，她也不愿为区区20欧元斤斤计较，爽快签了。
她并没有意识到，这份合同的条款，将成为压垮她生活的铁锁。
2022年10月，Maya抵达法国。她接替的是与她同国的女孩，也是上一位互惠生，匆匆离去前交代了日程：早晨7点起床，第一件事是遛狗——一只娇贵的吉娃娃。
然后开始照顾孩子、整理并打扫父母的卧室，拾起散落在地板的衣服，脏衣服放进篮子，其余折好挂进衣橱；她还被要求通过闻一闻衣服来分类，判断是否能继续穿，Maya拒绝了。
接着是整理9岁男孩和4岁女孩的房间。虽然已经9岁，但男孩仍然会尿床，她得经常换洗床单。
忙完之后，她还得擦走廊的大镜子、打扫卫生间、洗马桶和浴室家具……连客厅的玩具都要按颜色分类——尤其是乐高，必须分类归位，因为女主人是位完美主义者，非常挑剔。
在房间清理干净后，她还需要打扫厨房并整理。最耗时间的还是熨烫衣服。每周三到四个大袋子的衣物，连续不断。每天13点30分，Maya会有一小时的休息时间，有时她自己会做顿简单的饭，下午继续打扫到三点半，然后赶公车接孩子放学。
17点30分回到家，她要辅导孩子做作业，同时开始做晚餐。雇主一家不喜欢快餐，更青睐传统家庭餐桌，不能应付；必须备好几道菜，从18点半一直做到20点。之后还得洗碗、清理厨房。就这样，一天13至16小时，不间断。
好在Maya擅长做饭，所以男主人和孩子们经常向她道谢。但女主人永远都是挑剔的语气，只会责备她做得不够：
“她把我当奴隶。我永远都不够快。”
这还是普通上学日，如果是周三或是周末会更忙。
周三小孩不上学，她要全日照顾、准备三餐、接送上兴趣班；周六女主人要求“大扫除”，深度清洁，有时候来了客人，还要做更多饭菜；周日虽然理论上放假，但Maya仍需要做饭、辅导孩子功课、遛狗。
法定的互惠生工作时间是每周25小时，而Maya每天工作时间从7点30分至21点30分，有时甚至超过23点，中间只有一小时午休。算下来，她的实际工作量，是它的3.5倍，超过88小时。
且没有任何休假，全年无休。
如此高压工作持续两个月后，Maya在孩子学校门口昏倒，被送进了医院。雇主这才“大发慈悲”，在接下来半年内勉强给了她五六天“自由时间”。从2023年起，每周末她能出门两三小时。可哪怕这样，工作节奏没变，家务活也从未减少。
至于Maya的报酬，就更可笑至极了。
合同写的是每月320欧，但20个月下来，她真正全额收到的只有三次。其余时间，雇主随意克扣，有些月只拿到150欧，还有几个月则一分钱没拿。甚至机票和语言课费用也从她工资里扣除——尽管这些都本应由雇主承担。
2023年6月，Maya的一颗臼齿断裂了。她多次求助雇主安排看牙医，对方拖了一个多月才安排，在这期间她的牙齿感染，最终不得不拔除。Maya在此时才意识到：“在他们眼里，我连狗都不如。”
2024年7月，终于忍耐不了的Maya选择逃至她位于巴黎的男友家中。并在男友的帮助下向反对现代奴役委员会（CCEM）求助，正式向Marly-le-Roi警方报案，指控雇主涉嫌人口贩运、强迫劳动。
同时，她也向劳资仲裁庭申请，将其“互惠生协议”重新认定为CDI劳动合同，并追讨工资和精神赔偿。
对此，CCEM的律师指出：“该雇主唯独挑选南亚国籍的互惠生，意图明显。如此特意挑选来自经济与法国差距巨大的国家，若不是为了获得更脆弱、更易被迫从事劳务的女孩，何必这样做？”
目前，劳动法庭将于2024年7月30日就Maya提出的合同更改与薪酬追溯进行判决。无论结果如何，她都已踏上维权之路，也让这段法国梦，变成了一部沉痛的自我救赎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