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这是一个早就预定好的结局，但在他和特朗普两人关系热火朝天的时候，大家不是没有想过另一种结局。当然，也有很多人在期待，两个人如胶似漆的蜜月期之后是否会反目成仇。
如今看来，虽然说不上是反目成仇，至少也是话不投机。
临走时，马斯克向媒体抱怨道，“联邦官僚机构的情况，比我想象的要糟糕得多”，DOGE成为了华盛顿的“替罪羊”。除了不同意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外，他对刚刚通过不久的大规模税收与支出法案也表示不满，认为“它不仅没有减少预算赤字，反而增加了赤字，还削弱了DOGE的工作成果。”
马斯克在白宫的日子虽然短暂，但他的影响却不可忽视。他带走的，除了对联邦官僚机构的不满，还有对科技创新和自由市场经济的深刻改变。他留下的，则是一个关于科技巨头如何在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的深刻思考。
“科技工业复合体”的兴起
“科技工业复合体”的理念渊源，可以追溯到二战后美国“政府—产业—学术”协同创新体系的建立。与传统“军事工业复合体”主要围绕企业和个人私利运转不同，“科技工业复合体”以国家利益为核心驱动力，由白宫、国会和高科技企业组成新的权力铁三角。
特朗普就职典礼上，科技大咖群集，图中右起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谷歌首席执行官皮伽、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及其未婚妻桑契斯、Meta首席执行官查克柏格及其妻子普莉西拉·陈。路透社
在这个结构中，科技企业不再仅以短期商业利润为唯一目标，而是愿意为国家战略牺牲部分眼前利益，和政府共同谋划长期的技术优势。除了马斯克之外，雅各布·赫尔伯格、大卫·萨克斯等人也通过旋转门进入政府关键岗位。这种高度协作使政府决策层拥有更强的科技专长和决策能力，政策执行也更加灵活高效。
在价值实现路径上，“科技工业复合体”主张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来增强国家实力，而非依赖传统的地缘扩张或军事征服。其信念是：未来大国竞争胜负取决于前沿科技领域的突破和产业化能力，科技创新不仅可以帮助企业开拓新市场，更有可能成为提升美国国家实力的战略资产。
科技工业复合体推动的项目（如“大规模AI基础设施建设”等）旨在巩固美国技术领先地位，以和平竞争手段实现对竞争对手的战略压制。科技工业复合体并不希望让美国与对手发生战争，而是合理划分势力范围，希望创造稳定的国际环境。
“军事工业复合体”的运作则建立在庞大的国防预算和利益链条之上：军工企业通过游说和政治献金影响国会拨款，政府高官和军火商之间人员流动频繁，在推动军事项目和对外干预中形成了稳固的利益共同体。
长期以来，军工集团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倾向于鼓吹和夸大外部威胁，以确保源源不断的军费和武器订单。这种利益驱动使军事工业复合体更乐于参与乃至主动制造地缘冲突，并为美国设立假想敌、渲染大国威胁，来裹挟美国对外政策朝战争方向倾斜。
通过输出战争与不稳定来维持霸权，是军事工业复合体惯用的策略。战争不仅巩固美国的全球军事存在，也成为其获取利润和吸引资本回流的手段，由此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即制造危机—军火盈利—巩固霸权。在这一模式下，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往往与武力干预紧密相连，通过军事存在和干预在全球建立不对称控制地位。
“科技工业复合体”和“军事工业复合体”代表了截然不同的国家安全观和全球战略取向。科技工业复合体倾向于通过和平时期的技术竞争来实现对战略对手的压制，其核心是在不直接诉诸武力的情况下，确保美国的领先地位和安全利益。
美国政府在科技精英的参与下，对外采取更复杂的“竞争性压制”策略：例如加速主导国际技术标准和治理规则，限制对手获取尖端技术和市场机会，注重提高美国自身科技实力而对盟友缺乏信任，等等。
这种战略思路将关键技术领域视作大国博弈的新战场，强调以创新优势和制度规则将潜在对手锁定在下游，从而在“看不见硝烟”的竞争中达到类似于传统战争胜利的效果。
相比之下，军事工业复合体秉持的是一种基于硬实力的安全观，更加依赖直接的军事威慑和干预来实现美国对全球事务的掌控。其特点是在面对国际挑战时优先考虑军事选项，通过海外驻军、武力打击或政权更迭等手段来维护美国利益。
因此，军事工业复合体推动下的安全策略往往容忍乃至欢迎一定程度的国际紧张，因为冲突本身既证明了维持高额军费开支的必要性，也使美国可以借机强化对盟友和地区局势的控制。
军事工业复合体的利益诉求，与民主党右翼和共和党内部新保守主义者的理念是一致的。冷战时期和冷战结束之后的最初十几年，这种路线一直奏效，但是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已经无法延续，美国民众无法从中得到实惠，国家从中获得的收益远小于支出。
这张照片成为特朗普和马斯克关系的经典注解
“技术加速主义”的盛行
马斯克在特朗普政府推动的这场改革，是美国历史上少有的由科技企业家主导的行政机制改造实验。其理念源自一种新兴思潮——技术加速主义。它主张通过私营部门与政府的合作，提升美国在战略产业上的自给能力，通过改变社会结构激发全民的创新热情和创业精神，使得美国在新一轮科技竞赛中保持领先。
在这一背景下，美国联邦政府被视为“过时低效的机器”，必须以雷霆手段引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技术，削减臃肿机构，实现政府决策的高速运转。
“技术加速主义”明显是在仿效与借鉴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马斯克多次公开赞赏中国的制度效率和发展成就，认为美国在很多方面正被中国赶超。他将中美差距的缩小归因于美国国内繁冗的官僚体系。他直言，美国安全环保标准和劳工成本只能解释中美差距的一小部分，“真正根本的原因是指数级增长的官僚主义，以及按项目抽成的自私咨询业，这些因素最大化了建设成本”。他认为中国高效的基础设施建设体现了良好的治理能力。
在具体治理手段上，马斯克的很多做法中国人都似曾相识，与中国传统治国思想不谋而合。
首先，中国的“举国体制”与集中资源办大事的理念，常被认为是重大工程成功的秘诀，而马斯克也试图在美国复制这一点——通过政府效率部直接干预资源配置，削减对非重点领域的投入，转而增加对新兴尖端科技的支持和补贴。他推动放松对科技产业的监管，为人工智能、太空、清洁能源等未来产业提供政策优惠，加速颠覆性技术的突破。
举国体制背后蕴含的是儒家“大一统”思想和全民动员理念，这意味着国家目标高于部门和个人利益，需要上下同欲、协调一致地行动。马斯克在美国推进的一系列措施——无论是全国范围内精简机构，还是统筹资源发展科技——都隐含着这种“全局一盘棋”的思想。他试图塑造一个由顶层统一指挥、各方协同执行的高效政府，这无疑带有“举国而治”的色彩。
其次，马斯克的大规模裁员整顿，与中国政府的精兵简政、强力反腐高度相似。马斯克执掌政府效率部期间，毫不手软地砍掉大量“冗员”和他眼中的低效部门：一次性精简数十万计的公务人员队伍，甚至给上百万官员提供买断退休以腾出机构编制。如此大刀阔斧的机构瘦身，在美国史无前例。
此外，马斯克对制度稳定性和长期规划的重视也深受中国影响。他倡导减少频繁政策更替带来的内耗，主张学习中国设定长期目标、持续投入的策略。他在一次采访中，非常欣赏中国制定五年规划的能力，他也曾多次宣称要为尖端科技制定中长期发展蓝图，以避免每届政府的技术政策朝令夕改。
除了在操作层面的模仿，马斯克的技术加速主义背后，也透出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价值观的某种呼应。
首先，马斯克批判美国现在的官僚系统低效紊乱，专断而又无能。他主张将权力从“脱离选民的官僚”手中夺回，以重建治理秩序。马斯克这种强调清理积弊、恢复良序的诉求，与中国历代整饬吏治的做法高度相似。类似地，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迈克尔·舒曼（Michael Schuman）认为孔子与共和党的各种理念高度相似，主张共和党学习儒家思想，以提高选举能力和执政质量。
其次，马斯克流露出的集体主义和爱国意识，也和中国思想不谋而合。他高度评价中国人民的拼搏精神和集体奋斗效率。例如，他夸赞中国工人的勤勉程度“燃烧凌晨三点的油”，直言“在中国有大量有才能且努力工作的人才…他们不仅开夜车，还会通宵达旦工作；而在美国，人们却尽量躲避工作”。这番言论体现了他对集体敬业、吃苦耐劳价值观的认可。现在美国内部有很多人希望重建清教精神，唤醒美国人民的勤劳奋斗意识，但是效果不佳。
再次，马斯克对于技术官僚治国的兴趣，也可以看作对中国政治传统的呼应。当代中国政府中大量官员具理工科背景，被视为一种技术官僚体系的延续。马斯克本人作为工程师，非常推崇专业技术能力在治理中的作用，屡次批评美国政客缺乏科技素养。他曾指出中国的从政者往往受过理工科训练，“对人民更有责任感”，关心人民福祉，在科学素养和务实态度上比美国官员更胜一筹。马斯克欣赏的是一种“德才兼备”的政府，既要有技术理性，也要以民为本。这与儒家推崇的贤能政治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强调的“为人民服务”理念相通。
马斯克74岁母亲开心结束中国行连续发文“感谢” 最后，更引人注目的是，马斯克家庭成员的生活方式选择，也透露出其对中国社会的好感。2024年底，他的母亲高调宣布移居中国上海，并对中国安全便利的生活环境和现代化设施大加赞赏。他的母亲公开表示，中国的城市配套完善、社会治安良好，让她感到非常舒适愉快。她尤其欣赏中国文化中家庭和睦、个人努力与社会共同进步的价值观。相比之下，她直言美国近年来社会撕裂、治安恶化，让她难以适应。马斯克对母亲移居中国表现出充分支持，他曾幽默地在社交媒体上称自己为“荣誉上海女婿”。
“扩张性保守主义”的初步实践
马斯克的世界秩序观，既不同于自由国际主义，也不同于孤立主义，可以被概括为“扩张性保守主义”，即向全球积极输出保守主义价值观。
马斯克本人也是这一理念的先锋，利用自身庞大的资本和社交媒体影响力，通过非武力的方式将保守主义政治影响延伸至多个国家，在全世界十几个国家扶植志同道合的保守派力量。
马斯克帮助特朗普赢得大选之后，试图打造一个跨国“保守主义联盟”。他成功推动德国、英国政治进一步右转，虽然这两个国家的保守主义政党尚未执政，但在最近的选举中得票率空前上升。
2025年1月25日，马斯克在德国选择党一场造势活动上发表视频讲话。美联社
与自由国际主义倾向于通过军事行动在全球推广自由民主价值观不同，扩张性保守主义选择的是影子干预：不直接出兵，而是运用资本支持、舆论操控等方式影响别国政治走向。马斯克式干预并非以国家名义，而是以富豪个人或私营平台为载体，润物细无声地塑造他国选情。这种手法游走于官方外交之外，却实际改变着各国政治版图。
马斯克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反“觉醒主义”的舆论以及反移民情绪，推动“民族保守主义”的共同信念，这种文化输出在年轻一代网民中尤其具有影响力。更重要的是，马斯克痛批欧盟等超国家机构“侵蚀成员国主权”，呼吁各国民众热爱自己的国家，希望建立一个跨国的“爱国者国际”，每个国家都有权利维护自己的传统文化和文明。
马斯克热衷扮演全球保守主义教父。他主张铲除跨国腐败集团，重振被“全球主义”侵蚀的国家活力，从而维护世界和平。他多次公开抨击所谓“觉醒教条”和精英腐败集团，称传统精英为了私利不惜牺牲民众利益。
马斯克将自己塑造成“人民对抗权贵”的一方，宣称只有打破旧有的权力结构，才能释放社会活力。他在德国发表的文章就直言不讳地表示传统主流政党已让国家失败。西方主流观点认为，世界和平靠各国政府合作、多边机构调停来实现；但马斯克等人认为那些机构已被既得利益者绑架，成为侵略扩张的工具，反而滋生冲突。相较之下，他们主张和平必须通过在各国建立“为人民说话”的新政权得到实现。
在他看来，现在西方精英对俄罗斯采取的强硬路线只会加剧战争，倒不如由“理性”的民族主义者上台后直接与普京这样的人物谈判分治，以求止战。同理，在他支持的欧洲极右翼那里，也充斥着反对干涉海外冲突、要求聚焦国内的声音。他支持欧洲国家先清理门户，再各自为政，建设好本国，彼此尊重对方的势力范围，这样反而可以减少由意识形态对立引发的国际冲突。
不过，马斯克的世界秩序观也充满理想主义，我们也应该看到扩张性保守主义带来的负面影响。这种思想使得多边主义机构的权威被削弱，国际合作机制遭到破坏，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能力下降。
多边框架松动后，大国更容易回归实力原则，在双边层面直接博弈，“交易外交”变得更加普遍。短期看，这种每国各表诉求的竞合状态可能带来更多不确定性，但长期也许形成新的平衡。例如，美俄可能通过默契划分东欧影响圈，美中在印太区域达成某种势力分配。这种均势不以共同价值观为基础，类似19世纪“大国协调”体系的回潮。
当各主要国家的执政理念都偏向保守民族主义，全球议程将随之调整。以往聚焦的人权、女权、性少数等议题可能淡出高层外交辞令，取而代之的是传统文明、家庭伦理、反恐和主权独立等话题。但是核不扩散、应对气候变化这样的议程，则会被弱化甚至倒退。
我们要警惕的是，扩张性保守主义可能催生新的阵营竞争：一边是保守主义国家阵营，另一边是尚存的自由主义国家阵营。甚至出现一种前景：由美国主导的“民主联盟”转变为由美国领衔的“民族保守联盟”，而与之对立的是少数仍坚持全球主义和自由价值观的国家（也许包括加拿大、西欧、北欧等）。
目前来看，更可能的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逐步被侵蚀，各主要多边机制名存实亡，取而代之的是若干松散但志同道合的右翼强国形成默契联盟。例如，特朗普将与俄罗斯缓和关系，与印度建立互信，同时优先拉拢像匈牙利、波兰、意大利、阿根廷这样的右翼政府，加强情报、防务合作，同时冷淡对待德国、法国等自由派政府。全球治理将出现“碎片化”，国际制度也会更加脆弱善变。
马斯克政治遗产对中国的潜在影响
马斯克的“科技工业复合体”实践、“技术加速主义”思想、以及对世界秩序的改造，将会对中国产生多维度的影响，利弊兼有。
马斯克及其支持者可能认为，科技工业复合体有利于大大提升美国竞争力，创造更高的财富和价值，因此并不需要在科技上打压中国，甚至他阻止国会通过多项涉华法案。但是在实践上，美国并不愿意与中国进行公平的科技竞争，担心被中国超越。
近年来，美国对华竞争策略已从过去的贸易限制，升级为以遏制中国自主创新为核心的更具攻击性的手段。具体表现为所谓“三位一体的全链条封锁机制”，即同步限制技术出口、排除市场准入、阻断资本流动，试图全面遏制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特斯拉超级工厂
科技工业复合体对中国的挑战更具隐蔽性和制度性，不易被国际社会普遍视为“侵略”，因此更难反制。军事威胁往往是显性的，中国可通过加强国防威慑来应对。然而技术封锁和规则主导权之争属于“灰色地带”博弈，美国往往以国家安全或公平竞争之名行打压之实，这使中国难以通过简单对抗来破解。
此外，科技工业复合体所推动的是一场系统性、长期性的竞争，对中国的综合实力提出更高要求。它不是通过一场战役即可分出胜负，而是在研发能力、产业生态、教育人才、制度活力等层面全方位比拼。传统军工模式带来的挑战更多在军事安全层面，而科技工业复合体可能让中国在经济、安全、外交等各方面同时受压，构成全局性挑战。中国需要保持高度警惕和战略清醒，从制度、技术、国际布局等层面做好应对。
“技术加速主义”在美国坐大，可能会引发全球层面的规范竞争。长期以来，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倡导开放市场和自由创新，而中国更强调国家主导和安全可控。
在人工智能伦理和监管方面，如果美国的政策被科技资本影响，更倾向于宽松和鼓励创新，那么美国可能不愿签署过多国际限制协议；而中国则可能倡导负责任使用技术、加强监管，以体现“大国担当”。在数字贸易规则方面，美国可能推动符合自身企业利益的规范，而中国则坚持数字主权原则。这些差异都会投射到多边场合，形成全球规范的竞争态势。
更为重要的是，技术加速主义思潮是典型的“师华长技以制华”，必然将会深刻影响中美博弈格局，给中国带来多重影响和压力。在马斯克等科技精英的推动下，美国正把争夺前沿技术主导权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意味着中国将面对一个在体制上更加动员有力、科技资源倾斜更多的美国竞争对手。
对于中国来说，这无疑形成了正向竞争压力：唯有加倍努力推进自主创新、保持本国科技发展的高速和质量，才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不落下风。美国的“加速”将在客观上倒逼中国也要“加速”。如果美国通过技术加速主义实现了制度优化和效率提升，那么中国原有的制度优势相对价值可能被压缩，中国必须不断提升自己的治理效能才能应对。
无论如何，中美之间的制度博弈都将因为技术加速主义而进入一个新阶段——不仅比拼哪国技术更领先，也比拼哪种治理模式更能持续支持技术进步并造福社会。这场关于“技术—制度融合效能”的竞赛，将成为中美战略较量的新维度。
面对马斯克推动的保守主义国际扩张潮流，中国须以我为主、趋利避害，制定务实的战略。中国既可能从中看到机遇，也需警惕潜在风险。
一方面，美欧右翼之间的互助可能削弱西方传统同盟对中国施压的凝聚力。这意味着，来自西方的人权压力、价值观攻势可能减弱，给中国争取国际话语权提供了空间。近年来，中国在联合国场合多次捍卫主权不干涉原则，而保守主义者同样反对价值干涉，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立场暗合。
另一方面，中国也需看到风险：许多西方右翼势力虽然在国内反建制，但在对华态度上未必温和。每个国家的右翼政党内部都有欣赏中国和敌视中国的力量。右翼政党普遍反对本国精英，中国与每个国家精英群体和执政党的关系，影响了中国与这个国家的右翼之间的关系。例如，德国上一届政府较为反华，促使德国选择党在这一期间对中国态度变得非常友好，但该党内部也存在警惕中国影响力的声音。
马斯克是全球保守主义推手，他联手的美国保守派中不乏仇视中国者，中国必须警惕扩张性保守主义在某些领域对中国利益的冲击，例如技术脱钩以及未来美国可能在北美的领土扩张等。
同时，中国也应该加强对右翼民粹政党的沟通渠道，擅长与各国不同政治光谱的人群交流，避免因误判而陷入被动。中国可考虑在与此类政党打交道时突出务实合作议题，以经贸利益为纽带稳定双边关系，利用西方国家分裂的契机找到与西方不同国家相处的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