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仍然清楚地记得那一天：
“当时我正要去市场，我就问京夏（女儿的名字）：‘你不去吗？’她告诉我：‘不去，我要和朋友们玩。’”韩女士回忆道。“等我回来时，她已经不见了……”
（韩泰顺女士）此后的四十多年里，韩女士再也没见过自己的女儿。
当她们母女二人重逢时，她们几乎都认不出来对方了，此时的京夏已经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彻底变成了一位美籍韩裔的女性。
韩女士称，女儿是在自家附近被绑架的，后来被带到一家孤儿院，然后被非法送到美国，由美国一户家庭抚养。
为了讨回公道，韩女士对韩国政府提出诉讼，指控其未能阻止女儿被国外收养。
案件将在下个月开庭审理，这将是韩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之一，因为韩女士是首位向韩国政府索赔的海外被收养儿童的亲生父母。
她说：“我花了44年时间，身心俱疲地寻找我的女儿。在这44年里，有谁跟我说过一句对不起？没有，一次都没有！”
这几十年来，她和丈夫走遍了派出所、孤儿院，张贴传单，还上电视请求大家提供线索。韩女士说，她每天都在街上寻找自己的女儿，她十个脚趾甲已经全都走到脱落了……
她中间一度甚至以为自己已经找到女儿了。
1990年，在上了一次电视后，韩女士找到了一个她觉得很像京夏的女孩子，她甚至把这个女孩儿带回家住了一段时间。但最终，这个女孩儿拗不过良心的煎熬，跟韩女士承认自己不是她的女儿。
得而复失的滋味，让韩女士痛彻心扉。
直到2019年，韩女士终于有了收获。她加入了325Kamra组织，这是一个通过DNA技术，帮海外被收养韩国儿童与亲生父母取得联系的组织。
幸运的是，该组织很快帮韩女士找到了匹配的对象——一位加州的韩裔女护士，劳丽·本德。
经过几次沟通之后，劳丽飞回韩国跟韩女士见了一面，她一下飞机就与自己的亲生母亲抱在一起，母女俩泪流满面。
（韩女士和女儿重逢）两个人拥抱时，韩女士用手指抚摸着女儿的头发。
她说：“我做了30年的理发师，只要摸摸她的头发，我就知道她是不是我的女儿。我以前错过一次，所以我现在得确认一下。”
韩女士跟女儿重逢后说的第一句话是“对不起”。
“我一直在想，小时候她被带走后一直找不到家，她得多想妈妈啊……”
母女见面之后，两个人终于拼凑出了1975年5月那天发生的事情。
当时六岁的京夏正在家附近玩耍，突然一个自称认识她妈妈的陌生女人靠近了她，她告诉京夏，妈妈不要她了，然后带着她来到了火车站。
两个人坐了一段火车抵达终点站后，京夏就被抛弃了。最终她被警察发现并送往一家孤儿院，不久后，她被送到美国，被一对美国的夫妇收养。
多年以后，她才发现自己持有的身份文件是假的，自己并非是一名被父母遗弃的孤儿，而是遭人拐卖才被送到了孤儿院。
（韩女士摸着女儿的头发）在韩国，像京夏这样的“被动孤儿”并不在少数。
韩国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国家，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韩国政府将大约17-20万名儿童送到海外领养，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这样的情况。
这份收养计划始于1950年左右，当时的韩国是一个极度贫困的国家，战乱和贫困导致十余万儿童失去父母、流离失所。
当时许多家庭维持基本生活都很困难，更别提收养这些孤儿了。于是韩国政府启动了一项海外收养计划，由海外（大多是西方国家）富足家庭来收养这些孤儿。
当年的韩国政府称这项收养计划是“人道主义”，但另一方面，韩国政府没有公开说明的是，这项计划也有助于韩国加强与西方国家的关系。
有媒体获得了一份1984年的韩国政府文件，其中指出，收养政策的官方目标不仅包括儿童福利，也包括“促进未来国家实力和民间外交”。
计划就这样进行了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韩国政府将权力完全下方于各个私人收养机构，再加上监管不力，让这些机构获得了极大的自主权。
当时西方国家的收养需求很大，随着出生率下降，欧美国家可供收养的婴儿减少，所以许多家庭将目光锁定在当时相对贫困的亚洲国家。
而对于韩国的收养机构来说，这显然是一笔有利可图的生意，因为缺乏政府的有效监管，收养机构可以收取高额的“收养费”，此外还有各种以捐款为名的隐藏费用。
于是在那个年代，孩子被他们当成了商品买卖。
这种情况在20世纪70年代上升，并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顶峰，根据统计，在1985年，有超过8800名韩国儿童被送往海外。
那个时代的照片显示，一架飞往西方国家的飞机上满载着韩国儿童，有许多襁褓中的婴儿被绑在座位上。
这些孩子在长途飞行中几乎不会得到任何照顾，根据1974年的一个案例，一名患有乳糖不耐症的儿童在飞行途中被喂食了牛奶，最终在抵达丹麦后死亡。
（当年载满婴儿的飞机）对当时的韩国收养机构来说，孩子就等于钱。
于是许多红了眼的收养机构开始通过各种不道德的手段获取孩子。
除了像京夏这样的拐卖、绑架之外，在20世纪70-80年代，韩国进行了“清扫街道”运动，成千上万无家可归或无人照管的儿童被围捕，并送往孤儿院或福利中心。
另外还有一些收养机构与医院展开合作，孩子被送到医院后就被转移到收养机构，医生则通知父母说孩子已经因病死亡。
而这些被送到收养机构的孩子无一例外，都会被伪造成“孤儿”或“被遗弃”，这样才能尽可能地简化收养程序，加快收养的速度。
如果这个孩子死亡或者被亲生父母找到也不打紧，他们还有大批的“后备孩子”，可以直接继承前一个孩子的身份、姓名和“出售进度”。
所以这些孩子长大后，只能拿着假身份去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简直是大海捞针。
（韩女士）海外收养儿童权利组织的联合创始人韩本永表示：
“我们是国家暴力的受害者，却没有留下任何记载。
我们确实需要承认这些经历，并追究犯下这些罪行的人的责任。”
但许多关键人物却仍然否认着其中的不当行为。
卜忠夏曾在20世纪70年代担任韩国最大的收养机构，霍尔特国际的董事长。霍尔特国际如今被卷入多起欺诈和非法收养案件，卜忠夏本人也面临着诉讼，其中就包括韩女士的案件。
面对人们的质疑，卜忠夏否认了他们曾将孩子包装成孤儿送往国外，他表示，这些声称孩子被拐卖的父母其实都不是好人，他们就是把自己的孩子遗弃了。
卜忠夏的责任自会有法庭定夺，而韩国的知识分子们表示，责任并不仅在于这些私人机构，也在于国家。
首尔国立大学国际法的研究学者表示：“收养机构利用了这一制度，而政府却视而不见，让非法行为得以滋生。”
西京大学跨国收养研究员表示：“政府是船长，机构负责划船。这种结构使双方能够互相推诿、逃避责任。”
人们的行动是有效果的。
在2012年，韩国政府终于修改了收养法，加强了对潜在收养父母的筛选，并更好地追踪亲生父母的数据和孩子的出生信息。
此外，韩国政府也对海外收养制度进行了改革，确保最大限度地减少海外收养，并确保所有收养案件均由政府而非私人机构处理。
与此同时，海外收养的风潮在这些年来也有所下降。根据最新的统计，到了2023年，整个韩国只有79名儿童被国外家庭收养，相比几十年前，这是百倍的差距。
虽然韩国已经开始正视过去的这段黑暗篇章，但像韩女士这样的受害者却仍在与这段创伤斗争。
在与女儿重逢后，韩女士一直在努力跟京夏保持着联系。
可这实在是太难了，她们生活在世界的两端，而且她的女儿已经忘记了大部分韩语，而韩女士又几乎不懂英语。
为了能跟女儿保持短信联系，韩女士每天要花两个小时，在练习本上不断练习着英语。
（韩女士一直在本上练习“对不起”）但这对韩女士来说还远远不够。
“虽然我找到了我的女儿，但我感觉并没有真正找到她。我只是知道了她在哪里，但如果我们甚至无法沟通，那又有什么用呢？
我的一生都被毁了……无论多少钱都无法弥补我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