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人的身体必须靠药物来被社会接受，反而遮蔽了真正的社会病因。
配图 | 《二十不惑》剧照
表演大课下课前三分钟，我摸出了普萘洛尔的小药瓶。
这是我第一次网购心血管药，没有权威的医嘱，我只能在互联网上寻找一个适合我的吃药方案，很像小马过河的现代版——小马吃药。吃一种让我不再感到紧张的药。
小小的药片滑进胃里，我的呼吸很急促。我期待着它生效，按住我紧张到严重抖动的躯干，压住我所有想要逃跑的思想。
四十五分钟后，我站在录出镜作业的场地里，上上下下确认着自己。
手没有抖、声音没有颤、心跳正常。
我深呼吸几次，告诉同桌可以开始录制了。
我一反常态地积极，让她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2016年秋天，我刚上初三，我无数次在上课时用美工刀划破皮肤，短暂的刺痛会帮我驱散情绪的浪潮。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因为我的周考成绩从年级第三退到了第十七，物理老师在讲台上开我的玩笑。我很想哭，可在课堂上哭实在丢脸，所以我在桌子下割自己。手痛的时候，人的情绪反而平稳了。
我总是穿着长袖，没人会注意我的自伤。经常在外面打麻将的妈妈也不会突发奇想掀开我的袖子，除了麻将，她的关注都给了工作和我上幼儿园的表妹。
我不想打扰她平静的生活，可心理痛苦和学业压力终究是一个14岁女孩难以独自承受的，我还是主动告诉她：我好像病了。
妈妈带我去了华西医院。医生说我是“双相”，不仅得吃药，还必须得住院，我主动接受了药物，也迎来了人生第一次休学。
医生和家人都说：“药对你是有用的。”
我自己也相信这一点，因为吃药，我可以保持情绪稳定，不会再哭到心脏疼。
但药物带来的负面效果，悄然占据了我的生活。
我变得嗜睡。每天晚上吃完药，我的脑袋就像被塞进一团棉花里，还在写作业就困得睁不开眼；早晨妈妈又吼又拉，我才能起床，勉强拖着身体去上学，还要赖在汽车后座补觉。
妈妈对这些变化视而不见，她只会数药片，计算我的服药进度，计算下次去华西复诊的日子。
但她并不知道，我会当着她的面，在医生面前小心翼翼地调整自己的表现——如果我想要减少药量，就让自己看起来更精神一些；如果我想多拿点药，就让自己显得更消沉。
操控药物，就像是在操控妈妈对我的关注。
妈妈看到我吃空的药盒会陷入自责，于是我们家就开始贯彻断舍离，我的药吃完一板就扔一板、吃完一瓶就扔一瓶，绝对不会再堆积。
2016年的一个晚上，我在病房的卫生间洗漱时，突然感到撑不住身体，意识变得模糊，我试图抓住什么，却只能感受到空气，眼前的世界像被湿布擦过的黑板，最后的知觉是地板、裤脚冰冷的触感。
当我缓过来时，已经躺在妈妈睡的陪护床上。妈妈问我怎么回事，我说不知道。我只记得肌肉瘫软到无法自控的茫然感。湿漉漉的裤子在证明，我失禁了。
夜班医生说我是锂中毒了，给我减了药。
药物的力量第一次让我恐惧。它不仅能控制情绪，还能轻易地让身体失去掌控。
高一开学一个月，我吞下了一板思瑞康和半板左洛复，在一种悬浮的感觉中尝试自缢。自缢失败了，但逃学成功了，到高考前，我都一直在休学。
为了让我有点事做，妈妈让我去当舅舅的工作助理、去学瑜伽，还问我要不要参加艺考。
我对编导感兴趣，最终在艺考老师的建议下，报了播音的联考。
2021年12月，联考结束，因为和家里人的关系非常不好，我的状态很差，既没有参加校考，也没有去补习文化课。每天在微博上发泄情绪。
通过搜索一些关键词，我认识了一些网友，她们大多在休学，沉迷自残，且对一些社会现象有强烈的反感。这些人自称“餐圈妹”。
我被她们的发泄吸引，那些文字常常说出了我的心情。她们也会点赞我的动态，留言说我很有趣。
2022年的整个春天，我都和她们在微博上互动，在评论区里说俏皮话或是直言不讳的脏话成了我日常的一部分。
不过很快，我的微博内容从个人情感的抒发转向了社会时政的评论。这让我迅速积累了一些粉丝，但我依然保持与那些朋友的互动。在她们的博文里，我看到了“od”这个我之前从未接触过的词。
她们分享自己超量使用右美沙芬（一种止咳药物）的体验，有人用它寻找灵感，有人用它麻痹痛苦，有人只是单纯想试试死亡的边缘是什么感觉。那段时间，《主播女孩重度依赖》这个游戏很火，她们都不约而同地用游戏里“升天”的表情包来概括自己吃完药后的感受。
我也简单谈论自己吃双相药的经历，但没有什么特别的回应。我也从未真正去尝试买一盒右美。那时候的我，比起死，更害怕自己变笨。
于是那段时间，我反而吃药吃得很老实，按医嘱来，不敢乱动剂量。
2022年9月，我上了大学。因为文化课成绩很尴尬，没有读上编导专业，而是去了一所师范二本院校读播音主持。
我的病一直没好，每个月都需要复诊。来回奔波实在太麻烦，所以医生评估后，改为线上开药。
大一上学期，因为疫情的影响，我只上了两个月课便回家了，学校并没有让我感到太崩溃。
可到了大一下学期，综测、学生会、课堂作业、未来发展、室友关系等各种事务一拥而上，我每天都得掐着表吃饭，不然就会上课迟到或赶不及去党站工作；我每天都要喝咖啡，不然就会感觉脑子很钝，没有办法完成作业。当我忙碌了一整天回到宿舍，还得忍受室友半夜十二点还在跟男朋友打电话。
四月中旬，学校的气温已经突破三十度，室友不愿开空调，我每天晚上都被热醒。
我们吵了两次架，吵完架之后还得在同一屋檐下低头不见抬头见，这种憋闷压抑的感觉让我又开始躲在床上自残。
我知道自残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我希望这一切能结束。
在五月的一个星期一，我独自去了学校附近的三甲医院心理科。我坐在医生面前，照例复述自己的病史，说自己最近掉头发、失眠、自残，说自己感到很痛苦。医生给我开了劳拉西泮——一种用于治疗焦虑症的苯二氮䓬类药物。
她告诉我：“每天晚上吃半片，如果特别焦虑，可以吃一整片。”
什么是“特别焦虑”？如何界定？这个问题没人告诉我答案，只能由我自己来判断。就像别人告诉我：“你是双相。”躁和郁的分界线也只有我自己走过去。
星期一和星期二的晚上，我都按照医嘱，吃了半片药物，并没有什么特殊反应。等到了星期三，因为任务堆积成山，我开始怀疑药是不是根本没起作用。我想，我应该达到了“特别焦虑”的程度，所以我在下午加吃了一片劳拉西泮。
我不知道药什么时候会起作用，我一直在控制不住地想“我还有好多事情没做，在做完之前，我不能停下来”。于是，在“焦虑为什么还没有变好”的感受过程中，我一片一片地吞下劳拉西泮，一共十一片。
我当然有“是药三分毒”的概念。劳拉西泮的药盒里也装着说明书，写着它们会让人瞌睡、晕眩、恶心，甚至是呼吸暂停。只是，那个下午我无法把自己从压力的洪水里拉出来，我只能求助于过量的药物。
晚上，我开始头晕，站不稳，但还是坚持去参加入党积极分子考试的背书集会。我跟妈妈视频，说我看人都是两个头。大家都在背书的时候，因为生理的难受和心里的委屈，我在视频里哭。
起初，她以为我的哭是一种单纯的情绪崩溃，想着我看到狗狗之后心情可能会好些，就带着我的狗从家里赶来。她喝了酒，没有办法开车，是舅舅开了三个小时车把她和狗送过来的。
我只跟她说我吃多了药，但她并不知道我吃了那么多。总之，当时她和小狗陪我在民宿住了一晚之后，她又走了。
事后她后怕道：“当时怎么没有带你去洗胃？我太失察了。”
次日回到学校上课后，我依然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下午晕眩地和医生通电话。他冷静地让我不要冲动，深感孤立的我情绪彻底崩溃，一边痛哭一边割伤自己。室友回来看到血，一言不发地跑走，后来听说她是哭着跑出去的。
辅导员来寝室和我谈话，我告诉辅导员我没事，我可以去参加入党积极分子的考试。但当我看到日程计划里下一周就要上台表演的专业实践周活动，我还是跟妈妈说：我想回家。
一开始我跟妈妈保证的是回家休息几天就回去上学，但一回家，就完全不想去学校了。
当时已经五月底，妈妈还想劝我再坚持一个月，把整个大一读完再休学。我坚持要休学，这是我人生的第三次休学。
这次休学，我的状态比过去的家里蹲时期更“正常”了一点。
我出去旅行，甚至觉得自己状态不错。
站在南京的街头，我以为自己已经从过去那些失控的时刻里彻底走了出来。
我也在心里告诉自己，以后再也不会乱吃药了，一定会遵医嘱服药，慢慢地、合理地调整用药，争取早日停药，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
2024年秋季，我复学进入大二，从宿舍搬进出租屋，把房间装扮得很漂亮。
去学工办找学院书记签外宿的文件的时候，书记问我：“你要是晕倒了怎么办？一个人住，你出事了，学校和家长都不知道。”
我表面上说：“不会的。”心里说：回去跟室友吵架，没有自己的空间，那才是让我想死。
搬出来之后，我感觉我的状态更积极了，但身体的反应还是无情地刺破了我的幻觉。
新学期的专业实践周即将开始，我提前两周就开始喘不上气。
三分钟的诗歌朗诵，我从上台那一刻开始就意识到情况比想象中还要糟糕。我的腿抖得厉害，嗓子干涩得只剩下气声，手心的汗打湿话筒的表面。
一瞬间，我甚至生出一个荒唐的念头：如果这时候晕倒，或者突然发烧，是不是就可以不用站在这里了？
现实没有给我这样的“逃跑”机会。
我硬着头皮完成走下台时，衬衫黏在背上。我尽可能让自己镇定下来，跟朋友开着玩笑说：我手抖得差点把话筒甩出去砸中老师。
玩笑带来的安抚作用很小，我很快发现，这种紧张开始蔓延到生活中的普通场景。
上专业课，因为担心轮到自己回课（课上老师点名要求某个同学现场表演或完成上课内容总结），所以想拉肚子，可又觉得就这样出去很不雅观，于是喉头更加发紧，然后更想拉肚子。到最后忍无可忍地冲出去，我回来的时候只敢看地板。
请假去找辅导员盖章，我在楼下打印假条都会开始手抖，我语速极快、不敢看人。
和同学说话，我的手脚不知道往哪里放，我清楚的感觉到自己的脸皮在跳。
反复休学复学里，我已经搞砸过好多事了，现在为了不搞砸，好像所有与人接触的场合，我的身体都默认进入了高度警戒状态。
为了应对这种紧张，我做了很多努力。我阅读书籍，按照心理咨询师的建议做暴露训练，尝试在没有压力的时候多练习表达。我练习深呼吸，在镜子前模仿自信的表情。我在课堂上观察别人犯错的反应，告诉自己其实表现得不好也没关系。
我给自己写日记、周记、鼓励信，甚至深挖自己的恐惧来源。
可这种努力就像在狂风里点燃一根火柴——有时勉强能亮一下，大多数时候都会瞬间熄灭。
新学期到来，我在专业课回课前，站在出租屋的每个角落不断地练习，还破天荒地加了手势动作。可等到正式上台，我又感觉视线发飘，呼吸不畅，悬在半空的手抖得我自己都在心里说——完了。
老师捏着评分表叹气，刀刃般的话一句句落下来：“你方法不对，语音有问题，耸肩、红脸、眨眼频率高、喘不上气，完全没有表现力，太遗憾了！你怎么就那么紧张呢？”
“遗憾”两个字被老师说得很重，全班很安静，我的耳朵嗡嗡响。我什么也没说，连表情都没变一下，点了点头，默认了自己的问题。
为了缓解无处不在的紧张，我开始上网寻找答案。
在众多关于“紧张”的讨论里，最常见的一个词是“自我客体化”
人之所以如此反应过度，是因为太过在意别人的目光，把自己当成了一个被评判的对象。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建立主体性”，让自己成为观察者，而不是被观察者。
这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长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我却很抗拒这个说法。
我是自己把自己客体化的吗？我难道没有主动去探寻我要怎么办吗？我在互联网搜索“紧张”，是真的很想找办法解决紧张，不是为了变得更挫败和紧张。
幸运的是，我也看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不要再建立主体性了，紧张的时候，你要先安抚自己。这很难，因为多年积累的不安，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彻底抚平的。”
这样的内容让我颤抖着划来划去的大拇指终于停顿了一会儿。
因为话语中的“敌意”对我来说变少了。我思考到底是什么导致了我对两种说法有不一样的感受，也许是后者提到的“安抚”相较于“建立主体性”听起来更容易入手，也许是后者提到了“这很难”，比“你把自己客体化了”更有一种对我不易处境的理解感。
但很快，“安抚”对我来说也不够了。面对新的外景主持人作业，我在前一天的晚上紧张到呕吐和哭泣。从胸腔里弥漫开来的紧绷感像一张巨大的蛛网，让我的四肢酸软无力，又像一条缓慢收紧的蟒蛇，勒住我所有的退路。
我无法把这样的体验跟妈妈说，因为她帮不了我，我也没有勇气再逃跑。
我无法把这样的体验跟朋友说太多，因为她也只能告诉我“你可以的。”
我只能扶着卫生间玻璃门大口喘气，缩去角落里，在小红书上再度搜索“紧张”。
在各个评论区跑来跑去，我发现，原来好多人也受着因要在公众目光下展示和演绎而紧张的困扰。我有了一种奇异的归属感。
然后，我看到有人说：吃盐酸普萘洛尔对克制紧张真的有用。
原来早在几年前，就有很多人在讨论吃这个药缓解自己在紧张下的颤抖。
有人在考编面试前吃，有人在教资面试前吃，有人在考科三前吃，有人在汇报前吃，有人在演讲比赛前吃，有人在主持年会前吃，有人在答辩前吃，有人在讲公开课前吃……原来世界上有那么多让人紧张的事，原来世界上有那么多紧张的人。
有一条评论说，自己在做课堂汇报的时候紧张到晕倒了，当时同学都涌了上来。想象着这个场面，蹲着哭的我忍不住笑了，笑完又特别理解这个网友。
网友还说她现在想到这件事也会觉得很好笑。她的语气会给我一种“一切都过去了”的感觉。我很佩服她。
在刷了很多“普萘洛尔，亲测有效”之后，我对于这个不同于心理调节方案并且高效的药物方案非常心动。那些吃过普萘洛尔的人描述的“心如止水”，让我看到一种近乎是神圣的诱惑。我总得想办法让自己不要再增加那种濒死的感受和回忆。
其实，“用药需遵医嘱”的提示就夹杂在那些效果反馈的评论之中，有人说“吃多了会变笨”，有人说“吃了会心脏或肝出问题”。但就在说药有副作用的一个评论的下方，就有一个回应——“我也知道有副作用，但是就业难，面试声音会抖吃这个拼拼命。简直是神药。”
我迟疑了十分钟，还是在晚上十一点打开外卖软件，系统提示我需要提供处方。
我在系统提供的几个病症之中选择，没有紧张焦虑，我选了心律不齐。等上一会儿，我就获得一张像模像样的处方单。
付款成功后，我给朋友发消息：我买了药，要是明天拍作业还是有要晕过去的感觉，那我真是没办法了。
等待外卖的过程中我又刷了一会儿小红书，发现不止普萘洛尔可以缓解紧张，还有好几种药有这个作用。用过的人都在评论区留下了自己的感受，我也点了个收藏。只是当我开始写下这篇故事，想打开软件找到那篇内容的时候，发现内容已经失效。
收到外卖后，我发现药的包装比我想象中的小很多。方方正正的小盒子，上面还有一个红色线条构成的几何形心脏。说明书上的字也很小，专业的术语我看不进去，只大概了解它是β-肾上腺素受体阻滞剂，适应症是高血压、劳力型心绞痛，以及作为二级预防，降低心肌梗死死亡率。
而那些不良反应，比如出疹、低血压、失眠、头痛、口渴、抑郁、腹泻，似乎和我现在正在吃的碳酸锂、思瑞康也没什么区别。
我打开包装，透过瓶口看一百片白色药片，药片也透过瓶口看着一个我。我把指头塞进去捻了两颗药拿出来闻了闻，又放回去，在衣服上蹭掉手指上一层薄薄的粉末，盘算第二天的吃药时间和剂量。
第一大节课下课要开班会，开完会要陪同桌吃早饭，然后才到录作业的时间。那么，我可以在快到十点的时候吃一片，等药效在十点四五十发挥作用，正好支撑我完成出镜作业。
我也会好奇，如果我吃了药再去录作业就真的不紧张了，这到底是心理作用，还是药物作用呢。不过，我可以确定的是：我吃了药了，我就真的尽力了，好多事情就不能再怪我了。
那些我素未谋面过的网友，那些和我一样因为紧张所以握紧药瓶的网友，他们也会这么想吗？
我像等待戈多一样等待药效发作。
十点四十五，我开始录作业。
一分半时间的外景主持人作业，一镜到底，三百八十个字，我一遍录完，没有卡壳，没有重来。
我全程都处在一种奇异的平静中，这是我第一次这样平静地去扮演一个不是“我”的人。
第二次吃药，是在需要进行上镜新闻播报的专业课上。
我在四点二十吃了一片，因为课堂的气氛实在是压抑得可以用恐怖来形容，在四点四十又吃了第二片。
同桌上台的表现还是很稳，但她下台后让我摸她的手心，湿漉漉的。在快轮到我的时候，我特别特别想流眼泪，但因为两片药，心跳完全不快。
我在备忘录里同时打下了龇牙笑和大哭的表情。
然后我放下手机，走上台。没有逃跑。
我知道某种程度上来说，读大学本身也是一种逃跑，是从那些不受主流庇护的生存道路里暂时逃跑开。
面对这条带给我很多紧张感受的路，如果我不吃药，我的舌头会打结，呼吸会不均。我会在摄像头前手足无措，成为这个专业里“表现力低下”的学生。老师会在评分表上写下“缺乏自信”“心理素质不过关”。未来走上社会，我的紧张会被看作“不够职业”，我的慌乱会被解读为“不胜任岗位”，我会被淘汰在竞争之外。
如果我吃药，我的心跳会变缓，我的语速会稳定，我会在考场、教室、工作场合里显得“从容镇定”。我的表达会更流畅，我的演讲会更有说服力，我会成为一个更符合“社会标准”的人。
于是，当高度竞争的社会将“完美表现”奉为圭臬，连紧张都成了亟待矫正的缺陷。
“正常”的标准被粗暴地摆在面前，所有人要去适应它，不适应的人就要吃药、调整、修正自己，甚至主动去吃不该吃的药。
不能失败的焦虑下，身体痛苦的感受下，药比心理手段成本低、见效快。社交媒体的信息放大甚至让人们对药物尝试的心理门槛降低。
但药是救命稻草，也是驯化工具。
把普萘洛尔当紧张抑制剂使用，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显得符合他人规定的“合格”，让我们在凝视之下不至于倒下。我们的身体成了必须调试的机器，药物是唯一的螺丝刀。它们帮我们控制自己的身体，让身体听话，让身体不再抗议，让身体在压力和竞争之下继续运作。
这到底是靠药物缓解紧张，还是靠药物维持体面？
双相情感障碍患者所需要的碳酸锂，心血管疾病患者所需要的普萘洛尔，紧张的人所需要的普萘洛尔，它们究竟有什么区别？
《一起同过窗》里有一句我很喜欢的台词：如果小马一定要过河，水深水浅其实不重要。
但“小马吃药”本身就很荒诞，我从没见过有野马闯进人类城市，冲进人类药店，狂嚼一顿普萘洛尔：吃多吃少不重要，只因为它觉得自己不合马群要求。
当一个人的身体必须靠药物来被社会接受，反而遮蔽了真正的社会病因。
这么多年来，药物让我活下去，但也让我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活着。
我有很多愤怒和迷思，但我依旧会在非常需要“稳定表现”的场合吞下一片药。
也许这个社会本就默许着这种隐秘的、被包装成“个人选择”的自我改造。
我去复诊时告诉医生我正在吃普萘洛尔，医生说不能这样，普萘洛尔只是降低心率。他还给我举了那些为了寻找灵感而去吸毒的人的例子。
我按时参加了心理咨询。咨询师听完我的困惑后告诉我，不必过于担心，药物只是人生中的一种支持手段，我们可以利用它，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探索更多的手段，寻找更加多样化的方式来应对生活。
我意识到，我依然是一匹小马。
又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翘课去骑马。面对那匹高大的棕马，我并没有预想中的紧张。那一刻，我甚至觉得自己不再惧怕什么。
马蹄跑起来的时候，声音很清脆。有些沟壑终得迈开步子跨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