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加强游说与美方谈判的国家，宣称美国行为霸道，并不可信：而特朗普则利用对中国以外国家的90日关税宽限期，争取签订双边贸易协议。 (KEVIN LAMARQUE/路透社資料圖片)
“中国不退⋯⋯世界的公理就有人守护。”为应对美国关税战，中国外交部加大宣传力度，周二（29日）发布题为“不跪！”（Never Kneel Down）的中英双语宣传片，强调不会向霸权低头。同日稍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Scott Bessent）则指关税战是否降温由中方决定，但其侵略性的经济模式将难以持久。
根据美国投资银行高盛的报告估算，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的关税战，将使中国2025年的GDP增长降到约4%，2026年的GDP 预估增长降到约3.5%；美国对中国形同施加贸易禁运的做法，预计危及中国境内将近1620万个工作。
不过，中国外交部29日加大宣传中方强硬立场，发布题为“不跪“的中英语宣传片。在美国施加145%关税的压力下，北京的政策选择已经越发鲜明。
对于中国选择采取强硬的做法，前拜登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现任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研究中心外交政策研究员秦江南（Jonathan Czin）对自由亚洲电台分析指出，相较于衡量中国经济可能承受的压力，北京更在乎的是反击美国总统这种对中国家关税的做法，“我认为在这几周里非常明显，他们并不急于这么做（谈判），实际上我认为北京方面想做的是，对美国进行报复，并采取一系列行动，他们希望让美国消费者、美国经济和一些关键的美国行业，像我们的科技行业，感受到痛苦，然后再采取任何形式的谈判。”
他进一步指出，“我认为北京不仅仅是在回应特朗普政府在解放日的举措。我认为他们还想向未来的美国总统政府传递一个信号，那就是，如果再次加征关税，中国将以让美国感到痛苦的方式反击。”
北京不急于谈判
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在4月2日宣布对美国贸易伙伴施加“对等关税”以来，美国贸易专家一度对中美贸易谈判感到乐观，认为一旦双方都承受不住压力，谈判就会水到渠成。
特朗普自4月10日也开始对中国松口，称自己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著”良好关系”，并对双方最终达成协议抱持乐观态度；17日，他又表示，“我认为我们会与中国达成一个非常好的协议”。在22日的白宫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甚至进一步对税率做出表态，“145%是非常高的”，并指出该税率可以通过中美谈判降低。
但是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在24日例行记者会上，否认中美双方已展开任何谈判，且强调“如果美方真想解决问题，就应该...彻底取消所有对华单边关税措施，通过平等对话找到解决分歧的办法。”
美国华盛顿智库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ASPI）副主席、美国前贸易副代表科特勒（Wendy Cutler） 对本台指出，要求完全撤除关税对美国是“不切实际的（要求），而且中国对此也非常清楚。在准备长期（抗争）的同时，北京很显然相信时间是在他们那一方，” 中美谈判的前景已经更为复杂了。
美国《华尔街日报》23日引用一位白宫高级官员和知情人士指出，白宫正考虑削减对华关税至大约50%到65%之间。同时，政府也在考虑一种分级制度，类似于众议院中国问题委员会去年底提出的方案：对被美国视为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的商品征收35%的关税，对被认为具有战略意义、关系到美国利益的商品征收至少100%的关税，整个制度在五年内逐步实施落实。
秦江南指出，随着特朗普政府不断做出表态，北京也在评估特朗普政府在谈判过程中，在多大程度上会自我妥协，“愿意在对方提出任何明确提案之前，不断让步来换取谈判的机会。”
他强调，“我认为习近平判断，中国在这场贸易战中能承受的痛苦指数比美国高”， “尤其是现在习近平已经进入第三个任期，他比上一次贸易战时更有权力。我认为他在国内政治上有更多的空间来度过这一局面。”
借贸易战加强控制和影响力
在贸易战展开后，习近平在4月14日展开为期一周东南亚之行，依次访问越南、马来西亚和柬埔寨；他一路反复强调“团结一致、共同应对外部威胁”。
秦江南指出，从访问结果看来，北京并未对这些国家提供很多诱因，但事实上北京在第一回合也不需要这么做，因为北京的目标是避免美国建构一个孤立中国的联盟，当美国的关税政策已经疏远了传统盟友和伙伴的同时，中国只要在充分了解美国政策对这些国家的伤害后，再提供一些诱因或好处就够了。
而且从另一角度来说，中国对美国的报复性反应，也是为了阻止第三国站队美国， 或在这些贸易问题上与美国站在一起，秦江南强调，“我认为他们已经传递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中国是少数几个第一时间愿意采取报复行动的国家之一。” 如果中国真的能够对美国经济造成痛苦，这将向像越南和其他国家，“特别是那些与中国有重要贸易关系的国家传送强烈讯息，提醒他们在与北京打交道时要小心谨慎。”
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资深研究员、经济和贸易专家史剑道（Derek Scissors）， 也对本台指出，北京的首要目标并非中国经济的繁荣，而是“在降低别国对自身经济影响力的同时，增加自身经济对他国的影响力。” 他强调，如果在关税战后，中国出口和就业降低了对美国的依赖，“习近平会欢迎这个结果”。
对于未来中美谈判的前景和管道建立，科特勒指出，从美国财政部、商务部到贸易代表办公室，太多的官员可以参与谈判，“真正紧迫的障碍是启动初步对话，推动重返谈判桌。但是如果白宫坚持在几乎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进行领导人之间的通话，那么在近期内与中国重新接触可能仍将难以实现。”
秦江南也强调，特朗普被认为想要自己和习近平进行一对一的谈判，但是习近平的做法会恰恰相反。“对于习近平来说，尤其是在泽伦斯基事件之后，这种直接对话的风险太大了，可能会出现什么意外情况。我认为他的偏好是让下级人员，也就是那些“手下”，先进行这些困难的对话，先谈判这些复杂而棘手的问题，然后习近平实际上是谈判的收尾者...我认为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僵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