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2日，低保户老丁住院21天后不幸离世。根据规定，医院开具死亡证明后，逝者才能火化，其干女儿胡女士找院方开具死亡证明时，因不是直系亲属而遭到院方拒绝。老丁的姐姐和侄子，都不愿意出面申请开具死亡证明，胡女士无奈找到常州市新北区五新桥街道新龙村第七生产队的队长，其表示，如果要他们配合开具死亡证明，就必须要操办8万元的丧事，给每户村民1条硬中华牌香烟。
就此事，常州市新北区新桥街道一名工作人员表示，胡女士获得了老丁的房产，从公序良俗来说，理应由她负责治丧。而老丁属于低保户，8万元的丧事标准确实有些高，既不符合老丁的具体情况，也不符合丧事简办的精神要求。他们愿意再次组织生产队、老丁的侄子和胡女士进行协商。（据4月30日荔枝新闻）
死亡证明是公民生命终结的法定凭证，也是户口登记管理的必要环节。当人的生命走到尽头，开具死亡证明并火化，是“让逝者安息”的最后一道必要程序。
据我国《殡葬管理条例》规定，正常死亡者的死亡证明由医疗机构出具，非正常死亡者由公安机关出具，其办理流程本应该是清晰明确，充满人文关怀的，但老丁这场身后事却充满利益计较、推诿刁难，实在令人深感诧异和心寒。
老丁这张死亡证明，之所以办得这么难，主要是因为他将房产留给了照料自己17年的胡女士，而没有留给自己的姐姐和侄子，引发了利益纠葛。亲侄子以“未获遗产”为由，拒绝帮他开具死亡证明，而同样有开具资格的生产队，队长居然开出8万元丧葬费清单，要求胡女士先给钱，再办证明，而且这钱还必须给到老丁的侄子，由其操办丧事，这种操作简直是匪夷所思。
开具死亡证明属于国家行政管理职能中的公共服务职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及其成员应办事公道，廉洁奉公，热心为村民服务，接受村民监督。无论是履行办理本村公共事务的职责，还是出于“死者为大，入土为安”的人之常情，村委会的工作人员都应该尽心尽力提供便利，帮老人把身后事办妥，凭什么设定这样一个“办豪华葬礼”的附加条件？这不是变相地发“死人财”吗？
更离谱的是，就算被正面质疑了，该村村委会的工作人员依然表示，“按照村里的习俗也差不多这样”，什么习俗竟然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且，去世的老人生前生活困难，属于低保户，国家再三提倡简办红白喜事，树立文明新风，这个村居然给低保户的葬礼定规格，上档次，要求给全村发“硬中华”香烟，这不是跟移风易俗背道而驰吗？真是完全没把国家规定放在眼里啊！
老人想把遗产留给谁，是他的合法权利，胡女士尽心尽力照料他，他以房产相赠作为感谢，也体现了人与人之间投桃报李的友善互动，就算老人的侄子和姐姐对此感到不满，也可以直接走法律途径处理，而不是冷漠地借此生事，谋取利益，村委会更不应该将办丧事和开具死亡证明绑在一起，以最小的权力最大限度地为难普通人。
目前，当地最新回应是，对于低保户来说，8万元的丧事标准确实有些高，会再组织协商。如此偷换概念，避重就轻，真的是把人气笑了。这件事是标准高不高的问题吗？办了丧事才能开死亡证明，根本是本末倒置，胡作为乱作为，既不符合法律规定，更有违最基本的人伦道德。
当地这些管事的人，嘴上说着遵循习俗，实际上却是置逝者权益和尊严于不顾，看上去是在维护秩序，实际上是激化矛盾，加剧社会撕裂。公共服务岂能沦为“捆绑销售”，讨价还价的筹码？如何让公共服务回归公共属性，让基层治理不要如此“法盲”，恐怕需要上级部门介入管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