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互联网行业的高速发展告一段落，不少大厂人主动或被迫地离开了“高速公路”，转而投奔更稳定的国企。

他们也管这叫做“上岸”。在这个时代，人们似乎有上不完的岸，幼升小、小升初、中考、高考、考研、卷实习……好不容易才进了大厂。如今，他们再一次放弃了旧岸，把目光投向了新岸。

然而，当两种工作塑造出的印迹、思维、生活方式相碰撞，人们要经历怎样的转变，又会获得哪些好处？在岸的转换中，失去的又是否只是高薪？最后，他们是会庆幸，还是后悔？针对这些问题，每日人物访谈了多位上岸国企的前大厂人。而他们的故事，最后都关乎一个核心命题——

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

浪潮与岸

赵夏已经很久没见到这么美的夕阳了，金色的光芒在远方炸开，毫无顾忌地涂抹了整片天空，太阳的余温照得身心都暖洋洋，越往远看，光亮越盛，天际线处已经红得发紫。

“红得发紫，这可真是个好兆头。”那是赵夏从一家短视频大厂离职的第一天，工作的重担卸下，浑身轻快得像是要飞起来，29岁的女孩忽然恢复了小学生心性，迎着夕阳一路蹦蹦跳跳地回了家。

然而，接下来的半年，赵夏再也没有如此轻松过。为了找到一份国企的工作，她投出了七十多封简历，参与了十多场笔试、面试。失业的恐慌、30岁即将到来的焦虑，让她瘦了二十多斤，原本饱满的脸颊凹陷下去，肋骨在胸腔处凸起，根根清晰。

2021年，因为工作压力过大，身心难以承受，赵夏在冲动之下辞掉了工作。尽管拥有985硕士学历和还算漂亮的工作履历，但环顾四周，留给她的选择也并不多。

“去其它大厂，还是一样的用命换钱；去小公司，薪资降级，还不稳定；考公务员，竞争激烈，年龄和专业都不占优势；创业又还没攒够本钱，找好赛道。”思来想去，赵夏觉得到国企工作可能是为数不多的好出路，“虽然薪资肯定不如以前高，但胜在稳定，还有什么比稳定更重要的呢？更何况，朝九晚五，双休俱全的生活更是诱人。”

赵夏的选择不是个例，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大厂职员选择跳槽国企，他们大多在过去十几年间，被互联网的高薪、开放、自由、机遇等优势吸引，一头扎身更新潮、更具想象力的职业之中。

然而，当财富的浪潮不再风云涌动，留给普通人的生存空间也越发逼仄，收获与付出的时间、精力不成正比，无休止地加班与内卷却看不到上升的希望，甚至在降本增效的刀口下，连保住工作都成了残酷的大逃杀。



▲ 图 / 视觉中国

在浪里扑腾久了的人，会更向往岸的安逸。这时相对稳定，对职场人士更加友好的国企，成了不少大厂人新的奶与蜜之地。刘思哲就发现，最近两年，身边准备跳槽国企的大厂人越来越多。

2013年毕业进入互联网工作的刘思哲，经历了整个行业从野蛮生长，到繁花似锦，再到江河日下的完整周期。行业的高速发展，给她带来过许多成长与红利，例如曾经开放的工作氛围，一段从0到1搭建新兴业务的经历，一个中层管理者的体面职位，更实际些的，是一套北京市区无贷的房子。

但当浪潮不再能激荡出新的水花，而是向从业者头顶淹去，她渐渐有了溺水的感觉。领导的压力、工作的辛劳与评价体系的严苛，让她患上了抑郁症，最严重时，只有几岁的女儿都能看出她的异样，“妈妈，你的眼神怎么总是直愣愣的”。

为了将自己从水中捞起，获得喘息，刘思哲也开始向岸边游去，四处寻找国企的工作。只是投了半年简历，她只收获了一个工作机会，薪资还低到她难以接受。

很久之后，她才从朋友处了解到，尽管不少国企也希望吸纳互联网人才，为企业注入新的思维与活力，但由于涌入的人过多等原因，上岸的难度也在不断提高，“有些地方会要求学历，比如和我同时入职的，都是硕士，年龄门槛也有隐形标准，大多卡在35岁”。

最终，又投了半年简历，刘思哲终于找到了一份相对满意的国企工作，尽管薪资只有原来的40%，但这份工作足够稳定，下班和双休时间还几乎不会被打扰，放在以前，这是不敢想象的事情。

眼看身边许多同行朋友，工作合同到期后，都没有被续签，不知将被浪潮冲至何地，刘思哲觉得，自己还算是比较“幸运”。

挣扎

之所以对离职那天的夕阳印象深刻，是因为在大厂工作那三年，赵夏几乎没见过夕阳。无论外界阳光普照，还是凄风苦雨，她都如同一根钉子般，扎在恒温的办公楼工位前，有时偏头看看窗外的光线变化，有种“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恍惚感。

最开始，加班是自愿的，甚至是荣耀的。刚入职那一年，她也的确会被一些瞬间击中，例如一次做用户活动时，接触到一位22岁的女性卡车司机，会叫他们哥哥姐姐，“很认真地发来一大段话，说感谢哥哥姐姐，让她有机会通过直播多赚一点生活费”。

可当最初的新鲜感褪去，工作露出了琐碎、繁重的本质。2019年公司年会时，CEO正式提出了“追求极致”的企业文化，而这句话落到普通打工人身上，变成了“一个方案反反复复修改无数次，一周要开N个复盘会议，有时半夜两点，突然被拉进工作群，对齐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有段时间，她连续两个月，每晚十一点才能从公司离开，在后厂村明如白昼的加班灯光中，梦游般地回到家中，“累到生理性地大哭”。



▲ 图 / 视觉中国

赵夏曾经告诉自己不要想那么长远的事情了，“什么理想、情怀，都太奢侈了，先熬今天的工资，不想明天的挣扎”，直到病历单上“胃溃疡，三尖瓣中度返流，重度焦虑”的文字提醒她，“真的不能再熬下去了”。

她恍然明白，为什么很注重口腔清洁，嘴里还常出现奇怪的味道；为什么失眠时，总能听到心脏里像是有水流动的声音；为什么总是控制不住地烦躁，坐立难安，想摔碎手边的东西。

而当外部增速减缓，带给大厂人内部的不只是内卷式加班，还有越发严苛的评价体系，日渐收缩的上升渠道和由此带来的自我怀疑，这时人的挣扎就会更加激烈却徒劳无功。

2015年，刘思哲入职了一家大厂的新业务部门，“快车道那几年，能赶上从0到1的大项目是很难得的，也比较好拿结果，所以我每一年都会晋升，速度非常快”。

但等到2018年，经历了结婚生子，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的刘思哲，却刚好赶上了转折点，“行业逐渐饱和了，用户增长没那么快了，创造性的事情基本也都做完了，蓝海变成了红海”。

有些难以适应工作节奏的刘思哲，一度怀疑是生育让她赶不上周围人的成长速度，“给自己的压力很大，因为一件事做不好，领导会归结为你不行，而不是他的策略不行，这件事不行”。

在大厂的最后时光，刘思哲一个人承担了两个模块的业务，经常没时间吃饭导致身体暴瘦，巨大的工作压力也造成了她的抑郁症复发。

“我是那种越说我不行，我就越要证明给你看的性格，这就很容易被PUA，领导对我的反馈，永远是你没做到我满意的程度，也不会给我更高的绩效。”一位大厂资深HR对此逻辑深感熟悉，“其实越是踏实肯干的员工，越会得到中等评价，因为这样既不会让你晋升太快，又会激发你更加卖力地工作”。

而大厂外包员工陈勇，是在一场惨烈的裁员之后，才猛然发觉，自己甚至都没资格进入这套评价体系之中。

2021年，陈勇以外包身份入职某大厂后，很长时间甚至没有得到一个工位，“总部人太多了，领导说坐不下，让我们拎着电脑，挨个儿楼层看看，哪里有空位就先坐下办公”。

临时的日子过了小半年，到了2022年初，陈勇忽然发现，办公区的空位变多了，“经常一下子空出一排”，后来他才知道是因为裁员。一次找工位的过程中，陈勇看见了一个诡异的景象，“前一天那层楼还坐得满满当当，第二天再过去，只有灯光亮着，座位上空空荡荡”。

自己所在的业务线也在不断裁撤，“而且是一座城市一座城市地灭掉”，那种不知镰刀何时落下的恐慌笼罩着陈勇，他开始在工作时止不住地冒冷汗，手滑到捏不住鼠标。最后，也没有人专门向他解释是为何被裁员，接到业务线解散的消息后，他需要做的，只是和其他人一样，从这座大厂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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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

历经7个月的寻觅，最终赵夏在老同学的内推下，进入了青岛的一家国企。她匆忙收拾行李，离开北京，回到老家。父母对她的选择十分满意，找工作时每天一遍的“关心”结束了，尽管薪资只有此前的五分之一，但看起来更加稳定靠谱的工作，让她第一次得到“出息了”的评价。

只是入职国企的第一场饭局上，赵夏心中五味杂陈。那时她刚刚办完入职手续，还没弄清楚具体工作内容，就被领导通知，“晚上聚餐”，并且特意强调，“上面的大领导也来，你们好好准备一下”。

赵夏思索了一个下午，没搞清楚究竟要准备什么，最后偷偷溜到便利店，买了两瓶解酒饮料，塞进包里。

晚上聚餐时，吃饭的桌子大到看不清对面的人脸，这和她过去的经验相去甚远，以前在大厂和同事吃饭，大家最常去的是小酒馆和烧烤店，七八个人挨在一起，最适合低声交流，吐槽八卦。

而等到大领导入座，所有人都像根弹簧一样，蹭地一下站起来弯腰、点头、微笑，赵夏才恍然意识到，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要从此刻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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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场饭局尴尬到赵夏不敢仔细回忆，却又始终萦绕在她脑海里，先是部门领导引用李白和苏轼的诗句，起身致辞，紧接着，又是让赵夏和另外两名新人做自我介绍。

这时赵夏才明白“准备一下”的含义，前面的大哥是另一地区调来的同事，先是赞美了领导的文采，再是谦逊地讲起自己的经历，最后干了一小杯白酒，感谢大家的款待。

轮到赵夏时，她只感到一阵莫名的尴尬，干巴巴地讲了两句过去的工作，又学着大哥的样子，喝掉了面前的酒。唯一让她感到“安慰”的是，坐在她旁边的应届研究生，也和她一样不善言辞，这让她显得没那么突兀，两人红着脸，捱过了整场饭局。

和赵夏一样，周洁语刚从大厂跳槽到国企时，也有些难以适应。那是她入职第二周，因为连日阴雨，为了方便，她光脚穿了一双勃肯鞋来到单位，却发现走到哪里，大家都会特意抬头看她一眼。

最后，是旁边工位的姐姐提醒她，“以后不要穿拖鞋来上班，太不正式了，领导看见会不高兴”。

“以前在互联网公司上班，看到穿JK制服，穿超短裙的，都见怪不怪，但在国企，完全是另一种生态。”为此，周洁语特意更新了一遍衣柜，裙子要过膝，鞋子不能露脚趾，以前常背的LV和CELINE包也装进了防尘袋，换成看不出品牌的黑色皮包，“不想太张扬了”。

而等到入职第四周，周洁语已经摸清了周围同事的家庭成员，及其工作单位、性格爱好，“甚至谁家房子是涨是跌，孩子学习成绩上升还是下降，我都知道了”。

那是一种过于紧密、透明的同事关系，“因为大家常年在一起工作，几乎没什么个人隐私”，而在大厂，同事们顶着花名来来往往，连组建个微信群，都在严密的监控之下，有时知晓真名，“已经是够铁的关系了”。

每个从大厂进入国企的人，几乎都会经历一段适应期，不仅包括工作内容的转换，更包括工作对个人生活、思维，乃至价值观的塑造。

刚入职国企时，刘思哲还不太理解，为何申请电脑，开通账号权限等手续要花费一周时间，“互联网公司会在一天之内把所有流程办完，方便人第二天就开始工作”。

在工作一个月后，她逐渐体会到，国企更多的是追求质量第一，不要出错，而不是速度第一，“例如在互联网公司，快速上线一个产品有bug，那就改呗，也不影响什么，但在保险或者银行领域，一个系统有bug，可能导致很严重的后果，所以有时遵循规则，是很必要的。”

“互联网让所有事情都加速了，总希望在一周内做完一个月的事情，像是直播带货，就是缩短消费路径，刺激人快速下单，而实际人的工作与生活，真的需要这么快吗？仔细想想，其实也不一定。”

隐痛

带着大厂的工作烙印进入国企，在最初的适应期后，一些藏匿更深，甚至让人难以预料的问题，也在慢慢展露出来。

35岁年龄危机是一个门槛。因为在最高点买了房子，面对每月一万多的房贷，与不知何时就会被裁员的动荡，在大厂的34岁的李文华患上了抑郁症，最严重时，甚至控制不住地，在许多人面前痛哭。

为了结束这种状态，他将目光投向了国企，招聘的领导希望他的大厂背景，能给一潭死水的团队带来些改变，可等他入职后，周围的同事却明里暗里地提醒他，“不要太卷”，“他们会直接过来，问我打算什么时候下班，因为听说大厂下班很晚，怕我影响了他们稳定的生活”。

另一方面，领导却天真地认为，招一个大厂人，就能支撑起一个项目，“他没意识到，这个项目最起码需要十几个人来做，只有想法，又对具体的工作没什么认知”。一通折腾之下，李文华发现，自己的状态已经从极度焦虑，转变成了迷茫空虚，“人生都没有什么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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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如愿进入国企后，陈勇也才发现，有时面对一个巨大的体系，个人的价值是不重要，甚至畸形的。

他曾有着一段堪称神奇的工作轨迹。大专毕业后，他在一家洗车店做车辆保养工作，偶然结识了一位地产公司的小领导，看他处事成熟，能说会道，将他招进部门做招商工作，从此他才拥有了“一份体面的白领工作”。

但在进入国企后，他发现自己的能说会道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直到同事在一场“交心酒”后提点他，“我们是甲方，合作对象十几年没换过，不需要你打点关系”，要想有发展，更要紧的是取得领导的信任，例如“你知道你的领导在饭局上爱喝什么酒？能喝多少？喝完是想赶紧回家睡觉，还是组织下一场活动吗？”

而周洁语是在入职国企一年后，才认识到，工作不仅与薪资、个人发展、生活状态挂钩，还会缓慢地影响一个人在社会关系中的处境。

她是因为同在大厂的丈夫开始创业，才决定从大厂离职的，“那时候觉得，一个家庭，总是需要有人用更多的时间经营，用稳定的收入托底”。

但薪资降为原来的三分之一后，她忽然意识到，自己失去了金钱支配的自由，“以前过得还是挺潇洒的，五千块钱的美甲卡说付就付了，剪头发宁愿等两个月，也要花600块钱，预约明星发型师。但那天晚上，我想给家里买个1000块钱的柜子，想到这占了我工资的10%，居然下意识地想跟老公商量一下”。

一次和大厂的三位好友聚会，大家选了远郊的度假山庄，想想吃饭、住宿要均摊七八百元，她觉得有些不值。最后抱着听听行业最新动态的心思去了，却发现自己根本参与不进话题，“那种状态还是挺痛苦的，原本我和她们一样，每天聊的都是股票、期权和套现，现在这些东西离我都很遥远”。

更细碎、折磨的变化出现在亲密关系之中，因为原本在大厂的人力部门，她可以在工作过程中第一时间了解到丈夫部门的情况，为他提供一些消息，但现在“我的价值好像消失了”。

她和丈夫有关工作的讨论也越来越少，“你会发现在不同的环境下，大家是很难相互理解的，我不理解他为什么对公司每天的支出忧心忡忡，只觉得创业肯定要付出成本啊，他也不理解我为什么每天都在想怎么和领导汇报工作，只说这和你以前做的不都一样吗？”

一次闲聊中，丈夫不经意地提起，现在时间宽裕了，或许可以考虑要个孩子了，这让周洁语感到恐慌，“我的时间是宽裕了，那你呢？”一阵争吵过后，她开始用“等你公司稳定下来”，和“今天太累了，想喝点啤酒”为借口，暂时拖延了备孕计划。

离开的，留下的

工作带给人的印迹，是会缓慢变化的。这是赵夏在入职国企两年后的感悟，她开始习惯于下班就走的日常，“最开始5点下班会觉得恐怖，夜晚还那么漫长，我怎么能不工作？这样是不是就被别人落下了”。

但现在她学会了慢一点享受生活，“去看一看大海，探一探店，陪父母聊聊家常，剩下的时间还足够学一阵英语，有时人的成长，不一定都在工作之中”。

略显传统的职场环境也逐渐适应了，“其实只要提出不能喝酒，不会有人硬劝，也不会有人批评我不合群”。一次母亲肺部查出有些异常，她需要请假带母亲去复查，领导二话没说批了假期，同事知道了，还主动给她介绍了熟悉的医生。

以前请病假，她都会有愧疚感，觉得自己耽误了工作，发烧了还要盯着电脑，看有没有紧急需求，“最夸张的是，听说有个同事，回家参加亲人葬礼还要带着电脑，随时待命，现在想想，那种环境是不是已经有些病态了？”

刘思哲也是在入职国企半年后，感受到了工作与生活边界感的重要性，她终于有时间全心全意地陪女儿练钢琴、学跳舞，计划家人出游，而不用不时查看工作消息，“有时间做瑜伽、健身，现在我的体型是大学毕业之后保持得最好的，就连皮肤都变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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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入国企前，她也曾对陌生的环境有过许多担忧，“会不会说错话？会不会让领导有成见？”但在真正经历了之后，她才发现许多困难都存在于想象之中。

“其实技术条线的人都比较单纯，基本没什么应酬，同事的学历素质都很高”，而那些不能改变的事情，例如职级关系的严苛，“其实在哪里都一样”，她对一个帖子记忆深刻，“一个3-2（职级）的人吐槽说，我一个3-2的人，要听你一个2-2的人说我产品策略有问题吗？”

“但凡是职场，都会存在这样的特征，就像阿里也有被吐槽了很久破冰文化，重要的是，人要想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东西、有什么底线。”

陈勇则是在一场场酒局，一次次揣测领导究竟喜欢吃什么菜系、唱什么歌曲之后，逐渐明晰了自己的底线。他开始怀疑自己被破格招进国企的原因，不是过去的职业经历丰富，能够胜任工作岗位，而是自己看起来在社会上混了很久，“太油了，适合伺候领导”。

因为学历原因，他始终被隔绝在“体系”之外，“在大厂，是外包员工，在国企，是合同工，明明我们做的都是一样的工作，但薪资待遇、未来发展，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这一次，他决定跳出外界定义的“体系”，他筹划着等到3年合同到期，自己攒下些本钱和资源，或许可以创业做点事情，“哪怕是学个手艺、摆个小摊呢，如果要用尊严换体面，那我觉得体面也没那么重要”。

而在一次次内心挣扎之后，周洁语也开始向朋友打听，最近大厂还有哪些机会，“这一趟走下来，才发现一份工作对人的影响，到底能有多大”。

只是如今，大厂不再像6年前她毕业时那样，敞开大门，对所有欲欲跃试的人呐喊欢迎光临，问了一圈下来，“连职级最低的岗位，都所剩无几”。

但这一次，她已经不再会鲁莽地更换工作，毕竟从岸上跳入海里，“需要更大的勇气”。



▲ 图 / 视觉中国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