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网名叫男巫，出生于黑龙江省双鸭山市，10岁以后随爸妈到辽宁省沈阳市定居。因为小时候身体很弱，经常打针吃药，所以我想长大后学治病救人的知识，大学毅然选择了药学专业。毕业之后，我申请到日本东京大学读了硕士。读完硕士之后，我顺理成章地在日本药企工作。在那里工作的两年半期间，我的工作比较轻松，不像国内年轻人经常抱怨要加班，而且我的年薪大概有600万日元。在日本职场也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下班也不担心被领导和同事呼叫。

虽说这样的日子也还不错，但我还是想回到国内，这是为什么呢？

（东京大学毕业典礼）

我网名叫男巫，1994年出生在黑龙江省双鸭山市，爸妈为了我有一个好的物质条件和教育环境，在我十岁那年全家搬到了辽宁省沈阳市。

爸妈带着我搬过去以后，一直在姥爷的工厂里做事，而我则一直在沈阳市上学，直到大学毕业之后离开沈阳来到日本。

爸妈在厂里上班很忙，没多少时间管我，很多学习上的事情，他们也不是很懂。

但是他们百分百支持我在学习上做的任何决定，还好我算是一个自律好强的孩子，从来没有让爸妈为我在学习上操心。

学习上有问题，我都是自己想办法独立解决。比如，我上小学时成绩一直在班上保持着前三的水平，如果我要上课外辅导班和兴趣班，我都是自己去找老师和班级，爸妈只需给我付费就可以了。

上高中的时候，我的数学学得不是很好，所以我给自己找了一个家教，爸妈也不过问，我决定就好。

（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吃牛排）

我看现在很多孩子做作业，家长都要坐在旁边监督，内心很是感慨。

高中毕业之后，我上了沈阳的一所药科大学。我之所以选择这所学校，有两个原因，一是从小我的身体素质不好，很想学习医学方面的知识保护自己；二是学习药科专业，以后考研不用学数学。

别的大学一般都是四年，而我所在的专业要学习五年。因为我们的教授都是留日回来的，日本制药业发达，我们继续深造也会选择日本。所以在校学习一年日语是必须的功课。

2017年6月大学毕业后，9月份我就来到了日本东京大学读硕士。

说实话，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挺独立和坚强的人。但是我到了日本之后，还是经历了一些挫折和折磨。

（在瑞士与马特洪峰合影）

我一直在学习上挺自律和勤奋的，但是在生活中确实缺乏独立性，以前在沈阳读书，都是家人照顾我的饮食起居，我只需要好好学习就可以了。但是在日本读书，日常生活都需自己搞定，特别是工作之后找房租房搞卫生做饭等事情都需要自己独立完成。

我在日本变得更独立了，我想如果骨子里没有好强的个性，我很难在日本熬下去。因为我在日本读研究生，不仅学业负担很重，还遭受了教授严重的PUA。我差点毕业不了，因为此事，我还差点患了抑郁症，看了好几次心理医生。

很多人可能知道，在国外上大学不比国内，学生的作业一般是没有标准答案的，都需要查询大量的资料才能做出来。

我记得自己写的论文，经常受到教授的批评，不是这里不对就是那里不行，时常搞得我头大。

最让我崩溃的事情是两年半的研究生快结束时，教授居然不准备让我毕业。日本的教授和中国的教授一样，掌握着学生的毕业生杀大权。带我的教授有一点变态的是，他特别偏爱女生，压迫男生。男生做实验的量通常都是女生的四五倍。

我经常要熬夜做实验从晚上九点熬到凌晨的两三点。即使我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教授还是不想让我毕业。

（在河口湖看红叶和富士山）

其实像教授不让学生毕业，或者延期毕业的情况也挺常见的，有很多学生熬不住会退学，或者不得已延期毕业。但我不同，我非常想准时毕业，因为我付出了很多钱，时间和精力，如果不能正常毕业，我会很不甘心。

但教授的意图很明显，就是不想让我毕业。我了解教授的意图之后，有一段时间，感觉特抑郁和绝望。幸好，我的自救意识很强烈，主动咨询了心理医生，还问了周围的很多同学，看他们是如何应对的。

最后，我决定把事情闹大。我把教授告到了学校的高层领导那里去，并且想尽一切办法让全校都知道教授的所作所为是不对的。教授迫于学校和各方的压力，最终让我准时毕业了。

这种事情让我有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感觉，也告诉了我一个真理：遇到不公平千万不要自己想不开，要勇敢为自己的权益斗争。

研究生毕业之后，我准备在日本工作。在日本找工作也是一件挺繁琐的事情，比中国麻烦多了。

（在瑞士格林德瓦）

我在日本刚开始找工作时，每天要从住处搭乘一个小时的电车到应聘的公司参加说明会，如果你没参加说明会，是不能投递简历到这个公司的。

虽然我认为这个说明会完全没必要，网上已经有对公司详细的说明了，何必在线下又重复一遍呢。但是没办法，入乡随俗。说明会之后，我要投递简历，再经过小组讨论，最后面试，再讨论，再面试。

我投递了十几家日企之后，才最终收到两家日本公司的offer，最终我选择了一家老牌的制药企业。

我的工作主要就是负责药品的注册，简而言之，就是新的药品生产出来之后，在正式上市之前，我要收集很多资料证明这个药品是质量可控，安全且有效的。

老实说在日本上班还是挺轻松的，这种轻松是指下班之后，老板和同事不会因为任何事情找你。所以，这点和中国有一点不同，下班之后的时间完全属于自己。

（和袋鼠合影）

但我感觉到更多的是压抑，我所在的企业每天上班还得敲打几遍铃声，上午、中午、下午都有，这种铃声让我想到了监狱里给犯人放风时的声音，让人感觉特别压抑。

不仅如此，日本人上班期间是不聊闲篇的，除了必要的工作交流，其他时间都是各自看着自己的电脑，他们还把手机放兜里，都不怎么拿出来看。更有甚者，很多人还用着没有上网功能的老款翻盖手机。

我下班之后，就彻底和老板同事失联了。在中国的职场，同事之间还互相加个联系方式，日本人不会这样做，他们有事都在工作场所解决。下班之后，互相找不到人。

这也是我想回中国的原因，我不喜欢日本这种死气沉沉的氛围，我喜欢热气腾腾的中国。

而且我认为，日本人的工作效率没有中国人高。同样类型的企业，一个中国人可以干两三个日本人的活。日本人低效率的原因之一是，他们特别热衷于开会。

（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吃比萨）

有一个月，我加班有100个小时，其中三分之二的时间都用来开会了。开会反复讲的都是那些内容，毫无意义，浪费时间。我打心底认为自己没必要加班。

只不过在日本上班有一个好处，就是假期很多，除了法定25天的假期以外，相较于中国，在日本我通常还有17天的带薪休假。

因为假期多，爱好旅游的我经常到各国游玩。

每次出去玩之前，我都会做详细的攻略。攻略详细到几点钟坐车离开，到哪里吃饭，需要花费多少。真正到那个地方去之后，我仿佛是重新游玩了一遍。

虽然攻略很详细，但我还是疏忽了一回，因为这次疏忽不仅导致了车祸之后漫长的维权之路，还让我很长时间不想出去玩了。

（在斗兽场和朋友晚餐）

2024年春节，我约好了朋友一家人去巴厘岛游玩，在这之前，我做好了游玩规划，他也提前订好了一栋别墅和家人团聚。

没想到厄运来得猝不及防。春节的前一天，朋友走出别墅准备到附近的一家超市购物，却被飞驰而来的一辆摩托车撞得不省人事。

我和朋友的家人到达别墅之后，找不到他人，最后才发现他躺在巴厘岛国际医院的 ICU室里。

我们期盼的美好春节假期就这样破碎了，迎接我们的是崩溃难熬的车祸维权之路。

我和朋友的母亲赶到医院后，迅速地想和肇事者家属联系。我们大概知道事情的经过，虽然我朋友没有来得及买旅游保险，但对方买了保险，而且车祸责任都在对方。

（在西澳出海捕龙虾）

肇事者是一个在印尼的法国人，在当地开着一家旅游公司，他本人受伤也挺严重的，还陷在深度昏迷之中。和我们接洽的是他的印尼妻子，也许是知道自己的丈夫是车祸的始作俑者，她当时态度很好，也表示愿意承担我朋友所有的医疗费。

但事情的发展超过了我的想象。

印尼警察三番五次地找到我们，说一定会帮我们讨回公道，要我们有事一定找他们，还说已经扣押了肇事者的护照。

我本来还心怀感激，但很快他们的做法寒了我的心。肇事者家属本来已经同意承担40万的医疗费，但印尼警察却说已经帮我们谈妥了10万的赔偿费用，还反复说这个赔偿金额已经很不错了，要我们赶紧私了，不然我们上法庭也讨不到什么好处。

我据理力争地说，这明明是他的全责，凭什么只赔10万。更令人惊讶的是，警察说事故发生当天，下过雨路很滑，摩托车司机不负全部责任。

（在日本的温泉酒店）

我冷笑着说道，对方明明知道雨天路滑，为什么还开那么快？这就是他的问题。我强烈要求看当天的监控录像，可警察对这一正常要求却反复推脱。他们给出的理由愚蠢可笑：视频录像要经过技术处理才能拿出来看。

我不知道警察和肇事者家属到底达成了什么样不可告人的协议，细思极恐。

印尼警察这一顿操作，让我对他们失去了信任。异国他乡，我唯一能想到值得信任的求助对象是驻登巴萨的中国领事馆。

而中国领事馆的做法确实温暖了我的心。他们不仅迅速派人到医院探望慰问，还给我找了一个值得信任的华人律师名单供我选择。

让人寒心的不仅仅是印尼警察，我朋友所在的国际医院也像一个冷酷的吸血鬼。

我朋友车祸有三处骨折，要在面部、脑部和腿部三处位置做手术。三天过后，医院冷冰冰地甩给我一个收费清单。

我看了那个清单，顿时觉得天旋地转，站不住脚。短短三天居然要收费40万，还不包括后续的住院费和护理费。

我在日本药企工作，也比较了解日本医疗收费，日本相较于印尼还是发达一些，但日本的收费都没有印尼贵。

（在北京健身房）

我听到有些人抱怨中国的医生乱收费，你们听我讲完这里的收费就不会那样抱怨了。

给我朋友动手术的医生到icu看一眼朋友就收费600元人民币，从重症监护室转到普通病房时，我看到他们的收费清单上多收了两个晚上的icu费用，合计10000元人民币。不仅如此，用药清单上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药剂，但是否使用无从查起。

我一个药学专业的人对医院此举也无能为力，因为我跟医院沟通费用为何如此贵时，他们惯用一副冷漠的表情说“你们可以选择不治疗”。

朋友妈妈一直处在崩溃的边缘。在医院陪护的短短15天，我好像经历了漫长的一个世纪，心力交瘁。

我不仅有身体上的疲累，还有心理上的焦灼。因为我不仅要面对朋友醒来时的暴躁脾气，还得安抚伤心的老人。

（在日本出海钓鱼）

最重要的是，我还得跟不靠谱的印尼警察周旋，跟肇事者家属沟通，找律师打官司。

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了解到原来印尼巴厘岛的交通是如此糟糕，我们所在的国际医院躺满了在巴厘岛出事故的中国游客。

他们中有的人是游玩途中坐车坠崖，导致粉碎性骨折；有的是在狭窄的道路上骑摩托车被撞伤；有的就像我朋友一样过个马路就出车祸了；有的已经死去。

印尼的马路上是很少有人行道的，也没有专业的交警维持交通秩序。马路上偶尔看见维持交通秩序的居然是商场的保安，他们指路还要收费大约2.3元每次，但不是你所有想过的马路都有保安蹲守。

这样看来，中国的交通还是比印尼强多了。

经历了一些波折，我知道短时间找肇事者要一个公平合理的赔偿很难，所以我请了专业的律师处理这个事情。

我也很懊悔，如果早一点提醒朋友把旅游保险买好，就不会有现在这种维权难的局面。

（在东京寿司店）

我本来打算4月份到菲律宾旅游的，可我取消了。现在的我只要听到摩托车的声音，内心就莫名紧张。

只不过，我还是想跟读者朋友们说，还是要走出舒适区，多去外面看看，前提是出国之前买好保险。

我现在还是单身，但我很享受单身的生活。我喜欢美食、健身、旅游。自己一个人可以做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情。

现在的我已经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在北京一家制药公司工作。虽然我在日本工作也不错，但我还是喜欢国内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安全高效。而且跟家人待在一个国家，我也挺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