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张译新上了一部电视剧叫《欢颜》，讲述的是一群有志青年，将一批用于支持革命的金条，一路从广东经福建、江西、浙江，送至上海并交给共产国际的故事。

一路上，遍是坎坷，剧中为了将这批金条送达，很多人前仆后继为之付出生命，但好在最终金条成功抵达了目的地。



但这终归是电视剧，过程一波三折，结局皆大欢喜，而《欢颜》的故事原型却并没有这么圆满：

1931年，位于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应位于上海的临时党中央要求，派7名地下交通员转运120两黄金送去上海用于工作经费。



但后来，这批黄金连同第7名交通员一起失踪了，临时党中央也在局势不断恶化后撤离了上海，这就是发生在1931年的《中央特别经费失踪案》。



当时的上海，正处于白色恐怖之中，资金几乎断绝，只得求助于同样捉襟见肘的苏区中央，这批黄金相当于割苏区的肉，去救临时党中央的命，重要非常。

这笔中央特别经费失踪后，中央特科也曾着力调查，但一直没能查出结果，之后战火纷飞、家国飘零，更无力去调查此事，便一直将其搁置了下来。



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在1949年11月，中央公安部下令各地方局公安部统一调查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党、我军遗留的、尚未侦破的重特大疑难复杂案件，19年前的《中央特别经费失踪案》正在其列。



由于黄金最终是在上海失踪的，这起案件的调查就交到了上海公安局的手上，具体负责的是上海公安局“悬案调查办公室”第3调查组：组长蒋文增，组员徐立鼎、胥德深、邬泓。



这4名调查员，在一个没有摄像头和互联网的时代，走遍了中国南北，穷极了所有的手段，再加上一些老天爷的眷顾，破获了一起18年前中央特科都无能为力的悬案。

此案一开始交给调查组的档案里，只有薄薄两页纸的案情简介，除此之外，别无一物。

所以，想要了解案情就只能找到当年负责黄金转运任务的林伯渠，而1949年时林伯渠已是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调查组就只能从上海赶去北京，希望见上林伯渠一面。



当时已是63岁高龄的林伯渠，从百忙之中抽了20分钟出来，向调查组讲述了18年前的那起黄金失踪案：

1931年11月，林伯渠从苏区银行取出一批黄金首饰，请工匠将其熔为12根金条，并装进一个白铜盒子，盒口用锡焊封住，准备送往上海。



由于金额巨大、路途遥远，且上海形势严峻，为了将金条顺利安全地转运到上海，由7名互不相识的地下交通员执行转运任务，转运路线为：瑞金-南平-福州-温州-金华-杭州-松江-上海。



同时，林伯渠使用了当时我党地下工作常用的一套交接程序:

由林伯渠亲自写下汉字“快”，并雕刻在印章上，再将印章按笔画拆成7块，在任务开始前交给第2至6名交通员及上海临时党中央。与印章一起交给交通员的还有一把钥匙（1号交通员无钥匙，持锁具），当转运任务开始后:



一、1号交通员持装有黄金的白铜盒子、锁具，抵达约定地点等待2号交通员。

二、2号交通员抵达约定地点后，用事先约定好的暗语与1号交通员接头。并用自己的钥匙打开1号的锁具，二次验证身份。

三、1号交通员把黄金交给2号交通员，2号将自己的印章（刻有“快”字的第1画）交给1号，1号将2号的印章交给上级（代表自己已经完成任务）。

之后几名交通员也将重复上述程序，直到7号交通员将黄金送达，并得到第七枚印章复命，代表黄金转运任务已完成。



然而，预计的一个月时间过去了，上海临时党中央都没有收到黄金，多次向苏区中央密电，苏区政治保卫局核查后发现确实只收到了六枚印章，缺少“快”字的最后一画。

也就是说，问题出在7号交通员身上，他和6号顺利交接并拿到了黄金（否则6号没有印章可以上交），但是7号交通员并没有成功把黄金交到上海的临时党中央。



由于7名交通员的身份是高度机密，中央特科查了三个月还是一无所获，即便是少数知道7号交通员身份的中央领导，也无法与其取得联系。

以上，就是1949年林伯渠告诉4名调查员的全部信息，调查组大致了解案件的经过后，难题也接踵而来：18年前就找不到的7号交通员，18年后又去何处寻？



而且，就连林伯渠也并不知道7号交通员的身份，而知道7号交通员身份的苏区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也已在1946年因空难去世。

找不到知晓交通员身份的中央领导，也没有记录他们身份的纸质档案，那么办法就只剩一个，那就是先找到1号交通员，然后顺藤摸瓜找到2号、3号，直到找到7号交通员。

好在，由于1号交通员是从瑞金出发的，所以林伯渠认识这名1号交通员：1号交通员姓秦，曾是高自立（原红三军政委兼军委书记）的警卫员。



于是，调查组又从北京赶往沈阳去找高自立，已经病重的高自立向调查组提供了以下信息：，秦姓警卫员叫秦朴，现任职于广西南宁的第13兵团。

一路北上的调查组又从沈阳南下赶往南宁，找到了18年前执行黄金转运任务的1号交通员秦朴，此时他已经是一名副师长了。



秦朴向调查组详细叙述了当年执行任务的经过：自己按照预定程序用暗语、锁具与2号交通员完成了交接，并得到了对方的印章，除此之外对2号交通员一无所知。

也就是说，7名交通员彼此之间互不相识，顺藤摸瓜这条路可能根本就行不通。好在天无绝人之路，这时上海公安局调取到了中央保存的关于当年黄金转运的绝密档案，内有交通员信息。



喜出望外的调查组又从广西赶回上海，结果发现档案里详细记录了1-6号交通员的姓名、籍贯，但是唯独就是没有7号交通员的。

调查组有些失落，但也并非一无所获，至少他们知道当年唯一见过7号交通员的人，也就是6号交通员的身份：刘志纯。

据刘志纯所说，当年他的对外身份是杭州“茂福竹行”的伙计，1931年12月3日的早上7点，他抵达松江并入住了约定好的交接地点“汉源栈房”，并在下午4点在“汉源栈房”见到了7号交通员。

在刘志纯的回忆中，7号交通员是一名身着黑色棉袍、黑色绒线帽的中年男子，两人在房间里进行了交接，刘志纯将装有黄金的白铜盒子交给7号交通员，7号交通员则将“快”字第6画印章交给刘志纯。



那么，现在已有的信息就是，7号交通员是一名身着黑衣、头戴黑帽的中年男子，可是光凭一身打扮根本不可能找到一个已经失踪18年的人。

调查组唯一的办法，就是亲自前往当年两人交接的汉源栈房，看看有没有其他目击者或者纸质资料（比如访客记录什么的）。

可当调查组赶到松江后，这唯一的希望也破灭了：汉源栈房早在1937年就倒闭了。于是调查组又费尽周折，找到了汉源栈房当年的老板林汉源，可是老爷子已经中风躺床上三年了，一听什么18年前的黑衣人，怕也只能回一句：马什么梅？



调查组又找到当年汉源栈房的账房先生褚国宝，结果这位国宝几年前涉嫌抢劫，现在还在苏州的牢里蹲着，于是调查组又从松江赶到苏州监狱。

但是，褚国宝也提供不了任何有用信息，从他家里翻出的22册账本也只找到了刘志纯当年的入住记录，并没有任何访客信息留存。

这样一来，对7号交通员身份的调查又一次陷入瓶颈。

这时，调查员胥德深认为，客栈的老板、账房对7号交通员都没有什么印象，那么7号交通员很有可能不是松江本地人，而是从外地赶来松江交接的。

即然是从外地来的，且并不知道6号是否会提前达到交接地点，那么他一定也会在松江落脚几日，要么住宿客栈，要么借宿在本地人家。



调查组又找到刘志纯，经刘志纯回忆，当时交接时7号交通员的包里好似有一张收据模样的纸，这让调查组相信7号交通员当时一定落脚在松江的另外一家客栈。

于是，专案组在松江漫天撒网、四处走访、掘地三尺，最终确定18年前松江城内共有5家客栈：大福祥旅馆、汉源栈房、清福阁旅馆、邢天华客栈、九峰三泖旅社。



可惜，现实再一次泼来冷水，5家客栈里2家已经倒闭，剩下的3家在交接期间只有过一次入住记录，入住人经查为上海“聚财绸缎行”账房先生刘羽定。

临时党中央就在上海，调查组认为刘羽定很有可能就是7号交通员，但刘羽定早在12年前病死，死无对证，又几经波折找到刘羽定唯一存世的照片，但刘志纯看过后却笃定此人不是7号交通员。

线索又断了，而且倘若7号交通员当年并没有入住松江的任何一家客栈，而是借宿在了当地人家中，那排查的难度基本上等于给松江全县进行人口普查。



但没办法，这是唯一的方向，在松江县公安局的协助下，调查组派人在松江全县挨家挨户地问：18年前，你家有没有住进过一个穿黑衣、戴黑帽的外地中年男子？

然而，就像预料之中一样，查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有关7号交通员身份的线索至此彻底断绝，心灰意冷的调查组决定先回上海过个春节，结果戏剧性的一幕就发生了：

在准备返回上海前，调查员胥德深带全组人去松江军分区司令部和自己的山东老乡聚餐，饭桌上大家对招待所的菜肴赞不绝口，一时兴起就把厨师老柏叫出来一起吃饭喝酒。



一群人喝酒叙旧，还聊起了最近调查7号交通员所历经的艰辛，这时候老柏酒喝了不少，脑子却相当清醒，给调查组提供了一个关键线索：松江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借宿，你们查过没？

一群人立马眼睛都亮了，老柏说当年自己在松江的松金青中心保安团司令部当厨子，司令部有个内部招待所，明面上不对外开放，但只要有保安团的军官出具介绍信和担保函，就可以让社会人士入住。



这下给调查组兴奋的，春节也不过了，直接到松江公安处调取了保安团的所有档案，还真发现了当年内部招待所开业期间的所有旅客入住信息。

在入住信息中，满足1931年12月1日至5日入住、非军人这两个条件的只有3人，其中2人为夫妻（可以排除）。另一人名为梁壁纯，上海人，12月1日入住，12月4日离开（刘志纯在3日与7号完成交接，时间对得上）。

梁壁纯的担保函显示，此人是担保人郭洪顺（保安团营长）的族叔郭北昌在上海所经营的“祥德源国药号”的伙计，前来松江采购中成药。

调查组认为，梁壁纯很有可能就是7号交通员，而想要验证就必须找到担保人郭洪顺或者他的老板郭北昌，哪怕是找到祥德源国药号也好。

然而，郭洪顺在十几年前因贪污被解职，去向不明；郭北昌在1941年病逝；祥德源国药号已注销歇业，原址成了一家鞋帽店。



没办法，调查组就在祥德源国药号的原址附近问老头，3天里问了一群老头，拼凑出了关于梁壁纯的一些信息：

梁壁纯，江苏嘉定人，1931年12月初前往松江采购中成药（与保安团招待所担保函所写一致），后于12月5日上午返回祥德源国药号，当日请假回家休息，而后离奇失踪。

调查员还找到了拍摄于1931年的祥德源国药号员工合影，将其交与刘志纯，刘志纯很快认出了合影中的梁壁纯便是当年与自己交接的7号交通员。

梁壁纯，就是7号交通员。

7号交通员找到了，但是问题又来了，梁壁纯为何失踪？是私吞黄金潜逃还是遭到敌特暗杀，120两黄金又所在何处？



调查组又去到梁壁纯的老家嘉定，赌一把此人在老家就是干药工的，于是叫来了全嘉定的中药铺老板，其中年逾70的老中医陆积福还真回忆起了重要线索：

梁壁纯是陆积福的首徒，有一个老婆小名贞姑，后梁壁纯一夜失踪，贞姑便回到了娘家黄渡镇。



黄渡镇，调查组发现贞姑在1942年的一个秋天也一夜失踪了，又问遍贞姑的亲戚，得知贞姑就是被梁壁纯接走的，两人现居住在上海浦东洋泾镇。

1950年3月4日，调查组赶往洋泾镇，在梁壁纯的住所内将其抓获，此时这名昔日的地下交通员化名为申继谷，对外身份不再是药工，而是一名钟表匠。



然而，案件并没有就此水落石出，梁壁纯的供述推翻了调查组的所有推断：

梁壁纯自述，当年自己接到黄金后走水路前往上海曹家渡码头，抵达码头后上了一辆黄包车，过桥时因上坡吃力，有一不明身份的“好心人”主动上前推车，而后用满是药味的布将他蒙晕了。



当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是躺在了一家客栈的房间里，客栈伙计称他足足睡了18个小时，是被三个男人用黄包车送来的。缓过神的梁壁纯立即检查行李，发现装有黄金的小皮箱已经不见。

这时，这起黄金大劫案里最离谱的事情发生了:

丢失黄金的梁壁纯并没有选择立即与上级取得联系汇报情况，而且想起了当时上级交代任务时说的一句：人在物在！

梁壁纯一琢磨，现在物不在了，那是不是自己也要不在了，于是担心被组织“锄奸”的7号交通员选择了跑路！

跑路之前，梁壁纯还给自己留了后路，免得日后真让组织抓到了，说自己是被劫了没人信，于是就忽悠客栈老板给自己出具了一张加盖了公章的书面证明。



此外，梁壁纯还交代客栈老板日后若有人问起，就说什么都不知道，否则就会有杀身之祸，除非是他本人来问，或者对方说出暗语“廿七”才能讲述当日经过。



准备好这一切后，梁壁纯就到一座破庙里出家了，两年后改名为“申继谷”，出寺当起了钟表匠，直到好几年后才敢把妻子和3个孩子接了过来。

经核查，梁壁纯所言确实属实，但这只能证明他没有私吞黄金，而劫匪到底是谁，黄金又去了哪里还是一无所知。

能够指向劫匪身份的，可能就是那辆黄包车，但那个年代压根没有摄像头，即便黄包车是有车牌号的也查不到。

就在调查组一筹莫展的时候，当年梁壁纯入住客栈的伙计，找到调查组说自己前几天做梦，梦到了当年的黄包车，车牌号是300169！



虽然梦到车牌号有点离谱，但是调查组还是查了一下，但发现车主的身份清清白白，没有任何可疑点。

没啥可查的了，调查组就大海捞针，把几十名上海的老警察叫过来一起喝茶，看看有没有人对“抢劫犯”、“黄金”、“黄包车”这三个关键词有印象，但最终啥也没问到。

这时候老天爷再一次帮了调查组一把，把一名和调查组喝过茶，叫曾丰的老警察送进了看守所（因个人历史原因），在看守所里曾丰就和一群犯人聊天，说起了调查组正在查一起黄金大劫案。



最重要的是，曾丰告诉这群犯人，要是能提供线索就可以减刑，这时候有个叫冯安宝的犯人眼睛都亮了，“三个人”、“黄包车”，怎么说怎么像自己的表哥。

调查组闻讯赶到后，冯安宝说，他的表哥吉家贵有两个结拜兄弟刘阿古、庄克，平时没啥爱好，就喜欢自己家闲置的黄包车，车牌号是300196。

听到这个车牌号，调查组顿时惊了，倒不是因为冯安宝还记得车牌号，而是300196和客栈伙计做梦梦到的300169就只是最后两位错了，世上没有这样的巧合，这说明吉家贵三人相当可疑。



1950年5月11日，专案组带人夜袭吉家贵的杂货铺，当场抓获吉家贵，并找到了当年装有黄金的白铜盒子。

吉家贵到案后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此人并不是敌特，事先也不知道盒子里装着的是中央发往上海的黄金。



他只不过是想用黄包车作为幌子，随便在大街上找个人打劫，然后抢点钱自己回家开个小店。

可没成想，三人第一次出手，就劫到了120两黄金，喜出望外的三人也不管这黄金的来历，一人40两就给分了。

最后那120两黄金中，吉家贵、刘阿古已将40两黄金用于开店，庄克将自己的40两交给了父母20两，后参加抗日战死沙场，而其父母所留的20两黄金至今未动，后主动上交调查组。吉家贵、刘阿古则被判死刑，立即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