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mir Sagolj/Reuters
当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周会面时，全世界都会关注他们是否能够达成一个框架性的贸易协议，并最终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恢复持久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
不要对此抱太大期望。
无论他们在韩国的区域峰会上计划好的会晤中发表什么言辞、达成什么协议，都不过意味着两位领导人之间短暂的休战，他们不受国内或制度约束，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立场。
欢迎来到新的强人时代。
如果当今世界看起来紧张不安，联盟正在破裂，暴力冲突不断出现，动荡习以为常，那是有原因的。这是一个由领导人凭个人意志而非规则和共识统治的世界所产生的早期震荡。
像这样的领导人在全球各地不断涌现——萨尔瓦多的纳伊布·布克尔、突尼斯的凯斯·赛义德、匈牙利的欧尔班·维克托，以及那些已经根深蒂固的威权统治者，比如俄罗斯的弗拉基米尔·普京和朝鲜的金正恩。
而现在，在美中关系中，这是第一次由两位具有相似政治风格的领导人掌舵两国。其后果——至少在未来四年里——可能会十分深远：更多的冒险行为、更大的不稳定性，以及更高的误判与冲突风险。
特朗普与习近平，以及他们所领导的国家，当然在诸多方面存在差异。然而，两人都试图将各自的政治体系按自己的意志重新塑造。特朗普已经劫持了共和党，将其变成了个人的政治工具。习近平对中国的控制程度之深，甚至足以让毛泽东感到羡慕。
他们在国内缺乏制衡，这让他们在达成协议时拥有很大的自由度，但也使任何潜在协议变得脆弱，容易发生变化。强人式领导者可能是不可靠的国际合作伙伴。在被忠诚者包围、权力制衡被削弱的情况下，他们在违背承诺或突然改变路线时，几乎不会面临国内后果。我们已经从这两位领导人身上看到过这种情况：特朗普政府指责中国未能履行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做出的贸易承诺，而特朗普本人今年也多次宣布对贸易伙伴加征关税，却又很快撤回。
缺乏制约会对全球安全不利。由于强人领导者不会被追责，他们就不必履行承诺，因此他们的威胁缺乏可信度。在虚张声势中，各方往往难以判断真正的红线在哪里——例如，特朗普曾多次向普京发出关于乌克兰停火的最后通牒，而后者则一再无视。
在这样的环境下，国际行为的护栏逐渐消失，冲突爆发的可能性随之上升。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威权领导人——周围都是一味迎合其意志和政策信念的应声虫——更倾向于冒险、发动战争并升级冲突。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在一群阿谀奉承者的拥簇之下，普京对乌克兰作出了严重误判，发动了一场震动世界的战争。特朗普在加勒比地区据称未经司法程序就处决涉嫌毒品走私者，以及对委内瑞拉的威胁攻击，这些行为与前者属于同一种冒险倾向。同样，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在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所采取的嚣张军事行动也是这一逻辑的体现。国家间的冲突已经呈上升趋势。在这样的领导者掌权下，这种趋势可能会持续。
强人统治的影响也渗透到经济结构和日常生活之中。
这样的领导者更有可能攻击中央银行等国内独立机构，正如特朗普针对美联储的做法，这可能会刺激通胀并降低经济的可预测性。在个人专制体制下，经济增长和社会平等往往受到损害，因为权力倾向于集中在精英手中，依赖稳定政策的私人投资受到抑制，而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等基本公共服务则被忽视。特朗普对中国及其他贸易伙伴发起的贸易战已经造成经济扰动，并引发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预测。
强人领导者往往会为自己及其忠诚追随者谋取私利，同时通过将资产转移到海外破坏本国经济。例如，据报道，习近平的家族已积累了超过10亿美元的资产，与此同时他利用反腐运动清除政敌。特朗普不受约束的第二任期也恰逢其家族在中东房地产、加密货币及授权费等交易中的参与激增。
随着威权领导者制造对于“内部敌人”的恐慌，镇压也随之加剧。习近平政权拘禁或压制持不同意见的记者和人权律师，夸大新疆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威胁以便为极端镇压寻找理由，并以“国家安全”为名剥夺了香港曾享有的自由。特朗普政府则发动移民突袭，并向民主党的票仓部署国民警卫队，破坏私人财产并拘留美国公民。其发起针对政敌的起诉带有明显政治动机，并试图对独立的美国政府机构施加控制。
对政治体制和规范造成的破坏可能造成深远影响且难以逆转。以波兰为例，2015至2023年法律与公正党及其领袖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执政期间，司法系统的独立性遭受严重侵蚀，如今重建工作面临重重挑战。
事实上，我们今天所经历的情况在历史的大部分时期都是常态。只有在上个世纪左右才开始采取更集体决策的治理方式，尤其是在战后时期，稳固的制度、联盟和规则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全球和平与繁荣时代。
那个时代正在消退。本周特朗普与习近平的会晤，与其说给美中关系带来稳定和信心，不如说可能意味着另一件事：强人统治的不确定性和动荡的回归得到了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