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此前报道，拉斯洛是一位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兴趣的作家。其译者余泽民曾回忆，自从拉斯洛1991年以记者身份前往中国之后，便深深迷恋上中国，不仅称中国是“世界上仅存的人文博物馆”，回家后还要求全家人改用筷子吃饭。他尤其迷恋《道德经》和李白，余泽民也曾陪伴他在中国沿着李白的足迹走了近十座城市。
拉斯洛
1985年，拉斯洛发表了为他带来巨大声誉的首作《撒旦探戈》，该作品后被改编成同名经典电影。他囊括了科舒特奖、马洛伊奖等几乎所有重要的匈牙利文学奖项，其作品《撒旦探戈》《仁慈的关系》《反抗的忧郁》等作品均被引入中国出版。今年年初，人民文学出版社刚刚出版了拉斯洛的短篇小说集《世界在前进》。
新晋诺奖得主拉斯洛，他是中国文化迷
瑞典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2025年10月9日13:00（北京时间19:00），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匈牙利作家拉斯洛·卡撒兹纳霍凯（László Krasznahorkai），因其“在末世恐惧中仍能通过充满力量与远见的作品重申艺术力量”，成为新晋诺奖得主！
“得知消息后我有点意外，在2018年的奥尔加·托卡尔丘克之后（诺奖）又给了一个中欧作家，但也很惊喜，因为拉斯洛得诺奖绝对是实至名归。”翻译家、《世界文学》原主编高兴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很多年前拉斯洛就来过中国，在翻译家余泽民家里住了一个月。拉斯洛对中国文化，对东方文化有十分浓厚的兴趣，上街采访过无数普通中国人。他的采访往往就两个问题——第一，你读过杜甫吗？第二，你认为李白和杨贵妃是什么关系？”
高兴透露，余泽民一直推动拉斯洛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但在2015年的国际布克奖之前，中国出版方对拉斯洛兴趣不大。“匈牙利是一个人口不到一千万的小国，但文学潜力极大，还有纳道什·彼得也非常杰出。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文学的共和国中，确实存在某种公平吧。”
匈牙利作家拉斯洛·卡撒兹纳霍凯（László Krasznahorkai）
他自称他的文字染上了一股“中国味道”
拉斯洛与中国很有缘分，他非常崇拜李白。早在1991年，他就曾以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回去后写了一部散文体游记《乌兰巴托的囚徒》。按其中文译者、翻译家余泽民的说法，拉斯洛在华期间得到了周到、完美的安排，“他的文字和他看到的面孔一样带着笑容。”
那次旅行，让拉斯洛从中国回来就向家人宣布：“从今天开始咱们改用筷子！”“家人听了莫名其妙，以为他在发神经，殊不知，拉斯洛真的染上了‘病’，一场持续了多年的‘中国病’。”余泽民有这样的回忆，“从那之后，不管他走到哪儿，都不忘搜集与中国有关的各种书籍，关心与中国有关的消息和新闻。在外吃中餐，在家听京剧，不管跟谁闲聊，开口闭口都离不开中国。他尤其迷恋古代中国，崇拜诗仙李白，他自称在他的文字也染上了一股‘中国味道’。”
《仁慈的关系》
余泽民与拉斯洛相识二十五年，1998年陪拉斯洛重访中国，沿着李白的足迹走了10座城市。从2005年开始，余泽民在《小说界》杂志开设“外国新小说家”专栏，第一期介绍的就是拉斯洛，发表了其小说《茹兹的陷阱》。两年后，余泽民又发了拉斯洛的一篇《狂奔如斯》。
“拉斯洛迷恋中国文化，除了游记《乌兰巴托的囚徒》外，还写过两部关于中国和东方文化的书：《北山、南湖、西路、东河》和《天空下的废墟与忧愁》，后一本书中有一篇《奶奶》，写的就是我的母亲。每次他到北京，都会住在我母亲家。”余泽民说，“他一直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出中文版，那将是他与他推崇的中国文化的对话。”
第二位来自匈牙利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今年71岁的拉斯洛是匈牙利当代重要的作家之一，1954年生于匈牙利贝凯什州，1985年出版处女作——长篇小说《撒旦探戈》，1986年出版短篇小说集《仁慈的关系》，1987年移居德国柏林，1989年出版长篇小说《反抗的忧郁》，该小说于1993年获得德国年度文学作品奖。2004年，拉斯洛获得匈牙利重要的文学奖项科苏特奖，2015年被授予国际布克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匈牙利作家。
《撒旦探戈》
如今，拉斯洛成为凯尔泰斯·伊姆雷（2002年诺奖得主）之后，第二位来自匈牙利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在作家之外，拉斯洛也是一位编剧，他和匈牙利导演贝拉·塔尔彼此十分信赖。拉斯洛的多部作品被匈牙利导演贝拉·塔尔改编为电影，由其代表作《撒旦探戈》改编的同名电影（约8个小时）是电影不朽的经典。而贝拉所有电影剧本也都出自拉斯洛之手。
新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中国情缘：三度来华旅游，喜爱李白和儒家经典
当地时间2025年10月9日13:00（北京时间19:00），瑞典学院将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匈牙利作家拉斯洛·卡撒兹纳霍凯，以表彰其“在末世恐惧中仍能通过震撼人心且具先知般洞察力的作品，重申艺术力量”的杰出成就。
拉斯洛·卡撒兹纳霍凯，这是一个需要深呼吸才能一口气念完的名字——就像他小说中无限增重的长句一样。对远在大洋彼岸的许多中国读者来说，他并非是个家喻户晓作家。
来源：诺贝尔官网
但实际上，现年71岁的拉斯洛·卡撒兹纳霍凯在世界文坛驻足已久，最早在1991年就来到过中国，从而迷上了中国文化，在他看来，中国是“世界上仅存的人文博物馆”。
他喜爱李白和儒家经典，并为自己取过一个中文名——好丘，意思是美好的山丘，以及对孔丘的喜爱。此后在1998年，他再一次来到中国，沿着李白的足迹走了近十座城市。最近的一次，是于2009年前往上海和北京两地旅游。
有评论家曾称赞他“以冗长而连续的句式，逼视人类在废墟与幻觉之间的生存困境”，并认为他的文字“如一种祷告，既绝望又庄严”。
被东方思想吸引的拉斯洛
1954年1月5日，拉斯洛·卡撒兹纳霍凯生于匈牙利东部小镇久洛，父亲是律师，母亲是公务员。高中毕业后，他和那个年代出生的东欧人一样，经历了自由匮乏的时期，18岁的他曾到农村当晚班保安。此后，先后在塞格德和布达佩斯的大学里读了两年法律，准备继承父业，但最后还是转到文学院，改读大众教育。
大学毕业后，他曾短暂在出版社任职，随后全身投入写作。
拉斯洛成名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处女作《撒旦探戈》让他一举成名——小说讲述一个荒凉村落的崩溃，所有人物都陷入欺骗与盲信的恶性循环，结构复杂、句式漫长，几乎每一页都在挑战读者的耐性。文学评论界称，他是“把句号驱逐出匈牙利语的人”。
他的写作极度个人化：长句如河流般延展，语义层层堆叠，情绪在重复与变奏中缓慢生成。有媒体评论：“读卡撒兹纳霍凯，就像走进一个无路的迷宫——而你只能靠信念往前。”
此后的两部作品《反抗的忧郁》与《战争与战争》，继续了他对人类末日意识的探索。那种带有宗教意味的“荒凉感”，让他被称为“东欧的卡夫卡”。
90年代初，他与导演贝拉·塔尔（Béla Tarr）的合作，让他的文学进一步视觉化。电影版《撒旦探戈》长达439分钟，折算下来超过7个小时，被誉为“黑白影像的极限体验”。
电影版《撒旦探戈》
在拉斯洛·卡撒兹纳霍凯看来，“写作是一种反抗时间的方式”。他的作品拒绝任何简化或情节快感——那是一种对人类精神极限的考验。
进入21世纪后，拉斯洛·卡撒兹纳霍凯的文学逐渐跨出欧洲。他多次到访中国，对亚洲文化有着意外的共鸣，这让他成为极少数主动与亚洲语境发生对话的欧洲作家之一。
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所有中国古代的大诗人，李白、杜甫我都很喜欢。但李白，我不仅喜欢他的诗歌，也喜欢他的个性。在1991年我制作过一张地图，通过李白的诗歌标出他一生踏过的山川河流。于是1996年我就顺着这些地点去追寻李白的足迹。”
奖项的意义：文学的尊敬，或世界的注目
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聂鲁达曾说：“诺贝尔奖，无论它发给谁，总是一种对文学的尊敬。我不是那种会争论某个奖有没有颁对的人。重要的是这个奖——如果它有任何重要性的话——对作家这个身份给予某种尊重。这才是重要的事情。”
这句话在当下被频繁引用。因为每一年的文学奖，都是一次关于“文学还有什么意义”的集体提问。
在商业出版与AI生成内容迅速膨胀的今天，拉斯洛·卡撒兹纳霍凯的获奖就如同他反乌托邦的写作轴心一般，带有某种象征意义。瑞典学院以这种极端、艰深、几乎拒绝娱乐化的写作为奖项对象，本身就是对文学价值的一次强调。
正如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获奖后所说：“诺贝尔奖不会改变你的作品，但它改变你在社会中的角色。”
来源：诺贝尔官网
奖项本身是一种放大器。它让一个长期被小语种文学包裹的名字，突然进入全球的出版系统与翻译体系。这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现实功用：它让“异国语言”有机会被重新聆听。
每年，诺贝尔文学奖不仅仅是一场荣誉的授予，也是一场文化的对照。
去年的得主是韩国作家韩江，她以简洁与留白见长；而今年，拉斯洛的“无止境长句”仿佛构成另一极端。这种反差或许正说明，瑞典学院试图在文学的两端，保持某种平衡。
对读者而言，诺贝尔文学奖更像一个信号。它提醒人们——文学仍然存在，仍然有力量让人重新思考。
文学的价值，并非改变世界，而是让我们重新感受世界。正如他在此前接受采访时曾说的一样：“我写作，是为了寻找一个仍然能让人保持清醒的声音。”
在匈牙利，一个小语种国家的作家，以这样一种冷峻、极端的写作方式获得全球认可，这本身就构成了象征意义：在躁动与碎片化的信息时代，仍然有人选择写那种“必须静下心来才能读完”的书。
拉斯洛·卡撒兹纳霍凯的获奖，或许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启示——尽管身处世界的某个角落，但仍旧能在属于自己的范围内找到一个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