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家妇产医院门外，摄于去年。自9月1日起，中国所有雇主都必须为员工缴纳社保。 Andrea Verdell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从9月1日起，中国所有用人单位都必须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用于保障养老金、医疗保险、带薪产假及其他福利。
考虑到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如此薄弱，这对许多普通中国人来说本应该是好消息。但许多中国人对这个消息的反应不是庆祝，而是担心和不满。
小企业主表示，他们的劳动力成本将大幅上涨。员工则推测，老板会解雇他们或降低他们的工资。经济学家警告，这项政策可能会迫使更多人进入零工经济，有可能导致正式就业率降低，使劳动者失去保障。
“他要是强制交出去，我们得关门回家了真的，”闫雪娇（音）说，她和家人在北京经营一家米粉店。
“特别是今年的行情，你看一下问一下这家哪个老板能干的，”她继续说道，并指着位于市中心这条街上空无一人的餐馆，包括她自己的餐馆。“现在都准备找房东退房还是不干了。”
新规引发的广泛焦虑凸显出中国政府在加强薄弱的社会保障体系时面临的多重挑战。一方面，专家普遍认为，中国迫切需要充实国家养老基金（有专家预测，国家养老基金可能在2035年耗尽），同时设法缓解民众在住房、教育和医疗方面的负担。这将有助于减少中国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压力，并刺激消费，这是政府提振经济增速放缓的一个主要目标。
但经济萧条也意味着，即使在不强迫缴纳社保费之前，许多中小企业已经举步维艰。中国法律规定社保费由雇主和雇员共同承担。一些年轻人也已选择不缴纳社保，而是把更多的钱留给自己，以满足日常需求。
如果中国政府全面推行该政策，代价可能十分高昂。据法国兴业银行的分析师估算，新规可能使雇主和雇员的综合成本增加约相当于中国GDP的1%。与许多美国同龄人一样，中国的许多年轻人也对自己能否享受到政府承诺的福利持怀疑态度。由于出生人口减少，缴纳养老金的未来劳动力后备在缩小，年轻人担心养老金将在他们退休前枯竭。
“如果像我们这样的人还要继续缴20年——我还能再活20年吗？”40多岁的闫女士问道。“即使我能活到那个时候，我能肯定自己会拿到这些钱吗？”
在北京一个公园里玩扑克牌，摄于去年。 Andrea Verdell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中国法律长期以来一直要求雇主和雇员分担社保费的缴纳。虽然具体比例因地区而异，但通常雇员需缴纳工资的约10%，雇主承担约25%。（没有正式劳动合同的兼职或零工人员除外。）
但法律没有得到严格执行，许多雇主要么少缴，要么干脆不缴，还有雇主与员工签订“不缴社保”的约定，把更多的钱发给员工。去年对6000多家中国企业的调查发现，只有不到30%的企业完全遵守了缴纳社保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上个月宣布，任何无需缴纳社保的约定都是无效的，并称法院将支持劳动者诉讼不缴纳社保的雇主。
官员们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新规目的是保护劳动者免于被迫签订不公平的劳动合同。法官陈宜芳表示，新规也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
但劳动者群体的反应不一。
一些人表示赞赏，称他们想让自己的未来有保障，但也有人说，更迫切的是现在把更多的钱掌握在自己手中。
35岁的曾先生在闫女士米粉店附近的一家韩国餐馆工作。他说自己现在每月挣6000元，若他和老板都开始缴纳社保基金的话，他预计自己的税后工资将减少至少1000元。他说，他可能不得不动用积蓄，以支付每月5000元的房贷。
他更倾向于不参保，“钱到手里多得劲啊，”他说。他还说，未来福利的承诺没有吸引力。“想得那么老远，你先过好当下。”
还有劳动者表示，他们预计老板的应对措施是雇佣更多的临时工，或者降低工资。北京一家发廊老板胡阳（音）正是这么打算。
胡阳说，他将把雇主的规定缴款计入员工总福利，并从员工的工资中扣除。
否则，他说，他每个月将不得不多承担成千上万元费用，这是他无法承担的。“你开发廊能挣多少钱？”他说。“不光是我们行业，包括中间那些饭店，只要是涉及到打工的这些面临的情况都一样，对吧？”
北京，工人寻找日结工作，摄于上月。 Qilai She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中国的社会保障资金几乎完全来自雇主和雇员的缴费，不像其他国家也会依靠一般税收收入。这意味着雇主和雇员所需缴纳的费率远高于许多其他国家。例如，在美国，雇主和雇员各自缴纳的社会保障税和医疗保险税合计不到8%；在日本，雇主和雇员各自为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缴纳约14%的费用。
对雇主的严重依赖源于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历史遗留，当时国有企业承担着绝大多数劳动者的福利保障。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保障学教授鲁全表示，政府应该逐步降低这些比率。配合严格监督雇主实际缴费情况，将使政府能够在不给企业主带来过度负担的情况下增加养老金。
“大家都要强制参加一个制度的前提是这个制度是个好的制度，”他说。“（所以我们）仍然是要下调费率。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但纽约外交关系委员会中国问题研究员刘宗媛称，当局还需要解决年轻人对体制的不信任，并让他们相信，他们真的会从中受益。地方政府挪用养老基金的历史，以及收入增长缓慢加剧了这种不信任。
“我认为这纯粹是一个数学问题。如果人们意识到他们的工资不会增长，他们怎么能指望今天缴纳的养老金会在几十年后返还呢？”刘宗媛说。
还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在经历了疫情期间的严格管控之后，许多年轻人对政府的越权行为持谨慎态度。他们认为养老金制度非常不公平，因为城市和公共部门的退休人员比那些在民营企业或农村地区工作的人享有更多的福利。
“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她说。“并不是说政府发展经济，这个问题就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