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按照有关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本理应对中国人民进行赔偿。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却没有得到日本应有和及时的战争赔偿。此后，由于时事变换，最终中国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这段历史背后有着复杂的成因。
美国违背诺言，从中作梗
在处理日本问题上，美国认为其在对日战争中起了巨大作用，便以盟主的身份自居，操纵和包揽了日本赔偿等事宜。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虽然表面上跻身四强，但在赔款事宜中所起的作用很有限。
1945年由中、美、英三国发布的《波茨坦公告》明确了日本赔偿的原则，即可以保留维持其经济运转所必须的工业设备和实物，其余的用来赔偿。
资料图：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
战后初期，美国曾推行“先期拆迁”计划，即将提日本工业设备实物的30%作为直接受日本侵略国家的赔偿物资，其中中国可得15%。但随着美苏对立加剧和中国解放战争的推进，美国为扶持日本作为反苏反共基地，不断缩减赔偿范围。
中国战时损失，据国民党行政院赔偿委员会的估计，按当时价格计算，不下620亿美元，而中国分得的赔偿物资才约值2250万美元，只占万分之三。中国分得的赔偿物资中，最大、最新、最完整、最切合需要的成套设备首推吴港“11—5—5”海军兵工厂的1.5万千瓦发电设备一套；其次是同厂的200吨码头式起重机一具。中方得到通知后，立即派了几位专家前往拆迁。
就在这两套设备拆卸时，美国政府于1949年5月13日向盟总颁发临时指令，取消了“先期拆迁”计划的执行，停止了日本对各盟国的赔偿。至此，战后对日索赔的事宜实际上已被美国腰斩。
国民党为己私利，出卖民族大义
1949年下半年，中国的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12月底，国民党当局全部撤到了台湾。
台湾当局为获取美国支持及维持所谓“中国合法政府”代表的形象，在对日赔偿问题上态度大变，甚至表示可酌情核减或全部放弃赔偿。
国民党对日索赔态度的转变，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还在于蒋介石坚持反共而对日本反共政府采取的所谓宽大、不进行报复的政策，以实现它以中国合法政府的身份参加对日和约的签字。因为日本曾在此前威胁说，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判，签订双边条约。
1952年2月17日，台湾与日本和约谈判正式开始。谈判几经周折，台湾当局多次妥协让步，最终在战争赔偿等实质问题上彻底放弃。1952年4月，台湾当局与日本签订所谓的“日华条约”，为一党一派之私利出卖民族大义。
资料图：1952年4月，“日华条约”在台北签署。
中国政府从大局出发，放弃战争赔偿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将蒋介石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中国成为联合国成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图为当电子计票牌上出现表决结果时，代表们热烈鼓掌，欢呼这一全世界人民和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的胜利。 新华社发
70年代初，由于国际战略格局发生变化，美国外交政策实施了两项重大转变：一是美国承认中国并对建立外交关系进行谈判；二是征收10%的进口税，主要目的是打击日本，同时停止美元和黄金的兑换。这两项与日本关系极为密切的政策出台，狠狠打击了精神上毫无准备的日本。这一切大大刺激了日本政界。他们不能不反躬自问，对华政策上紧跟美国是否做错了。
不久，不得人心的佐藤政权垮台，田中角荣出任内阁总理大臣。田中就职后立即宣布把日中邦交正常化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机渐趋成熟，战争赔偿问题再次被提上日程。
1972年7月以后，中国为实现与日本邦交正常化进行积极的准备，周恩来总理就放弃战争赔偿问题作了下述指示：第一，中日邦交恢复以前，台湾的蒋介石已经先于我们放弃了赔偿要求，共产党的肚量不能比蒋介石还小。第二，日本为了与我国恢复邦交，必须与台湾断交。在赔偿问题上采取宽容态度，有利于使日本靠近我们。第三，如果要求日本对华赔偿，其负担最终将落在广大日本人民头上，这样，为了支付对中国的赔偿，他们将长期被迫过着艰难的生活。这不符合中央提出的与日本人民友好下去的愿望。
资料图：1978年8月12日，《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1978年8月12日，在北京发表了《日中共同声明》，中日两国签订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同年10月23日生效。中国政府从中日人民世代友好的愿望和长远利益出发，放弃了1200亿美元国家间的赔偿要求。
资料图：1978年10月23日，《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在日本首相官邸举行。
中国政府虽然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但是，就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的赔偿要求——1800亿美元的国民赔偿要求，中国政府在任何场合都没有宣布予以放弃。
这种对受害赔偿要求的保留，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符合国际法的向日本提出受害赔偿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