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8日，新华社发布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下称《方案》）。《方案》规定，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补贴，至其年满3周岁，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虽然从2021年起，国内多地就有推出包括育儿补贴在内的多种措施来促进生育，但由于各地财政状况不同，补贴范围、补贴金额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地区差异，因此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群从未被育儿补贴政策覆盖。而国家育儿补贴制度，作为首次在全国全面向群众发放的现金补贴，一孩、二孩、三孩均可申领育儿补贴。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对澎湃新闻表示，该制度“是延续着近年来关于生育支持政策的发展方向，将不同地区所实施的生育补贴政策的地方经验逐步上升为国家安排”。
谁更在乎育儿补贴？
育儿补贴对生育的正向调节作用有多大？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杨凡教授等人今年5月在《人口研究》刊物上发布了一篇调查，他们发现在各类生育支持政策中，已婚未育和已婚一孩人群对生育补贴政策作用的认可度最高，认为有用的比例分别达到了70.3%和77.2%。
不过，根据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黄乾教授等人基于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主持实施的“中国企业雇主—雇员匹配数据调查”所做的分析发现，尽管各项政策均可以不同程度提升生育意愿，但各项生育支持政策对不同群体的作用也有所差异：
例如工作-家庭平衡计划对已育、高收入、高工作强度、大城市女性职员作用更大，29岁及以下、高学历、大城市未育女性职员则更看重生育假，而生育补贴对29岁及以下或40岁及以上的中小城市女性职员作用更大。黄乾等人分析认为，这是因为在三线及以下城市中，“生育的直接成本依然在生育决策中占主导”。
国家是兜底，各地还需因地制宜
虽然每孩3600元、3年共计1.08万元的国家级补贴，在大城市家庭看来并非“巨款”，但对于低收入家庭而言，这样的支持十分重要。
育娲人口研究团队基于《中国统计年鉴2023》中披露的数据计算了不同地区、不同收入群体的生育成本，显示低收入组家庭0-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为12.6万元，中间偏下收入组家庭为28.2万元。另外，根据该团队的计算，0-3岁婴幼儿的养育成本平均占各阶段总养育成本的20.5%。这意味着1.08万元的生育补贴，对低收入家庭而言，绝非“杯水车薪”。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中国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钟辉勇在接受澎湃财经上下游栏目采访时提到，中央财政会根据东、中、西部的财力状况给予不同比例的补助，从而有效帮助财政实力较弱的中西部地区兜底，确保政策能够持续发挥效果。
而《方案》提出的“地方提标部分由地方财政自行承担”“省级或市级政府部门拟出台其他育儿补贴政策或提标的，应加强事前论证评估，并按照民生政策备案有关要求，报上一级主管部门备案。”也给予了各地育儿补贴政策的弹性空间。
此前，国内已有多地探索和发布育儿补贴。据2024年11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负责人公开发布的数据，“23个省份在不同层级探索实施生育补贴政策，其中云南、宁夏、安徽实现省级层面政策覆盖。”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王智勇的梳理，从2021年四川攀枝花在国内首创育儿补贴机制以来，地方育儿补贴的模式主要分为一次性发放现金和定期发放补贴两种，此外也有一次性发放和定期发放相结合的综合支持型。
而这些育儿补贴政策，对各地的民生预算也提出了不低的要求。
比如近期因今年上半年出生人口同比增长达5.6%再次引发关注的湖北天门。根据其市委书记纪道清在《中国人口报》上撰文的介绍，天门生育二孩家庭最高可享受综合补贴21.6万元、生育三孩家庭最高可享受综合补贴28.5万元（包含购房补贴和职业补贴）。根据纪道清的测算，天门市2024年至2026年预计投入3亿多元用于鼓励生育，有望多出生3000多个孩子。
《方案》也强调，育儿补贴方案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考虑人口发展状况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合理确定补贴范围和标准，确保财政可负担、政策可持续。”
除此之外，就像黄乾教授针对企业女性职工的调查分析发现的那样，育儿补贴能缓解一部分因生育而带来的经济压力，但这不是育龄人群唯一考虑的因素。除了化解生育带来的经济压力，如何让家庭与工作之间取得平衡，如何缓解托育、教育等抚养焦虑，这些都需要政府、企业、家庭多方通力合作才能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