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家新开的商场。 (Andy Wong/AP)中国北京、浙江等地政府机构、国有企业近期再次传出减薪消息。无论是公务员、央企白领，还是民企员工，几乎所有家庭都在“勒紧裤腰带”。从办公室到菜市场，收入锐减引发消费信心崩塌的连锁反应。有评论指出，一场深层的经济与社会信任危机，正在浮现。
随着经济环境持续恶化，2025年初以来，中国普通家庭的压力日益突显。在北京工作的李先生是某央企基层员工，他本周一（6月16日）接受本台采访时大吐苦水：“我原本一个月拿六千元，现在只剩五千了，有些津贴也没了，我老婆她们公司（民企）有的人减工资，有的人接到裁员通知，说做到七月底。”
另一名在北京国企工作的马先生也透露，自2023年以来，公司已进行两轮减薪裁员。“基本工资缩水，公司还取消了餐补和交通补贴。今年工作实际减幅按不同职位减5%，到20%，原来两三个人做的工作，现在要一个人来做，整体忙得不可开交。”
为了应对开支压力，部分员工不得不兼差维持生活。吴先生说：“我现在只能到外面找活干，但也不好找，只得托朋友介绍一些企业外包的设计类业务。”
据公开资料显示，自2025年起，包括中金公司、国家开发银行等在内的央企都在采取“优化措施”，以降低成本。据财新网早前报道，中国27家中央金融类企业已经陆续开始实施薪酬限制措施。这些措施主要针对高管和员工的薪酬，目标是将年薪上限设定在100万元人民币，且中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酬可能被削减一半。
据中金公司一名基层员工透露：“我们整栋楼的人几乎都降薪了，有最低级别的也要降薪5%，中高薪员工听说降得更多。”
公务员体系“象征性”降薪已成实质性压缩
浙江诸暨的郑先生表示，该省公务员普遍被纳入降薪范围：“我的一个朋友是公务员，听说今年普通公务员的一年的工资又降了五六万元，科级以上降八到十万，再高一点的降十五万左右。前年已经降过一次了。今年再降薪。不过，公务员工资本来就高，降薪是应该的。”
去年，浙江省财政厅公布的《2023年公布的预算（草案）》显示，该省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同比锐减25%，导致行政支出大幅削减。这种财政紧张的局面在全国多地蔓延。
山东青岛居民耿先生告诉本台：“我的一个亲戚在县当公务员，听说一些乡镇干部薪水打折，除了发七成，还延迟发放。现在县财政也没钱，派出所警察的福利也比以前少了。”
在广东，一位法律界人士表示，多个地区的警察薪资水平已大幅回落：“年薪从前年的30万元下滑到20万元。”东莞一名国有银行中层职员也透露：“我们两年降了30%，绩效奖金几乎全砍。”
另据X平台账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发布的图文显示，6月15日，山东一名博主曝光县级财政困难。 他县副科级干部的表妹称，近两年县里一块土地也没卖出去，很多房地产项目停着。县财政负债较多，一直没缓过劲来。她们部门去年8月份用于办公的租车费用，到现在也没能兑现和支付。她自己出差的费用，半年了也一直没报销。
消费市场骤冷 通缩压力蔓延
山东居民孟先生指出，政府虽然力图刺激内需，但降薪潮导致居民收入缩水，消费力被严重压制。他告诉本台：“价格战成为许多小商户最后的挣扎，比如我们这里好的排骨才卖人民币十二块钱一斤，生猪收购价才几块钱。猪肉价格直线下滑，连带餐厅也拼命打折求生，这样搞不是竞争，是互相拖垮。”
北京海淀居民苏女士也忧心忡忡：“我们这边小超市在疯狂压价，我怕再撑几个月全倒闭了。”她观察到日常消费大幅缩水，从“品牌替换”开始，延伸到减少聚餐、削减娱乐：“现在全家每周六聚餐一次，儿子，儿媳妇和孙子去一次我家附近的餐馆，以前一周去两三次。”
尽管中国官方数据显示2025年第一季度经济“总体平稳”，但地方财政数据却揭示另一面。例如，浙江省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仅增0.2%，税收反而下降0.3%，非税收入增长1.8%，其中多数来自罚款与“非常规项目”。
江苏经济学者吴勤学分析，国企减薪、民企关停、商户恶性竞争，代表地方财政状况持续恶化。他说：“政府没钱管人，百姓没人愿意花钱。我们从体制内的减薪，到普通民众的消费崩塌，整个社会正在悄然形成一个自上而下的‘紧缩链条’。”
吴勤学认为公务员降薪只是开始，真正的问题是“民间失去了消费动力，企业失去了发展信心，整个社会的经济想象力在收缩。”
记者采访发现“内卷”、“通缩”、“降薪”以及“谨慎消费”，似乎成了描述中国经济状况的关键词。吴勤学警告：“过紧日子’如果只是口号，尚可忍受；若成为常态，甚至变成‘无日可过’，那社会的弹性与信心将真正面临极限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