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几次公务活动中，李在明佩戴的一枚特殊的国旗徽章引起了各界的注意，因为作为进步阵营的韩国总统，这枚徽章可能是一个重要的信号。
李在明总统5日在首尔龙山总统府举行的国务委员会会议上发表讲话。右边是放大的李在明的太极旗徽章。韩联社李在明上任后，5日主持第一次内阁会议、出席在首尔洞雀区首尔国家纪念馆举行的“显忠日”纪念仪式时，都佩戴了这枚徽章。徽章与一般的韩国国旗形状不同，左上角有一部分被撕裂。除此之外，太极图案以及四角四卦的排列，都与普通的太极旗不同。
这枚徽章是国会议长禹元植4日在总统就职午餐会上，亲手戴在李在明西装翻领上的。禹元植还通过Facebook页面透露了赠送此徽章的原因，禹议长说：“在国会各政党代表举行就职纪念午餐会后，我向他们赠送了3·1运动中使用的津宽寺太极旗徽章，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是确立国家身份重要时刻。”禹元植还转述，说李在明收到徽章后大为欣喜。
禹元植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面特殊的韩国国旗大有来历。由于日本侵略朝鲜半岛时期，推行“皇民化”政策，要求朝鲜半岛人民“创世改名”使用日本姓名（如韩国前总统朴正熙，日本名字为“高木正雄”），只能使用日语，不允许保存和制作象征大韩帝国、后来象征半岛独立的太极旗（这一套政策经过在朝鲜半岛的“迭代”，后来被用于奴役中国东三省，建立伪满洲）。所以这面特殊的太极旗实际上是在一面日本“日章旗”上绘制而成，四卦和红蓝太极与常见的太极旗有所不同，而且因为在反日独立运动中使用，饱受烽火，一角损毁。2009年5月26日，在首尔津宽寺七成阁拆除修复过程中，这面国旗在佛坛内墙上发现，所以称为“津宽寺太极旗”，是3·1运动原物中，唯一一面用日本国旗改绘的太极旗。2010年被注册为文化财产，后登记为韩国国家文化遗产，2021年被指定为韩国国宝。
2025年3·1纪念日前夕，韩国国会挂起巨幅津宽寺太极旗，下书“己未年（暨1919年）三月一日”，追慕独立先贤。在尹锡悦政府时期，韩日关系大幅度“恢复”，韩国在尹政府的主导下，在历史问题、慰安妇问题、领土领海问题、强征劳工问题等议题上大开绥靖绿灯。现在进步阵营和李在明似乎要举起反日“义旗”，其背景和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一是李在明当选后，攻守异位。虽然保守党仍然坚持对李进行司法追缉，但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刑事审判第7庭9日表示，决定推迟原定于本月18日进行的总统李在明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的重审。据韩国司法界推测，该案在李在明任期内开庭的可能性不大。
本来戒严之后，保守党控制的韩国公检法的各个节点，就不愿意“逆历史潮流而动”，现在李顺利当选“天命所归”，更是彻底“躺平”，一推了之，万一李日后爆出什么问题，还可以借“重申李案”假装一下正义，李在明牵涉的其他4起刑事案件，估计也要“后会无期”。这种情况下，李在明和进步阵营需要呼唤民众的道德共鸣，来对冲围绕司法争拗产生的不满。
二是对尹锡悦的清算，必然是全面而彻底的政治行为，单纯“回滚”尹锡悦政府的荒唐做法，不足以平息民怨，也不足以在党内服众，更不足以让外界看到，韩国已经有自我稳定的能力。
对国内，通过多部“特检法”，对尹锡悦夫妇进行全面深挖，同时对5名支持戒严的总统警卫处警卫处以停职待查，“倒尹”正快速向“抓尹”转变。对国外，将清算尹锡悦的媚日政策做为“头炮”，也非常合适。
现在东亚三国的关系进入回暖周期，各国都在观望韩国对重大历史问题的态度。适逢2025年是韩日邦交正常化60周年纪念，作为文在寅的接班人，李在明的反日既是理想主义的天性、本色和法统所在，也有实用主义角度，在首脑互动前抬高门槛，借机为韩国争取更多实惠的意味。尤其是韩日两国无论是在美国体系内的北美汽车市场、钢铁市场，还是美国体系外的半导体、AI领域，都有相当的重叠和竞争，“斗而不破，破也不怕”是两国关系的基本色调。
三是李在明6月7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9日与日本首相石破茂通电话，10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其表态中规中矩，没有脱离韩美同盟第一的基本框架，对之前调子比较高的“回归实用主义”也处理得比较谨慎。将日本放在靶心，既能让各方有所触动，又不至于让美国误以为韩国有“不臣之心”，算是一个聪明的处理方式。
四是李在明选前选后公开的“十大公约”、“五大使命”等承诺性纲领，能在短期内有“疗效”，也最能收拢民心、修复社会的，无疑是恢复经济。韩国开发研究院（KDI）在今年1月的经济动向中暗示“经济下行”后，连续4个月发布持续消极的韩国经济展望，5月又使用了“经济放缓”一词，进一步提高了警告水平。
实际上，韩国以建筑业为中心，生产增加趋势最近一直在低水平徘徊。2025年4月份全产业生产（0.4%）因建筑业持续低迷，增长率低于3月（0.9%）。在建筑业生产(-20.5%)持续低迷的情况下，服务业生产(-0.7%)也以金融、保险业(-0.6%)和专业科学(-0.2%)为中心持续放缓。
进出口情况也不容乐观，韩国2025年5月份出口比去年同期减少1.3%，出口增长率时隔4个月跌至负增长。特别是受美国关税措施的影响，对美出口减少了8.1%，对华出口也减少了8.4%。
消费也随之持续低迷，4月份的零售额比去年同期减少了0.1%。虽然受个别消费税下调的影响，汽车销量增加了16.3%，但家电（-8.7%）、家具（-9.1%）、服装（-7.9%）等其他主要产品的销量均有所减少。服务消费也以住宿、餐饮业（-2.5%）为中心呈现低迷状态。
韩国《亚洲经济》发布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微博的“李在明与中国元首通电话照片”5月12日美中双方达成初步贸易协议，关税预期回归正轨（不是正常），对韩国家庭和企业的消费心理指数有相当大的提振作用，而是否能趁着新政府上台的“热乎劲”，运用好11月APEC会议与中国的高级别互动，让韩国经济能够更快搭上中国快车，是李在明政府的重要课题。排除日本对韩国的干扰，是这个课题的基础之一。
五是李在明高举独立运动的大旗，似乎也释放出了争取民族和解，有意主动修复朝韩关系的信号。李在明就任后，任命了两名资深朝鲜事务专家进入内阁，国家安保室室长提名人魏圣洛，曾经是韩国驻俄罗斯大使，六方会谈韩国代表团团长。国家情报院院长提名人李钟奭是从大学时期开始研究朝鲜问题，“历仕四朝”。2000年，作为特别助理陪同金大中访朝，开启了历史性的“阳光政策”；2007年，他是卢武铉访朝签署《南北共同宣言》的幕后操盘手，2018年，李钟奭作为顾问团核心成员参与了文在寅与金正恩的三次会晤。
这两个任命既是对尹锡悦“仇北”政策的拨乱反正，也可以看做是清理、改造情报机关和对朝工作机关，以在“朝韩两国论”下，适应新形势，恢复与朝鲜沟通的准备工作。而具体动作上，李在明政府上台后迅速着手约束保守阵营控制的反朝NGO，以避免“垃圾气球对轰”，可以看做是对这一议程的配合。
早在去年12月尹锡悦戒严失败后，日本《周刊现代》副主编近藤大辅就预言，“噩梦般的文在寅政府将回归，韩国即将诞生“抗日怪兽”政权。”
韩国“保守三报”之一的东亚日报，对尹锡悦“果断修改对日政策”颇为怀念，并称李在明与石破茂的电话没有提及历史问题较为明智。对日本政府来说，上述这些恐怕就不是什么值得开心的消息了。李在明作为平民子弟，参与反日运动由来已久，不久之前还在因为日本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不惜绝食斗争。作为文在寅的衣钵继承人，无论为了平衡选票，选前如何“柔化”，其与日本并不友好的底色无法改变。
虽然日本媒体都在尽力描绘李在明上台后，对日如何客气温柔，但经济方面，日本与韩国是产业重叠，甚至是直接竞争关系。两国在2019年文在寅政府时期，还闹出了互相将对方剔除进口白名单，抵制对方国家品牌的运动，期间日产汽车、日本光学、奥林巴斯等日本品牌都彻底退出韩国市场。2023年，尹锡悦政府修复了和日本的贸易摩擦，但是韩国市场已经被本土品牌迅速抢占，日本实质上失去了大量韩国消费者。军事方面，虽然有美国的威压，要求日韩不断深化军事合作和情报共享，但是韩国也曾经将终止《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作为威胁，要求日本就范。虽然最终在美国介入下没有成行，但也导致日本统合幕僚监对韩国高度不信任，日韩军事合作被文在寅政府“搅黄”。
现在李在明一面要继承文在寅的旗手位置，一面要提振韩国经济，一面要树立政治典型，一面要占领道德高地，对日的表面和缓有其实用性和必要性，但亲日甚至媚日，确是绝对不敢触碰的，也毫无实惠可言的“高压线”。对日本敲打与合作同时进行以争取实惠，利用日本修复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可能才是李在明的真实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