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那时起，同样的潜在模式和风险持续驱动着全球假冒贸易。经合组织和欧盟知识产权局联合发布的第四份研究报告《2025年全球假货地图：全球趋势与执法挑战》详细描绘了全球假冒贸易的图景，并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保护消费者、支持合法企业和维护国际贸易诚信的实用指导。
服装、鞋类和皮革制品仍然是受影响最严重的行业，共占查获假冒商品总数的62%（见下图）。同时，报告发现，造假者正在向新的领域扩张，几乎触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汽车零部件、药品、化妆品、玩具和食品等危险假冒产品日益猖獗，对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经合组织秘书长马蒂亚斯·科曼表示：“非法贸易威胁公共安全，损害知识产权，阻碍经济增长，而随着造假者利用新技术和新手段逃避监管，风险可能会进一步加大。” “经合组织持续监测和绘制全球假冒贸易地图，表明各国当局有必要采用新的工具，加强合作和信息共享。”
虽然中国仍然是假冒商品的主要来源地，占2021年所有报告查获假冒商品的45%，但亚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的其他国家也参与了假冒贸易。
报告还强调了贸易路线的演变。造假者越来越多地使用国际水道，并采用“本地化”策略，将未组装的零件或包装运送到更靠近终端市场的地方组装假冒产品，这进一步增加了检测难度。
造假者越来越精于快速生产热门产品的假冒产品、进行在线广告宣传以及利用审查较少的运输方式；约65%的查获商品涉及小包裹和邮件，这表明人们正在转向速度更快、更便捷、检查风险更低的分销渠道。
为了应对这一全球威胁，报告呼吁持续监测并采取更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包括海关、警察、金融情报机构和市场监督机构之间的实时信息共享。加强贸易中介机构、邮政和航运服务、自由贸易区和物流公司之间的合作和最佳实践交流，对于防止其网络被滥用至关重要。
全球假货贸易现状
根据全球海关数据显示，2020-2021年期间，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是假冒商品的主要来源地。这延续了新冠疫情之前的模式。
对行业和执法专家的采访显示，假冒商品的贸易路线正在发生变化。他们指出，例如，多瑙河沿岸的走私活动正在增加。这部分是由于多瑙河作为国际水道的地位，有利于减少跨境流动的限制。
假冒商品贸易路线的转变可以归因于多种因素。首先，在新冠疫情期间，边境关闭促使犯罪网络探索其他运输方式，其中一些方法被证明是有效的，因此仍在使用。此外，当前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例如乌克兰持续的冲突，扰乱了传统的贸易路线。最后，在某些情况下，执法机构将重点转向了更高优先级的地区，使得非法贸易商得以利用监管较少的渠道。
对执法部门和行业专家的采访突显出，生产“本地化”现象日益增多。这种做法虽然过去就已存在，但直到最近才被发现是一种日益增长的现象。“本地化”指的是在靠近目的地市场甚至在目的地市场内部生产假冒商品。这些假冒商品通常由进口的零部件或原材料组装而成，并采用与正品相似的包装和标签。
受访的执法和行业专家强调，本地化给假冒商品供应商带来了额外的挑战，因为它需要建立生产设施；这些设施通常设在一些监管较少的自由贸易区。这种方法使造假者能够通过在靠近终端市场的地方建立设施来规避检测，同时充分利用自由贸易区提供的灵活性。
造假者会采取多种策略来降低与本地化相关活动被发现的风险。其中一种策略是将包装材料与商品分开运输，这样只有一小部分假货容易被扣押。此外，如果未经组装且未贴牌运输，可能侵犯商标、设计或专利等知识产权的零部件也不太可能受到审查。
本土化趋势显著改变了假冒产品的传统特征，给执法机构带来了新的挑战。此外，执法机构越来越重视那些对健康、安全或环境构成风险的假冒产品，从而降低了对其他本地生产的假冒产品的关注。本土化使造假者能够利用这一执法漏洞，尤其是针对那些被认为危害较小的产品。
查获数据证实了本土化趋势，所有查获案件中，很大一部分（20%）涉及包装材料、标签和其他身份验证组件，例如全息图或二维码。
中国仍然是假冒商品的主要来源地，占所有报告查获假冒商品的45%。如图2.1所示，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在2020年和2021年仍然是查获假冒商品的主要来源国。查获商品总价值的47%和27%分别来自这两个经济体。除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外，其他地区也参与了假冒商品贸易，包括其他亚洲国家、海湾国家和某些拉丁美洲国家。因此，许多地理上分散的国家都参与了全球假冒商品贸易，尽管程度不同。
土耳其在假冒商品贸易统计数据中的地位发生了有趣的变化。此前，土耳其在假冒商品来源国名单中排名较高。然而，最近的数据显示，与2020年相比，2021年土耳其在查获的假冒商品总价值中所占的份额有所下降。相比之下，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在查获的假冒商品总价值中所占的份额同期有所上升。
土耳其在查获假冒商品来源国中占据突出地位，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现代化的物流基础设施，这使其成为过境假冒商品的热门之地。在这方面，土耳其海关数据提供了宝贵的见解，数据显示，2023年土耳其海关当局查获的所有假冒商品中，21%与进口环节有关，19%与过境和仓储环节有关。
另一项分析考察了各经济体出口假冒商品的相对倾向。与绝对数量评估不同，该分析考虑的是假冒商品在贸易流中的估计份额，从而深入了解假冒商品的相对流行程度，而非其出口总额。
出口假冒商品的相对倾向由GTRIC-e评分衡量，这是一个需要进行一些解读的细微指标。总体而言，GTRIC-e评分较高的经济体要么报告假冒和盗版产品的绝对值较高，要么在其出口商品中显示假冒商品的比例较高。
（GTRIC-e 也通过以下四个步骤构建：第一，计算每个报告经济体的原产国经济体的查获百分比。第二，计算每个原产国经济体的总查获百分比，并以报告经济体在敏感进口总量中的份额作为权重。第三，由此，根据原产国经济体在贸易总额中的权重，确定每个经济体的假冒产品来源因子。第四，基于这些因子，计算 GTRIC-e。）
表2.1根据2020-2021年期间出口假冒产品的倾向，对主要来源经济体进行了排名。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土耳其和黎巴嫩位居榜首。考虑到叙利亚境内持续不断的武装冲突，以及其掩盖货运单据、为非法货物贸易提供便利的倾向，叙利亚出现在榜单上尤其引人关注。
受假冒产品影响的行业范围广泛，全球查获数据显示，涉及约50个不同的产品类别。几乎所有受知识产权 (IP) 保护的产品都容易受到假冒。正如一位执法人员在采访中所说，“没有什么能让我感到惊讶”，这凸显了假冒活动的广泛性。
然而，查获的商品分布往往集中在较为有限的产品类别中（图2.3）。这些类别通常利润较高，更容易被执法机构发现和查获。
2020-2021年，成衣仍然是最常见的假冒商品，其中服装和鞋类占比最高。服装占总缴获量的21.6%，鞋类占21.4%。紧随其后的是皮革制品和电子产品，这与2017-2019年的数据一致，当时这四个行业已成为造假者的主要目标。
就查获商品的价值而言，假冒手表和鞋类位居榜首，分别占全球查获总价值的23%和15%。2017-19年期间，手表（25%）和皮革制品（17%）占全球查获商品价值的最高份额。这些发现突显了造假者持续专注于高价值、高需求的商品，且产品类别选择相对狭窄。
图 2.4 显示了 2020 年和 2021 年的查获情况对比，按年份和产品类别进行了细分。在这两年中，鞋类、服装和皮革制品都是查获最频繁的商品，表明这些产品类别持续存在被假冒的风险。
2020年和2021年，查获商品价值占比出现了显著差异。例如，2021年，手表的查获价值占比下降，而电子产品、玩具和游戏以及机械的查获价值则有所上升。然而，这些波动并不代表持久趋势，而只是暂时的变化。这些变化反映了执法重点的转变，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反映了特定产品类别中大规模查获的成功。
进一步分析考察了相对的假冒倾向，提供了一个细致入微的视角，既考虑了假冒商品的总量，也考虑了每个类别假冒商品在总贸易量中的估计份额。该指数（如表2.2所示）显示，在2020-2021年，最容易受到假冒影响的行业包括鞋类、服装、皮革制品和烟草。这些类别的GTRIC-p得分较高，这表明这些行业中假冒和盗版产品的绝对值较高，或者假冒产品的比例较高。
假冒商品令人担忧的一个方面是其潜在的危险性。由于缺乏任何形式的安全测试，这些产品可能带来广泛的健康、安全和环境风险。此外，由于没有负责任的公司监管这些商品，因此当事故发生时，责任追究也缺乏。
许多假冒产品可能带来严重的健康和安全隐患，尤其是在药品、化妆品、食品和玩具等类别中。这些高风险产品在查获数据中始终占据突出地位，假冒零配件是另一个重要例子。对执法部门的采访显示，具有严重健康风险的产品，包括假冒化妆品和药品，是肩负维护公共福祉任务的执法机构的重点打击目标。
此外，受访专家强调，造假者对市场趋势反应敏捷，迅速生产最畅销产品的假货，并利用热门网络平台和服务接触消费者。这些策略包括将假冒产品的链接嵌入弹出式广告中，从而扩大其覆盖范围。
假冒商品非法贸易日益利用现代物流和技术进步；合法贸易流通被渗透，减少了对秘密走私的依赖。这种转变的部分原因是执法机构对侵犯知识产权商品的重视程度相对较低，它们往往被众多相互竞争的优先事项压得喘不过气来，缺乏充分应对知识产权侵权的资源。
2020-21年，邮政服务是运输假冒商品的主要渠道，近60%的查获商品是通过邮件抵达的（图2.5）。其次是快递和空运，分别占全球海关查获量的17%和13%。对邮政服务的依赖凸显了造假者利用传统运输方式广泛且隐蔽地分发非法商品的适应性。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邮寄方式查获的假冒商品价值占比有限（18%），与通过海运查获和运输的假冒商品价值相当，而海运仅占海关查获商品数量的2%。这清晰地凸显了通过小邮包运输假冒商品所带来的挑战，这些小邮包体积巨大，但价值与其他运输方式相比微不足道。
2020-21年，无论是全球海关查获量还是查获商品的总价值，公路运输的假冒商品非法贸易均有所增加。2017-19年，公路运输仅占全球查获商品价值的4%，但在2020-21年上升至18%。相反，海运运输量显著下降，其占查获商品价值的比重从2017-19年的53%下降到2020-21年的18%。海关官员报告称，这种运输方式的转变表明，造假者正在不断改进策略，绕过海上路线，利用其他运输方式。
通过公路运输的假冒商品主要运往欧盟国家和美国。这一增长凸显了提高警惕、加强跨境合作的必要性，以遏制假冒商品通过公路网络进入这些地区。公路货运量的增加给海关官员带来了重大挑战，他们往往缺乏装运前数据，必须立即决定是否检查或扣押货物。缺乏预先信息阻碍了有效执法，增加了实时检测假冒商品的复杂性，并降低了扣押工作的效率。
使用邮政运输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小包裹，这类包裹通常被视为微量贸易，无需仔细检查。此外，由于发票上提供的数据通常有限，这些小包裹对执法机构的筛查和侦查尤其具有挑战性。如前所述，对包裹内容的描述通常含糊不清，“物品”之类的词语几乎无法提供任何线索，这进一步增加了侦查工作的难度。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小包裹的受欢迎程度显著提升，这反映了线上购物的兴起。小包裹不仅通过邮寄和快递服务运输，还通过空运，有时甚至通过海运集装箱运输，这进一步凸显了其在假冒商品贸易中的重要性。由于空运设施和港口通常缺乏对大型集装箱内小包裹进行检查的必要设备，这一发展给海关的筛查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大多数含有假冒商品的货物都是以小包裹的形式运输的，因此每个包裹中只包含有限数量的假冒商品。如图2.6所示，查获货物的规模总体上有所下降，2020-21年度查获货物中含有少于10件假冒商品的货物占所有查获货物的79%，高于2017-19年度的61%。这一趋势反映出，为了逃避侦查，人们正转向使用更小、更零散的货物。
近年来，小批量（少于十件商品）一直是最常见的假冒商品运输方式。在新冠疫情期间，随着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消费者行为转向线上购物，这种模式愈演愈烈。
假货的行业分析
本部分将以行业为单位，更详细地分析假冒产品贸易，并重点关注贸易路线，并探讨主要假冒产品来源国的作用，以更好地凸显特定行业的具体情况。
服装是最常被假冒的商品之一。所有类型的服装都被假冒，包括服装、配饰（帽子、围巾、头巾），而且大量品牌被侵权。查获数据清楚地表明，造假者会迅速适应时尚潮流，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对主要来源经济体的分析显示，中国、土耳其和中国香港仍然是2020-21年假冒纺织品的主要供应国。然而，图3.1也显示，新的参与者已经出现。值得注意的是，哥伦比亚和墨西哥在假冒纺织品来源经济体中分别排名第五和第七。这一数据表明，除中国和中国香港以外，亚洲国家在过去的主导地位有所下降，而海湾国家以及最近的拉丁美洲国家则占据了主导地位。
GTRIC方法显示，假冒服装产品的来源众多且遍布全球，其中孟加拉国、黎巴嫩、叙利亚和土耳其等国家很可能是主要来源。一些非洲经济体（塞内加尔、坦桑尼亚、贝宁和尼日利亚）和欧洲经济体（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但比例较小）也可能是假冒服装产品的来源，高加索地区的一个国家（格鲁吉亚）也同样如此。
图 3.2 显示了假冒服装产品的主要产地和目的地国家对。图显示，就查获价值而言，假冒纺织品主要出口至土耳其和法国等欧洲国家，以及中国出口至欧洲国家。
如图 3.3 所示，邮政服务（48%）和快递（23%）是运送假冒服装产品最常用的运输方式。其次是公路运输（15%），近年来公路运输的使用有所增加。公路运输广泛用于从土耳其发往欧洲国家的货物运输以及欧洲内部的货物运输。
此类产品种类繁多，从高档鞋履到最新潮的运动鞋或凉鞋，假冒商品种类繁多。此外，还有许多品牌的知识产权受到侵犯。与服装类别一样，假冒鞋类贸易也反映了消费者不断变化的品味和偏好。
2020-21年期间，假冒鞋贸易主要来自中国、土耳其和中国香港。近83%的查获假冒鞋来自这三个国家。就查获货物的价值而言，这三个国家占比高达94%。图3.4列出了主要的来源经济体。图中显示哥伦比亚已成为假冒鞋类的供应国，应密切关注这一发展态势，以确定其是否代表了供应国的结构性转变。
图 3.5 显示了假冒鞋类贸易的主要产地-目的地对，其中四分之一的查获假冒鞋类从中国流向美国。从中国或中国香港流向欧洲国家的份额也相当可观。
假冒鞋类贸易的特点是大量使用邮政服务将货物运送到目的地国家。约70%的查获假冒鞋类是通过这一渠道运输的（图3.6）。查获数据还表明，这些货物几乎全部以小包裹的形式运输，90%的查获货物包含不到10件商品，超过67%的查获货物仅包含一件商品。
假冒化妆品贸易范围广泛，涉及众多产品。这类产品包括香水、面霜、个人卫生用品、彩妆、牙膏和婴儿护理产品。这些不合格的假冒产品可能对消费者的健康构成重大威胁。
2020-21年，土耳其和中国是假冒化妆品的两个主要来源国，占此类查获数量的92%。图3.7显示了假冒化妆品贸易的主要来源国，从查获价值来看，中国和巴西是假冒产品的主要供应国。巴西的情况反映了两起重大案件，分别查获了来自该国的近3万件和1万件化妆品。海关数据没有提供关于这两起大规模查获案件的目的地和运输方式的更多信息。
从查获价值来看，从中国流向欧洲国家的假冒化妆品贸易占据主导地位。图3.8还揭示了一些不寻常的流动情况，例如从中国到摩洛哥的流动，以及从莫桑比克到斯威士兰的非洲内部流动。
2020年至2021年，假冒化妆品的首选运输方式是公路运输，占海关查获假冒化妆品的近60%。含有假冒化妆品的包裹平均体积较大，其中近一半包裹内含有十件以上假冒化妆品。
最常查获的假冒产品种类繁多，包括手机及相关配件，例如屏幕、充电器、后盖，还有电视或游戏控制器、电池或炊具以及发夹。
2020-21年，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是全球查获和交易的假冒电子产品的主要来源国，占全球此类海关查获量的93%（图3.10）。新加坡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分别是第三大和第四大来源国，但所占比例相对较小。
图 3.11 显示了假冒电子产品贸易的主要产地-目的地对，其中查获的这些产品价值的四分之一是从中国运往德国的。
美国也是假冒电子产品的主要目的地，查获的中国假冒电子产品价值的22%销往美国，17%来自中国香港。
2020年至2021年，假冒电子产品主要通过邮政服务运输，其中普通邮件占此类查获量的一半以上，快递占21%。
在当今互联互通的全球经济中，知识产权 (IP) 已成为一项关键资产和关键的价值创造要素。随着国际贸易的便利化，知识产权密集型生产和供应链已跨境扩张，连接着不同的市场和地区。这种全球一体化使企业能够创新并广泛分销富含知识产权的产品，从而促进增长和竞争。然而，国际化生产也使这些供应链面临重大风险，尤其是假冒贸易。随着全球市场的扩张，假冒贸易的复杂性和规模不断增长。
不幸的是，假冒风险不仅持续存在，而且仍然是一个重大隐患，破坏了复杂供应链的完整性。这些横跨多个国家的全球化网络越来越容易受到知识产权侵权风险的影响。目前，假冒商品的非法贸易对经济增长和创新构成威胁，同时也威胁着公共健康、安全和法治。
此外，假冒贸易还会滋生腐败和有组织犯罪，形成恶性循环：创新受到抑制，消费者信任受到侵蚀，资源从合法企业转移到非法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