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放缓、社会矛盾日益复杂的背景下,中共缺乏足够的制度型合法性。所以习近平只能回归“红色血统”来强调革命正统性,用“我不是选出来的,我是打出来的”逻辑维护其权力合理性。习近平本人出身“红二代”,天然代表“革命嫡系”,推动红色意识形态符合其自身利益,也更能巩固军队、老干部、保守派对他的支持。在他看来,“民主改革”、“思想自由”、“集体领导”都可能导致体制崩溃。所以必须加强党的控制、宣传审查、意识形态统一,用“红色专制”来抵御“颜色革命”。此外,贸易战、科技制裁、台海危机等加剧了习近平对西方敌意的认知。他开始强调“制度自信”“斗争精神”,主动与西方模式拉开距离,并试图树立“中国模式”作为第三世界的新典范。这也使得其红色意识形态在国际传播上具有“对抗性工具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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