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后这几年日本的网络上，针对外国人的言论正变得越来越刺耳。有人在社交平台上公然嘲讽，也有人在视频节目里煽动情绪。
更令人意外的是，这些人之中，许多从未与外国人真正交谈过，却能自信地谈论“外国人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认知，大多来自短视频、新闻片段、或者网红的评论。于是，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几乎不存在的“外国人形象”，在网络的回音壁里不断被放大，变成可以宣泄的情绪对象。
今年三月，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发布了一项《与外国人共生相关的意识调查》。结果显示，近七成日本人认为社会上存在对外国人的偏见与歧视，这一比例之高，让人难以忽视。
过去存在的“反中、嫌韩”情绪多集中在邻国，而如今的排外对象已经模糊化、泛化，从库尔德人、绿教徒到非洲裔移民，几乎所有外来群体都成了情绪的出口。人们不再区分是谁，只要是“外国人”，就容易被视为潜在的威胁。而在同一份调查里，73%的人几乎没有与外国人交流，41.5%的人甚至没有任何外国朋友。也就是说，多数人并不认识自己所厌恶的对象。这样的数据让一种现象有了更清晰的定义——这并非基于现实冲突的仇恨，而是一种被网络制造出来的“云仇恨”。
所谓“云仇恨”，是一种建立在信息洪流上的敌意。人们不需要亲身经历，只需在社交媒体上听到、看到、被推送，就能参与到情绪的扩散中。网络网红、评论者常以“爱国”或“揭露真相”的名义输出刺激性的内容，而平台算法为了留住用户，进一步放大这些言论，形成一批批的“傻子共振”。
于是，一个人看到的、评论的、转发的，并不一定是真实的外国人，而是被演算法拼接出来的“想象中的敌人”。这种情绪的传播不靠事实，而靠参与感。
当谣言在回音壁里循环，人们在愤怒中相互确认，就会获得一种“我没错”的安慰。越是没有接触外国人的人，越容易相信那些极端的叙述；越缺乏现实经验的人，越容易被社交媒体塑造的幻象带走。
有人说，这是一种集体被算法教育出的偏见，也是一种对现实无力感的出口。不像过去一样发生在街头，而发生在屏幕里；不存在人与人的冲突，而是仇恨情绪的自动生成。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日本社会的仇外并不发生在现实空间，而是发生在“未曾相遇的世界”里。
许多日本人这一生从未与外国人交谈，甚至没有走出自己过出生的县，却能对“外国人问题”侃侃而谈。有些人也不是天生坏，而是被信息的洪流卷入了一种“参与的错觉”。
网络让人获得“我也在观察世界”的幻觉，却同时剥夺了面对面的经验。于是，仇恨在最缺乏现实接触的人群中生根发芽。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仇外情绪能在日本快速扩散——它不依附于事实，只依附于想象。
现实中的数据，实在是打破认知。日*在街头发放“事实核查式”传单，用简明的数据反驳谣言：上面写着：过去十年在日外国人数量增长约1.7倍，但享受生活保障的人反而减少，比例仅占2.9%；所谓“外国人犯罪导致治安恶化”的说法，与现实完全相反——自2005年以来，刑法犯起诉数下降了四成以上。至于“外国人占用医保资源”，官方数据显示，他们的医疗费用仅占总支出的1.39%，而很多人即使缴费，也因为不了解制度而几乎没有使用。
连“外国资本买下日本土地”“留学生享受特权”这样的流言，也被一一拆解：外国人购地须受投资限制，不存在特别优待；文部科学省奖学金的六成由日本人获得，超过九成的留学生靠打工维持生活。那张传单的结尾写道：“制造社会不安的，不是外国人，而是那些利用不安煽动情绪的人。”这句话冷静又准确，像是对整个“云仇恨”时代的一针见血的注脚。
但问题在于，网络上的“民意”早已反客为主。社交媒体的情绪化讨论逐渐被当作“群众声音”，反过来影响政治议题的走向。当政治家为了迎合舆论而出台限制外国人的新政策时，那些原本基于误解的仇恨就被赋予了官方认证的“大义名分”。
接着民众看到政府行动，更加确信“外国人确实是问题所在”；而日本政府为了回应新的情绪，又继续强化政策。网络制造的幻象与现实政策互相加速，一个“朝敌指明”的回路就此形成。表面上看是政治响应民意，实质上却是民意在裹挟政策，一步步推高日本社会的排外阈值。
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结构，它让社会失去了理性纠偏的能力，也让“事实”在政治化的回声中被掩盖。每当政策越收紧，公众的偏见就越得到确认；而当舆论失控，政府又急忙“表态”，哪怕只是象征性的限制入境或强化管理。最后留下的，不是更安全的社会，而是一种集体自我催眠的稳定感。
如果再把时间往前推一百六十年，就能看到几乎相同的逻辑。幕末时期，日本因开放通商导致物价飞涨、金银外流。米价在短短几年间上涨八倍，民众怨气沸腾，矛头自然指向外国人。
那时的“攘夷”不是政治理念，而是一种经济焦虑的宣泄。又过了八十年，太平洋战争前夜，生活困顿的庶民再度成为物价高涨的受害者。政府实施配给，黑市横行，人们的愤怒无处安放。
在“国家总动员体制”下，他们不能批评政府或军部，也不能质疑天皇，于是唯一能责怪的对象再次成了“外国人”。夏威夷的日语报纸《日布时事》曾在1941年写道：部分激进分子只要见到英美人就恶意挑衅。这些记载说明，当社会缺乏可以直面的出气口时，外来者就会成为情绪的替代品。
八十年后，日本又回到了熟悉的循环。物价再次攀升，能源危机让生活成本高企。2024年的通胀率已跃居G7之首。在这样的局势下，公众重新开始寻找可以“负责”的对象。
有人怪首相无能，有人怨财务省僵化，但更直接的宣泄口是“外国人”。今年夏天的参议院选举里，以“日本人优先”为口号的右翼参政党迅速走红，候选人宣称“外国人犯罪激增”“外国资本在侵占土地”。
媒体指出这些言论缺乏根据，但在网络上却引来更多支持。因为对许多人来说，事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种能让人暂时忘却现实焦虑的“正义感”。最终，参政党获得超过七百四十万张选票，成为第三大政治力量。这场“政治版云仇恨”，与幕末的攘夷运动，其实是同一个情绪的现代延伸。
这种像大姨妈似的周期性的情绪，也许可以称作一种“集体记忆的断裂”。每隔八十年，当上一代的经验消失，历史的教训便随之遗忘。幕末那些喊着“赶走外国人”的人，到了战前几乎都不在人世；而经历过战争的那一代，也早已淡出舞台。于是，同样的情绪又在新一代中复苏。人们再一次把不安投射到外部，相信“只要赶走外国人，社会就能恢复平静”。从幕末到战前，再到今天，这样的逻辑从未真正消失，只是换了传播的媒介。
现在，类似的口号又开始在网络上泛滥。有人说“外国人滚出日本”，有人把生活的停滞、工资的下降、政策的无力都归咎于外来者。这种声音在算法的推动下不断扩散，而理性的声音却越来越微弱。日本的“攘夷”从来不止是历史，而是一种周期性的大姨妈。
但归根结底，当经济停滞、生活艰难时，人们的信心也会跟着下滑。信心消失之后，社会就会变得敏感、极端，对外界充满敌意。一个人如果觉得未来有希望，就不会需要发布仇恨言论获得存在感。
通过日本的例子来看，当老百姓有钱、有安全感时，社会自然会变得平和，就像2，30年前的日本，所以说要让排外主义消失，靠的不是口号，也不是政策，而是让生活重新有盼头，归根结底还是把经济搞好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