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移民数量可能比财政部的预测高出15%左右。此前，澳洲政府通过降低13所大学的风险评级，悄悄加快了国际学生签证的处理速度。
前移民部高级主管Abul Rizvi表示，尽管净移民人数处于3年新低，并没有达到澳洲抗议者3月声称的“大规模移民”水平，但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变化意味着，净移民人数将超过预期。
财政部预计，本财年的净移民人数为26万人，低于去年预计的33.5万人。然而，Rizvi预计，净移民人数将比财政部的预测高出15%，相当于新增4万移民。
“在目前的政策设置下，将来的海外净移民人数可能在30万左右。政府处理学生签证的速度将再次加快，大量积压的永久签证申请将得到审批。”
Abul Rizvi（图片来源：《澳洲金融评论报》）
上个月，政府悄悄放宽了内政部对13所公立大学的风险评级，其中包括Griffith University、University of Wollongong和西悉尼大学。
内政部根据一所大学有多少学生违反法律，或因欺诈而被取消或拒绝签证，来评定该校的风险评级。一所大学的风险评级越低，其学生签证的处理速度就越快。
内政部发言人证实，申请风险评级较低大学的学生可以“通过声明”证明自己符合经济和英语能力的要求。
澳洲公民、海关和多元文化事务部的Julian Hill表示：“政府的诚信措施正在发挥作用，我们看到大学的风险在降低，这是一件好事。”
Rizvi表示，风险评级越低，获批率就越高，意味着申请率也就越高。
政府还增加了能享受“优先”签证处理资格的国际学生数量。每所大学都有自己配额的优先处理学生。当某所大学达到其配额的80%时，内政部将放缓签证处理速度。
（图片来源：《澳洲金融评论报》）
教育部长Jason Clare上周宣布，2026年优先处理名额的总分配数量将增加11%，这意味着将增加15660名国际学生。悉尼大学是澳洲八大联盟中唯一一所在2026年没有获得更多名额的大学。
“更低的风险和更高效的签证处理并不意味着更多的学生人数，因为大学现在是在一个有管理的增长体系中运作的。此外，签证处理资源是有限的。
但Monash University的教育专家Andrew Norton表示，各高校很可能已超出2025年的优先配额，且可能再次超额——毕竟它们至今未因此遭受任何不利后果。
他说：“超过指示性上限并未受到任何严厉处罚，这意味着将有更多的学校挑战（超过上限）。”
随着疫情后的净移民数量激增，政府试图控制净移民，因为社区越来越担心净移民会给住房和基础设施造成的压力。
近日，March for Australia举行了一系列反对“大规模移民”的抗议游行，反对党后座议员安Andrew Hastie表示，澳人在自己的家却像“陌生人”。
但Hastie本月早些时候表示，净移民人数正从疫情高峰期下滑，人们被有关移民的错误信息所误导。
（图片来源：《澳洲金融评论报》）
上周日，内政部长Tony Burke拒绝承诺净移民的“神奇数字”或目标。他在接受ABC的Insiders的采访时表示，适当的净移民水平是“根据国家的需要量身定制的”。
Rizvi表示，政府应该为移民设定一个目标区间，类似于澳联储设定的2%至3%的通胀目标，他呼吁建立一个让部长负责的政策框架。
他说：“那种认为政府不做长期移民规划是因为希望保持灵活性以应对不断变化环境的想法，真的很愚蠢。在这个基础上，政府永远不会为任何事情做计划。”
财政部的移民预测因疫情期间的一系列失误而备受诟病。在2022-23年，这一数字减少了35.55万人，降幅近200%。2024年，时任财长Steven Kennedy承认，财政部的移民预测记录“相当糟糕”。
这一预测很重要，因为它会影响到预算对收入和经济的估计，而收入和经济会影响到政策决定。
Rizvi表示，财政部对下一财年净移民人数的预测为22.5万人，与国际学生及其他临时移民签证的政策设定存在矛盾。
自疫情爆发以来，允许移民在签证申请处理期间滞留澳洲的过渡签证签发量翻倍至超40万份，仅今年就增长了17%。
Norton指出：“财政部短期内严重误判净海外移民数值的原因之一，在于其将正常离境水平纳入考量，而现实情况根本不存在这种离境量。”
Tax and Transfer Policy Institute的移民专家Lachlan Vass表示，另一项“被忽视”的因素是打工度假签证——该签证允许年轻人边工作边度假以筹措旅费。
Vass指出政府已放宽该签证的工作要求，特别是英国公民现可将停留期延长至3年。
2024-25年度签发的打工度假签证创下32.1万份的纪录，其中四分之一来自英国，持该签证的年轻人计入净海外移民数据。
Rizvi指出，澳洲劳动力市场走强也推动了来自新西兰的移民潮。2024年，澳洲政府放宽了新西兰临时移民的入籍条件后，海峡对岸的移民数量可能持续增加。
Rizvi表示，缺乏海外净移民计划将给澳洲造成了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