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7日，杨兰兰酒驾撞人案再次开庭，人却没来。
这已经是她第三次“缺席”庭审。法庭外挤满了专程赶来的华人旁听者，有人失望摇头，有人愤愤不平：“有钱就能这样拖着？”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关于司法程序、保释制度与公众期待的落差问题。但深挖下去，真正让人不安的，不是一个人能不能不出庭，而是当财富与法律相遇时，普通人感受到的那种无力感。
我们先说清楚：在澳大利亚的法律体系下，被告在某些阶段确实可以由律师代为出庭，尤其是案件尚在审理准备期、未进入正式答辩或审判环节时。
这并非“特权”，而是程序权利。杨兰兰目前仍处于保释状态，未被定罪，因此享有法律赋予的自由与程序保障。
从法理上讲，她的律师反复申请延期、协商认罪方案、与检方沟通，都是合法操作。法官同意延期，也并非徇私，而是司法程序中的常见安排。毕竟，任何司法系统都鼓励通过协商解决案件，以减轻法院负担。
但问题出在，公众情绪与司法程序之间的巨大鸿沟。
这起案件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不仅仅因为酒驾、豪车、重伤，更因为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人们对“公平”的朴素认知：你撞了人，伤者躺在病床上，而你穿着香奈儿、戴着梵克雅宝，悠然自得地生活，连法庭都不用亲自去？
这种反差，刺痛了人心。
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她每次露面都极尽奢华，保释期间穿万元高定、包场奢侈品店、狗戴Celine项圈、睡LV枕头。
而受害者George Plassaras，却因这场事故身受重伤，脊椎骨折、脾脏破裂，生活被彻底改变。
一边是“严重精神健康问题”的辩护理由，一边是社交媒体上频繁晒出的精致生活；一边说“害羞不敢露面”，一边又能在高级餐厅自如出入、参加品牌活动。这种矛盾，怎能不让人心生质疑？
她的律师拿高云翔案作比较，说本案“指控较轻”。可公众并不买账。因为在普通人眼里，生命没有轻重之分。一次酒驾，换来他人终身残疾，这怎么能叫“不严重”？
当然，我们不能用舆论审判代替法律审判。
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的基石，无论当事人是谁，都应依法处理。我们也不能因为一个人有钱、爱炫富，就预设她“一定有罪”或“必须重判”。
但司法程序的透明与可感，同样重要。
当一个案件反复延期，被告始终不露面，而律师不断以“正在沟通”“等待结果”为由申请休庭，公众自然会怀疑：这是否是一种拖延战术？是否在等待舆论降温？是否在利用制度缝隙，来争取更有利的结果？
这不是对澳洲司法的否定，而是对“程序正义”如何被感知的追问。
在理想状态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在现实中，资源的差异，往往会影响一个人在司法系统中的处境。有钱人可以请顶级律师团队，做最周全的辩护准备，甚至影响谈判节奏；而普通人可能连一个像样的律师都请不起。
这不是杨兰兰的错，也不是律师的错，而是整个系统必须面对的结构性问题。
我们希望看到的，不是一个“富人被群殴”的闹剧，而是一个无论贫富，都能被看见、被倾听、被公正对待的司法过程。
下一月，也就是11月14日，法庭再次开庭。书记官明确表示：“期待被告亲自到庭。”这不仅是程序要求，更是一种象征法律的尊严，需要当事人亲自面对。
我们不呼吁“重判”，只呼吁“亲临”。你不必流泪谢罪，但请站出来，直面你造成的后果。这不是为了满足围观者的猎奇，而是为了对得起那个躺在病床上的人，也对得起法律本身的严肃。
否则，即便最终依法判决，公众心中的“正义感”依然会落空。而当人们对法律失去信任，受伤的，将是整个社会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