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日下午，在东京国会大厦，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与日本维新会代表、同时也是大阪府知事的吉村洋文面对面坐下。这场在临时国会召开前夕举行的党首会谈，被认为是决定日本政局走向的关键一幕。双方达成共识，将以新联合政权的成立为前提，从16日起展开政策协商。维新党将在20日前作出最终判断，而那一天，正好是首相指名选举的前夜。
这场会谈的意义，不仅在于形式，更在于它所引发的政治版图重组。自民党目前在众议院拥有196席，失去了公明党的24席后，距离过半数的233席相差37席。维新党掌握35席，一旦加入支持行列，两党合计231席，只差两席即可“技术性过半”。由于首相指名投票最终由众议院决定，这35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换言之，维新的选择几乎直接决定了日本下一任首相的人选。
这场会谈的背景，是公明党突然宣布退出联合执政后的权力真空。表面上，这是一次迫于形势的补位谈判，但如今看来，更像是自民党经过精密计算后的主动调整。
公明党长期以来为自民提供全国性的基层组织票，然而随着创价学会成员老龄化、动员力下降，其政治影响力已不复当年。更关键的是，公明党所代表的“中道与和平主义”理念，与高市领导下日益右倾的自民党之间差距越来越大。创价学会重视外交缓和与社会稳定，而高市主张修宪、强化防卫、限制外国人政策，两者已很难在同一条线上共存。
维新党的崛起，恰好为自民党提供了新的答案。这个起家于大阪的地方政党，以行政效率、地方分权与财政自立为核心理念，在关西地区势力强大。它的政治风格鲜明，行动节奏快、改革立场明确，与高市倡导的“保守改革”思维天然契合。更重要的是，在席位上，维新的35票比公明的24票更具实质性支撑，这让高市有了重新组合执政联盟的现实基础。可以说，这场“公明退、维新进”的变局，并非突发的应急，而是自民早已写进剧本的权力重构。
在15日的会谈中，高市主动表达了对维新提出的“副都构想”与社会保障改革的认同。她会后向记者表示，“双方基本政策几乎一致”，并强调外交、安全保障与能源议题上“与自民并无太大差异”，暗示合作已进入实质阶段。维新方面则将“政治与金钱”的透明化改革纳入谈判范围，坚持全面禁止企业与团体献金。吉村表示，正因为在关键议题上找到共识，才判断“有启动协商的土台”。
所谓“大阪副都构想”，是维新党最具象征性的核心政策之一。它最初源自2010年桥下彻的“大阪都构想”，希望通过整合大阪市与大阪府的行政体系，打造一个具备更强自治与经济竞争力的地区结构。维新党多年来主张在东京之外建立一个拥有独立决策权与行政功能的“第二首都”，形成“双核心”的国家布局，使政治与经济的重心不再过度集中于首都圈。
吉村在记者会上强调：“日本需要双擎，而不仅是一个马车头。”这一理念在关西长期拥有深厚民意基础。尽管2015年与2020年的两次大阪公投均以微差未能通过，但“副都”概念依旧成为维新政治品牌的象征。如今，这个原本属于地方改革的构想，首次在国会层面获得中央政权的响应，对维新来说，这既是地方政治的突破，也是政治影响力的质变。
根据双方的安排，首轮协商由高市本人与自民政调会长小林鹰之、维新的藤田文武与政调会长斋藤亚历克斯共同主持，议题涵盖社会保障改革、政治资金制度与“副都构想”。吉村在记者会上表态，若协商能在20日前达成一致，维新党将在首相指名中“写下高市的名字”——在日本政治语境中，这几乎等于提前宣誓支持。
公明党的离场，让这场权力重组显得格外剧烈。或许自民党内部早已有人主张，维新比公明更符合未来路线：议席更多、立场更右、姿态更改革。对高市来说，这不仅是补足多数的手段，更是一场路线更新。不过代价也清楚：失去公明的全国动员力，换来维新的地方影响与改革压力，她必须重新平衡选票与利益之间的关系。
与此同时，在野阵营的持续分裂，使高市几乎没有真正的对手。立宪民主、维新与国民民主三党虽试图推出统一候选人，但在安全保障与能源议题上未能合流。国民民主代表玉木雄一郎拒绝在首相指名中支持高市，并表示若自民与维新联合，“我们就没有加入的必要”。高市也分别与立宪代表野田佳彦接触，在汽油税与减税制度上寻求有限合作，为未来法案审议留下回旋空间。
政治从来不是理念的较量，而是算计的艺术。高市早苗以三十五票的改革派，取代二十四票的中道派，用理念上的一致换取政权的稳定，用“副都构想”的共识打通地方与中央的通道。公明党的退出或许并非意外，而是自民早已准备好的一步棋；而维新的加入，则让日本政治的中心轴线，悄然又向右移动了一格。
在这个精密而冷静的政治世界里，没有真正的偶然。每一次分裂与重组，都是权力结构重新自我修正的过程。高市的首相之路，也许仍充满未知，但这场以“大阪副都”开篇的合作，或许已经悄然改变日本政治的未来方向。